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案例的气动夹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有关格言及事例

在中国历史上，像身处垄亩而心怀“鸿鹄之志”的陈胜、“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等这样的人物，真是不胜枚举。但就上述三例而言，也足以说明，历来成大事、立大业者，通常都是对处境的顺逆不管不顾，也不管在朝在野，心中都长存一种浩然正气，因而不管遭遇任何挫折，都能不坠青云之志、坚守人生大节。正是在儒家思想的倡导下，在仁人志士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对气节特别重视，气节观被从圣贤到百姓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广泛接受，作为人生的准则，并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它总是让人感觉到正气满宇宙，大节镇乾坤。而一个人只要养得浩然之气，其一生就必然充满活力，充满精气神。
　　抗清义士夏完淳，十七岁血洒刑场。他在狱中书赠难友诗中的名句“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毫无疑问是对气节的升华。气节的升华极为严峻，一般要通过生死考验来进行最后提纯。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在历史上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忠诚与奸佞的矛盾冲突中，永远是鉴别光荣与耻辱、勇士与懦夫、英雄与叛逆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勿庸讳言，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中国古代社会精英的气节难免醇疵粘连（譬如他们身上同时留有“爱国”与“忠君”、慷慨就义与民族仇恨的印记等），但只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剥离，去芜存菁，就应该承认他们表现出的气节还是瑕不掩瑜的。下面再举几例，权作注解。

　　苏武牧羊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生动故事之一。西汉前期，与汉交恶多年的匈奴族且?侯单于，主动送回被扣在漠北的汉朝使臣，以示和好。汉武帝遂派中郎将苏武率团出使匈奴。当苏武完成使命即将返回时，匈奴祸起萧墙：缑王乘单于出猎之机，密谋杀害重臣卫律，劫持单于之母附汉，结果事败。苏武因其副手参与此事而受牵连。单于命卫律刑讯苏武一行。苏武担心属下贪生怕死，愧对家国，便慷慨陈词，激励众人：“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归汉！”然后拔出佩刀自刎，以明心志。卫律见状大惊，速召巫医救治，后又以高官厚禄诱降。苏武对卫律变节求荣的行径痛加斥责：“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卫律无奈，将苏武的表现如实上报。单于下令押送苏武去北海牧羊，佯称待公羊产下羔羊就放他南归，妄图迫其俯首就范。苏武身在异乡，但心向汉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直到汉昭帝初年，苏武才得以归汉。不辱使命的苏武，“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汉书·苏建传附苏武传》）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自幼即仰慕死后谥“忠”的乡贤欧阳修、胡铨等，立志要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而在南宋抗元的群英谱中，文天祥无疑是其中桡楚。他在被俘后写的《过零丁洋》更是传颂千古的爱国诗篇，而诗中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恰是他本人和历代爱国志士人生观的写照，也是其高尚气节的展现。不管是以前同朝为臣者前来劝降，还是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以高官厚禄，文天祥都坚决表示“受宋恩为宰相，安肯事二姓”，表现出一副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以至忽必烈都为有如此志节高尚之士而不能为己所用深感遗憾，而作史者也不得不盛赞文天祥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

　　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也是在支大厦于将颓、挽狂澜于既倒的危险时刻，让生命发出光辉的。其时，南明王朝苟且偷安、醉生梦死；清兵南下越过淮河、直奔扬州。面对蜂涌而来的清兵，史可法抱定“城亡与亡”的决心，与将士坚守孤城。围城的清兵统帅多铎数次致书史可法，劝其投降。史可法不加拆阅，就将来书投入火中。多铎恼羞成怒，疯狂攻城。城破之时，史可法拔刀自刎，被副将史德威等救下，但不巧与破城的清兵相遇。史可法临危不惧，大呼：“我史督师也！可引见汝兵主。”清兵将史可法带往统帅营帐，多铎再次劝说：“累以书招，而先生不从。今既竭臣忠，不为负国，能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史可法回答：“吾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多铎又说：“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史可法答：“承畴受先帝厚恩而不死，不忠甚矣。我讵肯效之？”“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万民，不可杀戮。”（《明史·史可法传》）多铎劝说无效，就杀害了史可法。铮铮铁骨的史可法，以其“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高风亮节，成为南明抗清以身殉职第一人。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小至个人生死，大至国家兴亡，时时处处都凸现出中华民族的气节观。而当气节需要以生命来换取时，历代有志有为之士无不表现出一种慷慨赴死、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气节，正如文天祥临死前在其衣带中所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而以上所举的苏武、文天祥、史可法等就是他们的典型，也是万世流芳的楷模。他们的志节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开拓进取，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苏武、文天祥、史可法、范仲淹、周恩来。。。。。。

文天祥在元军兵临城下时，明知前去谈判凶多吉少，考虑到“国事至此”，就“不得爱身”了。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几度挣脱元军魔掌，以期重整旗鼓，为国雪耻。临死时还一心要挽救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