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男和宅女的区别:<鹿鼎记>的结尾中,一些大儒劝韦小宝做皇帝,这一情节与中国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和中国传统文人有关,文人从不出头,只是幕后策划者.当初刘邦也是如此,萧何等甘愿背后出谋划策,不想也不能出头;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查伊璜四位，该算是当朝当首屈一指地大儒，他们居然劝韦小宝去做皇帝，还引经据典的拿刘邦作比。明眼人一看就是要不得的思想。韦小宝相形之下却是明白的很。"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只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已经不服，哪里还能做皇帝？" "我这吃饭家伙，还想留下来吃他妈几十年饭，这上面还生了一对眼睛，要用来看戏看美女，生了一对耳朵，要用来听说书，听曲子。"说他胸无大志也罢，但康熙却是称得上中国封建史上少有的好皇帝，"鸟生鱼汤"，可与唐太宗比肩，韦小宝是清楚的。"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过的就比明朝的好。" 康熙对韦小宝的四字定评为"不学有术"，能这样说的，也只有康熙呀。
中国文人历来如此只是背后策划而有了责任却不能承担,这就是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习惯里，文人一般是息事宁人的。比如晋代的陶渊明，看破官场险恶，隐逸山林，不问俗事，只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甚者还留下一部《桃花源记》传世千载，杜撰了一处安然太平的乌托邦，直接显现了旧朝文人的避世情绪。 古时文人辅佐君王，总要背后出谋划策，一旦君王不支持他的见解，便一走了之投以明主，是为“道不同不足与谋”。也许自春秋始，天降大任于孔圣人也，之后儒学思想影响下的知识分子与生俱来便带了些迂气。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扼杀不同政见，而儒生便闭了口，低了头，杀便杀罢；听说秦末一群农民戍守边疆时遇到大雨误了行程，陈胜吴广等人便揭了竿起事，而万众文人却目视焚坑从容就义？如此看来知识分子的先进性在秦朝似乎比农民高不出多少。

文人并非是没有骨气，可怕是看重了所谓尊严。蔺相如也非是怕了廉颇，但回避廉颇是因为廉颇扬言要给他下马威，丢了颜面与损害国家利益此时等同起来，于是趋车避之。 古时的门客在历史中常常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往往很多大的事件表面上是大人物的手笔，其实在背后出谋划策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文人，也可称作“食客”。无论是“门客”抑或是“食客”，由字面看，寄人篱下，食人之饭，就构成了附属关系。而奇怪的是这些“文人”（“食客”）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并不认为是低人一等，而与“养”他们的人平起而论，不高兴时尽可以拂袖而去；更奇怪的是那些“养”主，还真的不生气，低声下气去赔罪的也不少。好像“门客”（“食客”）有才就可以放旷，反之，你架子越大倒越有“才”了。求之不易便格外珍贵，人之常情嘛。这点倒与现实相仿，不足为奇。

文人给自己定位就是士, 士是古代四民之一。《汉书·食货志》说：“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为士。”在商、周、春秋时，士是最低级的贵族阶层。周代诸侯受封国于天子，卿大夫受采邑于诸侯，士受禄田于卿大夫。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卿大夫有家。到春秋末期，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 我国战国时代，诸侯逐鹿，相与争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领域，都需要大批人才。此时，“士”成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或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或有高强的武艺，或在某一方面有出类拔萃的才干。各国统治者便招募这些人，收于门下，被称为“门客”。这些门客寄食于豪门贵族，听候差遣服务,故门客也叫“食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