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喇叭广播搞笑:急求<<聊斋志异>> 中<<窦氏>>的白话文

其故事梗概大致可分为四段。

晋阳郊野农家窦氏有女，年方二八，柔姿玉质、端妙无比。晋阳世家子南三复避雨偶入窦舍，遂生爱慕之心。自是南窥隙即入窦舍，向窦女表白真心：“倘获怜眷，定不他娶。”窦女始则“不甚避忌”，复而“低鬟微笑”。南进而“指矢天日，以坚永约”，才得到窦女私诺缱绻，遂成桑间濮上牧歌式的自由爱情。

窦女身怀有孕。南三复“转念农家岂堪匹耦？”即绝情于窦氏，并与门户相当的大家女订婚。窦女临蓐，数托人向南摧婚，南推拒不见。窦女产子，父怒加鞭笞。窦女唯坚申“南要我”，抱子夜亡、至南府门首。南闭门不纳。“女倚户悲咽，五更始不闻。质明视之，女抱儿坐僵矣。”

南三复与大家女成婚。新妇尝梦女披发抱子，血泪阑干；新妇涕 悲愤，惭于自己夺他人床第，自缢后园。大家翁媪前来省女，始知南三复已将惨死之窦女遗尸从坟冢盗出，移入寝室，终日相守，如晤生者。贵家上诉官宰，南三复以盗尸论死。幸以金帛赂官，得免。

南三复隐恶难自赎，精神癫狂，鳏居数年。后值社会动荡，第二次盗窦女坟冢。及移尸入室，始知昏乱中错掘姚孝廉新葬女，再次以盗尸论死。

《窦氏》全篇前两段写南三复阶级观念、等级偏见造成的大恶，后两段写南三复人性复归、自然需要赎罪的大善，其中笼罩着似梦似幻的、精神变态的、神智错乱的人所感受到的恍惚迷离气氛以及神鬼迷雾。拨开这些迷雾，它事实上写这样一个大悲剧：

第一段是写建立在自然关系上的爱情。这一段蒲松龄着力表现窦女的天然丽质与自然情窦。她是大自然之子，白洁无瑕而不谙世事，始则她为不速之客进酒烹雏，衣着露其半体；进而渐稔，则奔走其前。明眸睨之，则低鬟巧笑，捉臂狎之，则半推半就。而南三复正是动真心于这种自然美，自然关系而不能自已。“系念綦切，相与留连”直至“指矢天日，以坚久约”。这种自然的不附加任何世俗条件的异性受是“人的需要”和“自然本质”。马克思指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9页）因此，爱情和两性关系的自然程度就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测量仪”，所以无论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在表现人的自然本质时，总是借助于自由爱情来显现这一时代的文明程度，如奴隶社会的掠夺婚、封建社会的买卖婚、资本主义的娼妓制度都是非自然的、反人性的文明程度低下的婚姻形式，即两性关系的异化形式。人性复归就是建立人与人的自然关系。马克思说，人的行为“只有当它是自然的需要，自然的行为时，才具有文明的性质。”《聊斋》中作为自然美和自然关系的载体，准是一些生长于社会世俗关系和礼法之外的山村少女，如婴宁、青凤、花姑子等，而写一些世家子弃厌世俗的非人性的关系追慕自然的人性时，总是写他们对这些天真烂漫、憨态可掬的少女自然美的倾心和追求，如王子服、耿去病、安幼舆等。《窦氏》第一段集中描写了窦女和南三复的自然关系。

第二段写作为阶级的人社会的人，总是不会把对事物的感性关系（包括美感、爱情）停留在不涉功利的自然态度上，停留在感情需要上，他作出的理性判断总是阶级的功利的判断，亦就是对人性的否定。表现在两性关系上，总是以社会的权力财产地位作为择偶的尺度，这种被私有观念异化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63页）这样就抛弃了人性而成为势利的奴隶。南三复作为世家子“转念农家岂堪匹耦”，即是阶级观念的抬头，于是他背弃自己的真心，“姑假其词以因循之，会媒来为议婚于大家，初尚踌躇，既闻貌美财丰，志遂决。”恩格斯说：“（在阶级社会中，两性关系）财产——这是天然的，冷酷无情的准则，它和人类应有的合乎人性的精神准则症状相对立……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物的奴隶，人们的关系被彻底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63页）这一段十分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南三复的精神异化，抛弃自己的爱情而与财产、地位、等级的化身的大家闺秀相结合的过程。而窦女所代表的自然人性与天真纯洁不仅不能为阶级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所容忍，而且也不能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即贞节观念所容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同时也就是被统治阶级的行为的伦理准则，所以窦女不仅不能见纳于南三复，在她失贞以后也不能见纳于他的父亲的封建伦理观念，她被夫抛弃，被父谤辱。窦女无罪反而被罪恶社会认为是罪人，为天地所不容而自戚，使我们惊异的是窦女含悲酸嘶于南府门首，她既没有象同类作品中的主人翁那样，如秦香莲去诉诸官家、求助于清官，也没有象孽海花那样去打神告庙、乞求于神鬼。她是把南三复当作死亡的灵魂来哭泣的。南三复的门首在她看来是一个坟冢，她的坐化等于殉情，等于殉了她自己的童贞的初心。

第三段写窦女之死造成的人性复归。首先是大家女。这个名门闺秀虽然“莶妆丰盛”、而闱帐之中并无欢乐，“终日未曾睹欢容，枕席之间，时复有涕泪。”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剥夺他人爱情的结合，良知逼她自缢。马克思说，按照财产等级结合的婚姻“谈不到个人的性爱”，性爱在这种关系中“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2页）这种婚姻的缔结不过是“财产的交易”，妇女总是牺牲者。表现在这一大家女身上，她以死亡抗议这种非人性的关系。南三复虽然达到门当户对的目的，“新人亦娟好”，但自然爱情的对象性选择不是任何一个妇女可以互相取代的。这种爱情的失落感使他能超越这种现实追寻他失去的真心和爱情，他对窦女的背叛实际是对自我的背叛，他把窦女尸体移入寝室说明他所进行的自我反思。这是他感情需要的狂热性造成他精神变态和错乱导致的反常行为。他对晤窦女遗体，虽然是无声的沉默，事实上等于号啕，这等于南三复人性的复归、良心的赎罪。

第四段写世俗的法规是违背人性的。法规和死亡的威胁并不能从根本上制服一个人执着的感情和自然的要求，并不能扼制一个人性觉悟的人的勇敢行为。第一次盗尸南三复被判处死刑，但是，并末能制止他第二次盗尸。第二次盗尸显然比第一次盗尸更隐蔽，他的行为隐藏在社会动荡、各种荒唐的谣言和神鬼妄说的氛围下面，而这种隐诡性神秘性是精神变态的人行为的特征。他忙中出错也是一种必然，他被再判死刑也是一种必然。使我们惊讶的是他没有再要求社会宽恕。这个故事虽短，它的主题竞同长篇巨制的《红楼梦》一样：“欠泪的、泪已尽，欠命的、命已还”，由于社会异化而导致人性毁灭，矛盾的诸方面，同归于尽：“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近代中外思想家、作家多次表述的人类社会自身的大悲剧。

从这个短篇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窦氏》所描绘的是具有近代意识的爱情冲突。爱情是古老的，然而它的时代特征是鲜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有很大的兽性，而只有近代才出现了真正属人的爱情。这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人类自身的解放，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人的理性觉悟。因此，属人的人性，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恩格斯说：“（近代的）今天的性爱，是与单纯的性欲、是与古代的恋爱之神在本质上不同的。第一，它是以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另一方面，妇女是与男子处在平等的地位……第二，性爱达到了这样猛烈性与持久性的程度……双方仅仅为了互相占有起见、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为孤注……。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发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是不是由于互爱。”（《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73页）我们从窦女与南三复对爱情的专注性、猛烈性和互以生命为代价的行为，对大家女对“不是由于互爱”的婚姻便以死抗拒的行为，可以反证出明清之际我国人的自我意识发展的水平和社会文明的水平，对学术界争论的明清之际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明确的肯定的回答。

第二，《窦氏》通过文学的形式集中提示了人类社会的异化史，宣传人本主义对异化的抗议。人本主义是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主题。人本主义肯定人具有先天的纯真的自然属性，这种属性是与阶级性相对立的，即与建立在阶级观念和私有制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它反对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念和神权，推动民主、自由、情爱的新信仰，新道德，新人生。彼得拉克、薄迦丘、蒙田、莎士比亚都是著名的人本主义作家。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从经济角度论证了人性异化的原因，他指出由于私有财产和劳动分工导致了人的精神异化，在阶级社会中，“一方面是财富的增加，一方面是人性的毁灭”，即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的矛盾。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从哲学角度论证过人的异化，费尔巴哈甚至把人本主义作为自己哲学基石。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指出：“为了个人发财致富而进行的斗争……损害了人的本性最美好最高尚的素质，同时又在培植着和鼓励着一切卑鄙的感情和贪欲”（《欧文选集》下卷第15页）。我们从《窦氏》中可以看到阶级社会中财产、权力、地位、等级观念如何毁灭了人心中最美好的东西，从而鼓励着人最卑鄙、自私、冷酷和贪欲的生动画面。同西方十七世纪一样，中国在同一时期的哲学——文学中，同样地呼号着“天理”、“良知”和“人心”、“人性”的复归，这是理学后期和市民文学的主调。

第三，《窦氏》的价值不仅如此，它的深刻性，在于提示出经济关系不发生彻底变革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出路是矛盾的诸方面同归于尽。因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社会关系发生变革才能改变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费尔巴哈和以往的人本主义都是不科学的，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即生产关系决定着人的本质，从而提出了与以往的“人本主义”内涵完全不同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指出只有扬弃私有制，人的本性才能真正地得到解放：“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因此，资产阶级提出了人本主义、但是它是虚伪的，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口号。《窦氏》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人本主义，它已经看出了这个社会必将同归于尽的必然性，而不可能指出其出路。它没有象《秦香连》、《孽海花》那样给社会加添一点虚幻的光明和希望，这正是蒲松龄的高明所在。

第四，《聊斋》中创造了大量的痴子、情种，这些人物都具有一颗赤诚和灼热的心灵，当他们由纯洁到污浊、从污浊到纯洁，大都经历了一个心灵的正——反——合的过程，他们被自我反思折磨到精神变态失常，“变态”之后——实质是超越了自我异化——他们便不顾世俗观念的支配只按照自己本心的需要而行动：“行其心所不能自已者而已。”（《聊斋·孝子》异史氏曰）如《连城》中的乔生为情人鹰割肉，《青凤》中的耿去病为情人和鬼孤斗争，《窦氏》中的南三复数次盗尸，都在热情上达到了痴狂的程度。这些痴子、疯子在世俗的、疲惫的、失去童心的人看来是变态人物，然而他们则体现着真正的人的光辉。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过锹德罗的名著《拉摩的侄儿》，指出这本书中主人翁的变态意识与法国革命前的时代他周围的那个社会极大的变态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17页）。蒲松龄惯于用变态的主人翁的眼光来观察现实世界，于是主人翁一但精神因压抑或挫折变态（如《窦氏》中的后两段），其描述也就充满空幻错乱感，人鬼、时空、现实与非现实，人间与阴间相互交叉、真实与虚妄、事实与谎言很难分别，死人与活人在眼中互相重叠，往事与今事在心中互相纠缠……这种描述自身充满悲剧气氛，这是蒲松龄独特的写作特点，它是与其悲剧内容完全吻合的艺术形式，十分接近于现代西方的现代主义与超现代主义——这种形式完全适合对整个社会悲剧的描写。即丧失人性的社会生活所必然形成的艺术形式（或者说艺术形式的近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