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被挠痒痒的文章:比较鲁迅小说与沈从文小说中的乡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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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沈从文创作风格比较
　　张明华
　　20世纪的中国文坛，有两个最有特色的，也可以说最优秀的作家，那便是鲁迅和沈从文。鲁迅对国民性、以及对现实社会批判之深刻，至今无人超越或达到；而沈从文对湘西的体悟，对人性的揭示，至今也是无人望其项背的。对于鲁迅，大家比较熟悉，他位列中国现代文学六大作家之首。而对于沈从文，大家却有些陌生。其实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就是北方文坛领袖，40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红色作家”的指斥，才退出文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沈从文的又声誉鹊起，“大师”的赞誉不绝于耳。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两位大家的有如此迥异的遭遇呢，本文试图从他们的创作风格上进行比较，让读者进行评判。
　　鲁迅早年学医,因为他父亲的病使他恨透了中医，于是东渡日本学习西医。虽然后来弃医从文.但炼就了医生望诊病人的目光。对社会的观察也是以医生看病人的眼光来看的。所以,他的作品中多是病态的人物。几乎找不出清纯和美丽来。沈从文早年热爱美术，甚至想到美专学习。在美术绘画上颇有造诣，后来虽然弃画从文，但养成了画家审美的慧眼，对社会的观察也是以一个画家的目光看的。所以他的作品中多是清新婉丽的形象，看不出丑恶和残忍。鲁迅用写实的手法描画当时社会的真，揭示人的“奴性”，沈从文用浪漫的笔法抒写当时社会中还存在的“美”，揭示人的本性。
　　两位作家，两种风格，缘于对生活的两种态度，两种眼光，缘于他们的两种使命感。鲁迅先生不是看不到美，但他却只写故乡的萧条和冷落，百姓的麻木与冷漠，因为他是为了给这个社会治病，对没有病的地方的审视和赞美不是他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沈从文先生也不是看不到丑陋，但他却只写翠翠的天真和烂漫，天宝的年轻和纯朴，因为他是为了给人们以美的愉悦，对病态的地方的揭示和诊治也不是他作为一个画家的职责。鲁迅写景，但仅是后院的两棵枣树的单调，秋天后半夜的阴冷，就连大年夜喜庆气氛的祝福在他的笔下也成了对旧社会制度的控诉。沈从文先生也写景，却是湘西的青山丽水的神奇，四季入画的诗意，就连本该反目成仇的恋爱的竞争也被他当作一道风景描绘的那样壮美。
　　所以，我们不能去责怪沈先生，何以不去描写那个社会的黑暗和丑陋，就如同我们不会责怪鲁迅先生何以看不见那个社会中夫妻的真爱，母子的亲情一样。因为沈先生是用画家的眼光审视那个世界，我们不能难为画家为我们描画厕所和脓疮，也正如鲁迅先生是用医生的眼光审视那个世界，我们不会难为医生为何只看到病人潮红的双颊而没有看到病人那双美丽的丹凤眼。
　　作为作家，他们是两种风格的人，他们各自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着生活，品味着人生。正如喝一杯酒，有的人尝出的是辛辣，有的人偏偏品出了清甜，他们的味觉没有失灵，他们的感受也没有错误。可是为什么多年来人们要这样贬低沈先生而如此的抬爱鲁迅先生呢？他们大约也如同那两个说玫瑰的花下有刺和说刺上有花的孪生姐妹一样，站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喜恶，发现了他们自己应该发现的问题，描画了自己喜欢描画的世界。可以说，他们都没有全面的去评价当时的社会，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因为他们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全面评价整个社会的必要。
　　可能是古语有云：“饱暖思淫欲”吧，当时的社会大多数人生活在不饱不暖之中，自然是每天为了衣食奔忙，为生计操劳，无暇去欣赏美的事物，于是，沈先生的美文理所当然的成了有闲阶级的茶余饭后的精神食粮，所以才被后人批判。不过我想，当时的真正的无闲阶级恐怕也顾不上去欣赏那些为自己摇旗呐喊，伸冤诉苦，甚至挖苦讽刺自己的文章吧，因为他们是一没有时间，二没有文化。真正的阿Q既永远看不到写阿Q的文章，也不会因为沈先生的文章而玩物丧志。回头看历史的陈迹，我们实在为沈先生感到冤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应该是任何社会的文学的理想境界，你说你的刺，我说我的花，为什么结局竟是如此的大相径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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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比较与思考
　　——女性形象比较
　　作者：何菊芳 视力保护色：
　　女性之于作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鲁迅的一生始终关注着女性问题。他从小便耳闻目睹，深刻体验处在社会最底层，被侮辱与损害的女性命运的凄惨，悲哀。在鲁迅笔下，女性永远是屈从和奉献的角色，她们的结局和命运始终充满着悲剧色彩。鲁迅一方面关注传统、制度给女性精神、心理乃至欲望、情感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揭示出中国女性自身存在的性格弱点和悲剧，期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祥林嫂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她的意义早已超越作品本身，她使我们更加透彻地了解女性的精神心理是怎样在男权制度下被扭曲异化以及女性在这种男权制度下如此麻木而不自知的精神状态。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从一而终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尤其在妇女头脑中。祥林嫂便是其中的典型。在她 的观念里，“一女不侍二夫”，即使丈夫死了，她也应终身守节，再嫁是绝对难以想象的。丈夫死后，她所企盼的只是自己能够像牛马，奴隶般活下去就心满意足了。然而不幸的是婆婆为了金钱利益，硬是把她卖给了贺老六，她以撞香案来表明自己的坚贞不二。这种刚烈和惨状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千百年来男性社会对于女性的屠杀以及女性的甘愿自杀。祥林嫂的反抗改嫁不是出于自身解放的需要，而是盲目地遵奉着封建礼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从一而终”的信条。自杀未遂，祥林嫂被迫接受再嫁的命运。儿子阿毛的惨死对她而言又是一致命打击。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再回到鲁四老爷家做女佣，然而情形却大不如前。她被鲁四老爷视为“不祥物”，剥夺了做祭祀的权利，众人眼中对她失节的鄙夷和不屑，加之丧子之痛，使她变得疯癫愚钝，诚惶诚恐。祥林嫂做个安稳的奴隶的希望破灭了，一想到死后将要面对阴间残酷的惩罚，祥林嫂便不寒而栗。她听信同样愚昧的柳妈的谗言，用辛苦帮佣挣来的十二千大钱捐了一条门槛，以期换得死后的安稳。她的“现世”和“来世”的希望本身以及她的捐门槛的举动也是以封建迷信思想作指导，不但没有摆脱痛苦，反而灾难越来越大。这一次次反抗行为的本身就带着深刻的悲剧性。这个命运多舛，懦弱而悲苦的女人，在经历了众多人间冷暖和世态炎凉后，终于在新年将近的祝福声中带着沉重的负罪感孤独地死去——勿容置疑，祥林嫂的惨死是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双重作用的结果。

　　与鲁迅不同，沈从文的女性抒写更多的是展现一种“爱”与“美”兼具的“原始生命形态”，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笔下的女性皆柔美似水，无论是纯情稚嫩，天真烂漫的少女，还是饱经生活磨难甚至是沉沦到社会底层的妓女，其人性的善良纯朴总闪耀着耀眼的光辉。其中纯美善良的湘西少女特别引人注目，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翠翠是湘西少女群中的典型,在她身上集中了湘西自然，民族，人情中最为优美的成分，她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情的化身与极至。翠翠犹如一簇嫩绿的水仙，承自然雨露的沐浴，受青山绿水的滋养。她温顺乖巧，与爷爷相依为命；善良纯净，跟着爷爷为路人摆渡；多情执着，对傩送暗生情愫，坚守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又坚强勇敢，心上人漂船而去，爷爷去世，她没有怨恨没有绝望，仍持着一份温柔，一份希望，继承爷爷留下的渡船，矢志不渝地等着心爱的人回来……翠翠的人性人情之美也在这坚守与等待中彰显其光彩，在她身上，我们领悟了湘西少女温柔似水的生命特质。沈从文借翠翠唱出了一曲醉人的生命之歌。

　　即使写妓女，沈从文也有别于一般现代作家的人道同情与正义控诉，沈从文赞美的是她们对爱的真诚追求，而决非卖淫本身，重在表现人性的蒙茸，淳朴，善良或扭曲变异中的人性闪光。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大多是只出卖肉体而不出卖灵魂的妇女，她们有着与寻常人一样的爱的关怀。小说《柏子》中那位不知姓名与水手柏子相好，让柏子“做着那顶切实顶勇敢的好梦”并且“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女人”，那个让柏子“将一个月储蓄的金钱与精力”全部倾注，以获得瞬间快乐的女人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人性闪光的一面。小说截取辰河码头水手与妓女雨夜相会的片段，为读者勾勒了湘西乡野处生活最底层的劳动者之间的一夕欢愉，全然没有肉欲的感觉，没有金钱交易的丑恶。我们看到的是青年水手和小镇妓女之间久别重逢的欢愉和放肆，分手时的叮咛和盟誓，离别后的缠绵和眷恋，看到他们相互同情，爱慕和慰藉的真情实感，这正是常人眼中的下贱的妓女身上所展现的人性美，作家在诗意的描写中，所真正重视和赞美的是他们之间相互从对方的需求与满足之间获取的人生享受与心灵慰藉，体现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

　　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湘西女性与鲁迅笔下思想封建，迷信守旧，性情软弱的女性形象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比。鲁迅写女性更多关注的是性格与社会的双重悲剧对中国妇女造成的深重灾难，带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而沈从文重在表现女性身上蕴涵的人情人性之美，以其独特的审美眼光或含蓄或恣肆的描写手段使湘西女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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