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神降临:《水浒传》的主题

《水浒传》主题新探
　　(一)简略的回顾

　　胡适有言:“《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里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①鲁迅说:繁本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至于宋江服毒一层,乃明初加入的。”②这两位《水浒》研究的先驱者,都指出《水浒》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一般认为,《水浒》的来源相当复杂,有:1、历史事实;2、传说故事;3、《大宋宣和遗事》;4、元杂剧水浒戏。最后才由文人增删定稿。

　　至于《水浒》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胡适和鲁迅都持这种观点。③对这一点,后世研究者作了相当细致复杂的工作,出入并不大。④至于版本问题,《水浒》最为复杂。对《水浒》的祖本、简本、繁本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不予讨论。总的说来,学术界一般认为,征辽、征田虎、征王庆都是明代人加进去的。至于金圣叹的古本说,纯属伪托。

　　至于《水浒》的内容,袁世硕认为,《水浒传》写宋代故事,许多方面符合宋代社会的实际,杂用元代社会事语的情况不多,其基本语言则为元杂剧的语言。⑤

　　以上涉及版本诸问题,是为了说明《水浒》的成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下产生的,《水浒传》故事的流传及其成书的原因是什么。这实际上涉及到《水浒》的主题,那就是,《水浒》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水浒》的主题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到了20世纪20年代,更有阶级观点分析《水浒》的主题。用阶级观点分析《水浒》,当然是西方理论分析《水浒》的开始。这个中又有两派,表扬者认为《水浒》宣扬平民革命,反抗阶级压迫,⑥另一派则批评《水浒》口气凶险,滥杀无辜⑦,或认为《水浒传》反映的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⑧这些观点最近又卷土重来,通过朱大可的杂论甚至某些大学生之口传播甚广。⑨

　　阶级观点的进一步运用就是“农民起义”的《水浒》主题说。冯雪峰认为,梁山泊是一个初级性的农民政权,尽管各头领出身不一样,但都是和农民群众一起举行起义,而且城市平民也统一在农民的革命斗争之内。⑩农民起义说成为建国后的主流学说,几乎所有教科书都把农民起义当成《水浒》的主题。至于我本人,同意周克良的看法:《水浒》头领只是绿林豪侠,并非农民阶级的代表。

　　又有《水浒》主题的市民说和忠奸斗争说。市民说实际上与农民起义说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是代表的阶级不一样罢了。我同意这样的评论:“把一个历史的复杂的艺术过程曲解为机械反映论的照相写真;把水泊梁山的各色人等跟近代欧洲的第三等级相提并论,看作从生产关系到伦理观念的变革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这不啻是用‘揠苗助长’的手法去改变历史进程。” 其实对于农民起义说也是这样。

　　由来最久的是忠奸斗争说。胡适说:“《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鲁迅持类似观点。胡适的观点也有渊源。明代的李贽便说过:“《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还说:“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 《水浒》的忠奸说建国后一度消失,近来赞同此说者日多。

　　也还有试图把这几种说法融合起来的, 兹不赘述。

　　以上说法,最接近《水浒》本义的还是忠奸斗争说。道理很简单,忠奸斗争这一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尤其是民间固有的思维方式,作为一部经四百年流传而定型的作品,《水浒》沿袭了这一思维方式来演绎故事是很自然的事情,要说完全没有浸染这一思想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事实上,中国古白话小说《三国演义》、《杨家将》等都是按这一线索来展开情节的。但是,《水浒》毕竟不同于《三国演义》、《杨家将》,相比较而言,虽然同样可以看作历史小说,但《水浒》对历史的反思要更深刻一些,这也正是本文要论述的主题。

　　(二)民族情绪与《水浒》

　　在《水浒》有关主题研究的探讨中,我觉得孙述宇《〈忠义水浒传〉序》的说法很有启发性。 他认为,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华北,敌占区民众与宋军溃兵结合,从事保乡社的自卫活动,宋廷以忠义来称呼他们。岳飞与忠义人合作,规模很大,结果被高宗处死。这段历史以及这个悲剧,便是宋江与弟兄们许多故事的背景。《水浒传》的产生,是由于宋金战争与宋人的民族情绪。这种说法有其精辟之处。虽然《水浒传》未必与岳飞的事情有绝对的联系,但说《水浒传》是出于宋人的民族情绪,却是十分有道理的。

　　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水浒》里的民族情绪。除了上文所引鲁迅所说,其他如余嘉锡、王利器等人都有提及。更早当然就是李贽了。李贽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这其实是十分精辟的说法。

　　关于这一点,侯会《〈水浒〉源流新证》论述尤为详细。他在“今本中的抗金遗迹”一节中,综合前人的成果,对《水浒》取材于抗金斗争之处论述甚详。比如认为双鞭呼延灼的原型是南宋抗金英雄呼延通,船火儿张横也来自抗金战场。而梁山女将扈三娘也实有其人。还有,杨雄、王英、张青、宋万、李忠、燕青等均出自抗金真实人物。而在侯会反复提及的吴从先《读〈水浒传〉》中更有一段有趣的记述:“江且南向让者三,誓众曰:‘宋江(按:当为宋室)流离,金人相扼,苟能我用,当听其指挥,立大功名。此寄命之乡,非长久之计也。’” 显然,在明代有一个我们没有见到的《水浒传》版本,而这个版本有直接的抗金描写。

　　不仅如此,《水浒》与宋元斗争也有关系。

　　事实上,《水浒》故事不仅在南宋初年流传之初取材于抗金斗争,在《水浒》故事成型的宋未元初也一直在添加抗金的故事。到了明代成书时,可能又有增删(见前面所述),但并没有改变《水浒》成书过程中形成的主题思想。

　　那么《水浒》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还是李贽说得对,既有忠奸主题,也有民族斗争主题,而以民族斗争主题为主。不过李贽的说法还没有说到点子上,那就是《水浒》并不仅仅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愤”,而是对北宋灭亡甚至有宋一代积贫积弱的情况痛心疾首并有深刻的思考。《水浒》实际上是一个失败者痛定思痛的反思,既有自我想象的夸张,也不乏对历史的理性思索。

　　这就涉及到对两宋的历史情况的分析。

　　(三)两宋的历史情况

　　据《中国通史》介绍,宋代的兵制迥异于前。请看下面:

　　“禁军军官提升时,都调离原来的队伍,统领驻泊、屯驻的禁军的将官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宋太祖、太宗时期,在禁军制度上,从各个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积弊,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禁军将领也不能拥兵割据了。”

　　“宋太祖即位的次年,就相继解除后周将领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出为地方节度使。经过兵制的改革,地方兵权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九六三年,宋太祖开始用文臣管州事。当时,后周拥州兵割据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大藩仍有数十人。宋太祖或借故把他们调迁,或遥领他职。或在他们死亡时不再使子孙袭职,逐步任命新的文臣来代替旧的武将。宋太祖对赵善说:‘我现在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各藩,纵使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一个武将。’宋太祖从消灭藩镇割据的角度,认为文臣比武将为害百不及一,从此军中多用文臣。统一各国后,太宗继续实行这个方针,逐渐成为定制,并利用内臣即宦官领兵或充监军。以挟制将帅。九八七年又正式下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文臣换充武将,武将调离军职从而进一步堵塞了军阀割据的道路”。

　　邓广铭指出,宋代的兵制是宋代“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邓广铭说,北宋“虽在实质上是‘依重兵以为国’,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深恐,若使军权高于一切而无所制裁,则‘黄袍加身’的戏剧性事件可能还要继续演出。因此,它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委派在与辽、夏为邻的沿边诸路,经常肩负着战守重任的封疆大吏,也照例都是以不能带领兵马的文臣任正职(例如安抚使),以真能带领兵马的武将任副职(例如安抚副使)。这样就使军人气焰无法高涨,也不能不受制于文职官员了。” 这样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宋人与辽、夏交战的结果是胜少败多。

　　即使到了南宋国破家亡的境地,小朝廷也不放弃对武将的疑忌。“高宗狼狈逃窜过程中,不得不允许抗金将帅‘便宜从事’。将权益重,就又引起高宗的疑忌。一一三0年五月,崇奉程学的御使中丞赵鼎奏说:‘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太祖与赵善讲明厉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民政已坏。’‘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高宗会意,下诏限制将帅转移财用和任免官员的权力。六月,又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废除南逃时设立的御营司。北宋以来,政治和军事分立两府,仁宗以后,宰相不兼枢密。高宗用宰相兼领军事,说是为了‘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中书舍人季陵又上奏说:‘张浚在川陕,区处军事,安置从臣。偏于太专。’一一三一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大意说:‘诸将过失,不可不治’;将领只能听命,不应参与谋划,议论政事;‘自古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不早图之,后悔无及’。他建议‘渐消诸将之权’,能驭将才能‘弭盗’‘遏敌’。高宗既要依靠诸将镇压人民起义和抗御金兵,又担心将领功高权大威胁他的统治,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

　　其实,岳飞的成功和失败都直接取决于南宋的武将政策。在允许“便宜从事”的初期,是岳飞等抗金将领崛起的时期,等到高宗发现将领功高权大时,将领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而岳飞又一心为国,不知忌讳, 终于成了重文轻武的宋朝国策的牺牲品。

　　这正是《水浒》产生的历史背景。

　　(四)水浒的主题

　　《水浒》的故事正是在对宋朝沦亡于异族的痛彻心脾的回忆中产生的,《水浒》故事正是在对宋代积贫积弱的现实的反思中产生的。

　　《水浒》与宋代现实相反,反其道而行之,宣扬重武轻文。在《水浒》中,一方面极力渲染武力打斗的场面,还通过刀、酒的意象,把武力及与武力相关的品质提到中国文化中罕见的地位。

　　在《水浒》中,以命相搏的比武很多,其中最好看的当数第十二回“青面兽北京斗武”。比如写杨志与周瑾比箭,“周瑾见第二枝箭又射不着,心里越慌。杨志的马,早跑到教场尽头,霍地把马一兜,那马便转身望正厅上走回来。周瑾也把马一勒,那马也跑回,就势里赶将来。去那绿茸茸芳草地上,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勃喇喇地风团儿也似般走。”

　　后面杨志与索超比武,“两个斗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败。月台上梁中书看得呆了。两边众军官看了,喝采不迭;阵面上军士们递相厮觑道:‘我们做了许多年军,也曾出了几遭征,何曾见这等一对好汉厮杀!’李成、闻达在将台上,不住声叫道:‘好斗!’”金圣叹对这种通过观众来描写比武十分赞赏。

　　第三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是一篇奇文,在这里,酒肉成了生命力的象征,是豪爽、奔放、洒脱的载体,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饮食的含义。鲁智深“正想酒呢,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一付酒桶……唱着上来,唱道:‘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金评:“不唱酒诗,妙哉。却又偏唱战场二字,挑逗鲁达,妙不可当。第一句风云变色,第二句冰消瓦解,闻此二言,真使酒怀如涌。第三句如何比出第四句来,不通之极,然正妙于如此。盖如此方恰好也。……第四句隐隐直吊动史进,对此茫茫,哪得不饮。”金圣叹这里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其描写的诗性特点。这些描写甚至颇有唐代边塞诗的豪放与苍茫。

　　另外,第四回“花和尚大闹桃花村”,鲁智深说:“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力气。”这一句话,到了武松哪儿,渲染到了极致。

　　第二十二回“景阳冈武松打虎”,关于武松打虎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就是用酒来渲染的。先是喝了三碗酒,酒家说这是三碗不过冈,又叫出门倒,“初入口时,醇?好吃,少刻时便倒。”在武松的一再要求下,又筛了三碗。后来一直筛到十八碗。于是便有了后来武松打虎。

　　其余,第二十六回“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武松与张青、孙二娘相识也是通过酒。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将门神”,武松又重复了鲁智深的理论:“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力气不知从何而来!”

　　刀也是《水浒》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象。古乐府《琅王歌》:“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水浒》中的刀正和诗中的刀一样,和人物不可分割。

　　第六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就有一段关于买刀的精彩描写:“再说林冲每日和鲁智深喝酒,把这件事不记心了。那一日,两个同行到阅武行巷口,见一条大汉,头戴一顶抓角儿头巾,穿一领旧战袍手里拿着一口宝刀,插个草标儿,立在街上……林冲听得说,回过头来,那汉飕的把那口刀掣将出来,明晃晃的夺人眼目。”金批:“淋漓突兀。”后面,“林冲合当有事,猛可地道:‘将来看。’那汉递将过来。林冲接在手里内,同智深看了,吃了一惊。”金批:“四字写出英雄神气。”

　　买回刀以后,“林冲把这口刀翻来覆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也不肯将出来。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金批:“自言自语,自疼自惜,自惊自诧,曲曲折折,妙不可言。”于是,”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间挂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金批:“写得龙腾虎跳。”

　　《水浒》的尚武的倾向不仅通过对武力的推崇,更通过对文人的贬抑表达出来。《水浒》中的人物分为两类:文人与武士。而其间褒贬分明,凡文人基本上卑劣委琐,而武士则往往光明磊落、豪爽开阔。高俅虽不是文人,但却是大文官,大奸臣:蔡京、童贯更不用说;白衣秀士王伦;清风寨文知寨刘高;吴用算是文人,然而却是“无用”(谐音)。王伦心胸狭隘自是不用说的,第十八回“林冲水寨大火并”,林冲拿住王伦说:“你是一个村野穷儒,亏了杜迁来到这里。柴大官人这等资助你,赐给盘缠与你相交,举荐我来,尚且许多推却。今日众豪杰特来相聚,又要发付他下山去。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这嫉贤妒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你也无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金圣叹对这段话非常激赏,两次夹批:“天下人听者!”至于清风寨知寨刘高更是出尔反尔,恩将仇报。但刘高是文官,是正知寨,花荣武艺高强,却是副知寨。花荣与刘高的矛盾形象地揭示了宋代文人与武将的矛盾,也反映了宋代武将地位低下的现实。于是,《水浒》在这里用各种方式贬斥文人。第三十一回“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第三十二回“这厮又是文官,又不识字。”还有“花荣不知是计,只想黄信是一般武官,必无歹意。”第三十三回“这黄信是个武官,终有些胆量。”褒贬分明,一看便知。

　　《水浒》对这些绝世才华的中下层军官怀着深厚的同情,它在满怀赞赏地描写他们的真才实学的同时,又对这个埋灭人才的制度给予愤怒的抨击。《水浒》将领大都出身军官,真正农民出身或市民出身的只是少数,即使农民出身或市民出身,也习拳弄棒,与武人无二。而高俅可谓制度的化身,也是文人欺压武人的代表。先是林冲,被高俅逼的走投无路,“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然后杨志,不愿落草,一心一意,“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是被高俅赶出,报国无门。后来投靠梁中书,也仅仅当作家奴使唤。鲁达东奔西窜,武松差点死于非命,归根结底,还在于武人地位低下,甚至于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在国家多事之秋,这些人本应该成为宝贵的人才,却啸聚梁山与官府作对,到底是谁造成的?不是高俅,不是梁中书,也不是童贯、蔡京,而是整个制度,对武将猜忌压抑的制度。

　　(五)结语

　　《水浒》提倡的尚武精神,不仅对历史做出严肃的反思,而且是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一个突破。“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水浒》针对宋时积贫积弱的现实,重文轻武的国策,武将地位的低下,以至宋人文弱的风气,大力渲染尚武的精神,塑造了一大批刚强豪放的好汉,其意义是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分的。

　　《水浒》对武力的推崇,有时也会有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比如李逵不管对象,排头砍去;比如十字坡的人肉馒头等。但是与其他批评者相反,我并不认为这给人以残暴、恐怖的印象。《水浒》的这些描写,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针对宋代文弱的风气的一种过激描写,同时《水浒》人物的天真、豪爽,以及叙述的幽默,表明作者的描写是带有夸张戏谑成分的。我想,我们再也不应说这样那样的外行话了。

　　同时,《水浒》的人物描写也带有相当的刻画的痕迹,比如清教徒式的行为,对女色的绝对态度,这些都和《水浒》的尚武主题分不开。《水浒》正是由于对宋代文人的飞扬跋扈不满,才塑造出这些处处与文人不同的形象来:你学富五车,我偏不识字;你骄奢淫逸,我偏刻苦自束;你厚貌深情,我偏直率豪爽。了解这样的历史背景,也许我们就会对《水浒》多一分了解与同情。

不畏艰难 克服困难 能坚持啊

我认为他是一部让借古讽今的作品
同时他又是一部把墨子的思想发挥到极点的作品

反奸臣,不反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