三辰佐匹克隆片半衰期:《看苏轼》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问的凤毛麟角，不可数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做他的诗句：“猿吟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煜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生的厄运，要从王安石的新政开始。王安石的改革，固然勇气可嘉，但他的新政的措施，峻刻狷忿，法严责苛，加上操之过急，任用非人，结果民不受利，反而成害，遂酿成一次大的政治动荡，朝野大裂，宗派斗争，余波达半个世纪，差不多闹到北宋政权的结束。王安石这个人，世称拗相公，他拗在外表，仔细观摩他的内心世界，他的许多形状实在是伪君子。

苏东坡的刚直性格如能自我收敛一些，不是忤弄这位权倾一朝的同行，可能就能免祸。至少，不会在宋代历次的翻烧饼的政治运动中一再倒霉，知道搭上老命。从苏东坡的诗作中不难看出，即使他不想做自己，也难：“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

列宁说过：后院的鸡，飞的再高，非不出墙院，只能在垃圾堆上啄食；鹰有时候会飞的很低，但属于蓝天的他永远要高高飞翔在碧空里。苏东坡虽然“悔不卑飞”，但是他的这种“性格悲剧”，注定了他不可能卑飞，这也种下了他性格一生不幸的根由。《苏东坡传》中，把他划入反对新政的保守派阵营，并不完全正确。只是以司马光、欧阳修为首的保守派，人多正直，皆为君子，苏轼从思想感情上，从人文精神上，更容易彼此呼应，心际相通，因而贴近交融，情理之中。而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悉为奸邪，绝非善良，使得苏轼在良知上，必然要疏远这类肉食动物。

苏轼从未否定新政，他与神宗的奏折里，只是站在百姓的立场。觉得王安石的做法，峻急伤民，持不赞成的态度。同样，保守派全面反对新政的时候，他也没有声援。所以可怜的东破先生，成了两边都不讨好的尴尬人，成了《伊索寓言》里的那只蝙蝠，两边对他都有敌意，过着一种被拒绝的日子。何况王安石，很嫉妒。苏轼的诗，苏轼的文，苏轼的字，苏轼的画，在当时的轰动效应，流俗争相传诵，绝非今天文坛上的那些瘪三的作秀造势所能比拟。

帝王成了他的追星族，陶醉在他的诗文中，读到激动处，夜起徘徊。当时的高丽人，日本人派人长驻开封，高价收购苏轼的一切出版物。公元9世纪的后半叶，那是一个文学上的苏东坡时代。一直到今天，像一块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

文学的较量，只有绝对的高出一头，才能表现出雍容的绅士雅量。王安石虽然文才出众，诗文绝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同为大家，亦有高低之分，他在苏轼面前，还是 要矮上一头。所以，他指使他提拔起来的走卒，将苏轼打入大牢，折腾的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有妒意。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导致文人相整的格局。然而苏轼的文学成就又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他的对手没一个肯甘拜下风，然而，又无一不在文学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那些输急了的文人中的小人，和小人中的文人，便只有借助非文学的手段，把苏东坡扳倒。尤其，他说过：“某生平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时间乐事，无逾此者。”又言“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这样一说，更叫小人群落气的发昏。也使得他们要疯狂的收拾他。

文人相轻，本是一种习见的现象，中国文坛上，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谁也瞧不起谁，谁也容不得谁，不知道看过多少。不光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熟视无睹，也不以为奇。若是文人不相轻，心服口服的敬佩某位同行，那真是怪事一桩了。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轼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回顾文坛，另人高山仰止者，虽大有人在，但像欧阳修那般提携后进者，却并不多。而患有自我感觉良好症者，更为数不少。这类喜欢文人相轻的人，多自负，少自审，好自炫，乏自谦，有自大之狂，无自知之明，总自视甚高，自鸣得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于是轻人者，被人轻。被轻者，也轻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轩轾。说作家谦虚笃诚者少，浮狂傲气者多，不算夸张。即使有的恭顺和逊，但那骨子里的傲慢，即使是傻子也能感觉出来。还有的，当面不好说出来，什么还不错啦，还可以啦，比以前有进步啦。但是实他心里的话如若和盘托出，非要人犯心脏病不可。

其实，仅仅相轻，就不算太坏。应该是无所谓的事情，看不上别人的作品，当属于正常，品位不同，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自然评价就不同。即使你已经得到外国版税，只要我不喜欢，我也有权利不敢恭维。同样，自己的作品被人挑出点毛病，被人粪土一番，也不用天塌地陷。如若一遇好评，欣喜若狂，一闻批评，如丧考媲，如玻璃般经不起冷热，就要炸成碎浪了！话说出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没有相轻，何来竞争？惟其不让人相轻，就要写的更好，让别人 想轻你也不成。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感情作用也好，撇开消极的一面，相轻也未尝没有值得嘉许的一面。所以不必把这一争长短的行为看的太严重。就怕这种情节发挥严重，发作到王安石那种恨不能整死对方的病态，那负面效果就不好估量了。

翻开中国文学史，如果对大师级人物进行一次统计，你会发现，按人口比例，中华民族的文学大师，其数量要低于外国。这其中的一个毋庸讳言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文学小人群落，说的上是继往开来，络绎不绝。无论什么时代，总有这类东西跑出来作恶挫折那些能成为大师者，成不了大师。已经是大师者，无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苏轼活了65岁，如果天假以年，能够拥有他弟弟73岁那样的寿命，那么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是不是会更辉煌呢？如果我们嫩在苏轼的一生中汲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捷克作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结尾的两句名言，值得永远牢记

你可以读读余秋雨的一篇文章《东坡突围》，写的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