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最大的企业排行:什么是边塞诗

简单地说来就是盛唐时以边塞生活为内容的诗歌。通常是结合壮丽、辽阔的边境景像，表现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抒发慷慨从戎，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反映征夫思妇的悲怨以及边境的荒凉艰苦生活，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唐帝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大多气势奔放，慷慨激昂，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

古代的边塞诗，写尽了流离人生的情态：慷慨应征，转战绝域，久战不归，两地相思，军中苦乐，塞外荒景……虽然诗人的人生道路可能并非如此，可是命运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冲突，愿望不能满足的悲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充分展现生命力的渴望，其实与这种人生图景一脉相通，浑然一体。从《诗经》那个时代起流离人生的咏唱不绝如缕，这咏唱消解了千百代人心中的块垒。一句“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燕歌行》）就使心有戚戚者感到直逼灵魂的感动，淋漓的痛快。不论他是文人还是武夫，不论他是否深入地体察过离情别绪，不论他生活的年代离少妇与征人有多远。

黑格尔说过:河流不是天然疆界, 这是近代人对河流的看法; 其实应该说, 河流和湖海是联系人的. 黑格尔的看法是深刻的, 用这样的观念去审视古代边塞, 就不再仅仅把它视为疆界和战场, 而是看作各民族交汇的重要地点, 是把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桥梁和纽带. 边塞曾是古代文人施展才华的辽阔空间, 是边塞诗的摇篮, 古代诗人在那里产生了不同于身居内地的种种感受. 边塞诗人的战地情怀,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民族融合对文人心灵的塑造, 对各种特殊感觉的培育.

古代边塞诗在表现各民族的交往及融合时, 现实的内容和历史的回顾是联系在一起的, 现实的感受往往采用古典式的包装. 在此过程中, 既有对历史的模仿感, 又有超越感.

唐代文人在创作边塞诗时仿佛返回了已经逝去的时代, 产生重走前人之路的感觉. 有时候他们又有超越前人的豪迈情怀, 认为今人在边塞所建立的功勋是前人无法比拟的.

对历史的重复感在汉代以后的许多边塞诗中都可以见到, 历代王朝都不乏此类作品. 但是, 表现历史超越感的边塞诗, 通常是在国力强盛时才大量涌现.. 这是因为, 边塞诗人对历史的超越感, 是以主体民族边塞战争的胜利为前提和基础的, 否则, 他就很难产生这种豪迈的情怀.

古代边塞往往是一幅残缺荒凉的景象, 那里的断垣危壁, 古城烽煫, 都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人. 甚至连高山大漠, 黄沙白云, 也都承载着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光荣和耻辱, 辉煌与衰落. 由此看来, 唐代边塞诗人在抒发那种由毁坏凋零而引起的种种感触时,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复现了以往的历史画面. 所以, 唐代边塞诗在表现时间流逝所造成的破坏性的同时, 又有使以往的景观在作品和心灵中再生的功能.

综上所述, 唐代边塞诗人一方面吟咏岁月流逝及民族融合过程中所造成的残缺破坏, 同时, 又借助历史遗迹使古代边塞生活得以在诗中复现, 毁坏与复活, 构成了唐代边塞诗的双重景观. 唐代边塞诗在描写历史遗迹时, 它所展示的实际物象是已经破坏的, 然而, 古代边塞生活的某些场景也就借助毁坏的遗址在诗人心中复活. 诗中出现的表层物象是残毁型的, 而诗人心灵深处却是使古代生活画面得以再生.

中土文人本来重华夷之辩, 称中土主体民族为华, 称周边少数民族为胡, 并且把以华化胡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即使在民族融合时期, 许多边塞诗人也仍然以化胡自许, 认为他们是在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化胡是许多边塞诗人的自觉意识, 实际上, 他们一旦深入边塞, 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熏陶. 不管他们愿意还是抵制, 当地少数民族文化都在浸润着这些边塞诗人.

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其与周边兄弟民族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当时，唐朝周围主要的少数民族有：羌、突厥、回鹘、吐蕃、匈奴等。再加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更使汉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流融合，这些都是边塞诗在唐朝盛极一时的原因。

边塞诗的源头，向上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诗经》中的边塞诗作品内容就相当丰富了（如《小雅出车》《六月》等）。唐朝的边塞诗发展到了顶峰，仅就其数量来说，就有近2000首，达到了各代边塞诗数量的总和。唐朝的著名诗人大都写过边塞诗，其内容丰富深刻，体裁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唐朝的边塞诗作，就其美学上来说，其主导特征是壮美，阳刚之美，令人感到一种极为向上的生命力，体现了唐朝当时泱泱大国的雄浑的民族精神。

唐代边塞诗，是中国古代边塞文学中最为动人心弦的乐章，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枝独秀的奇卉异葩。它的繁荣及高度的艺术成就，既基于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跃等社会条件的激发，也基于前代军戎诗歌在题材领域、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经验积累；既是中华民族历经两汉大一统、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至隋唐再度统一而造就的民族心理历程的艺术映现，也是唐代文人士大夫尚武毅、重事功、追求千秋伟业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时代精神所酿就。由于它在盛唐空前绝后的成功，而被文学史家视为盛唐诗歌高潮的重要标志。
边塞诗是以题材划分的诗歌类别，又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它的艺术成就，与其所依托的地域文化不可分割。即使许多诗人未曾亲涉边地，但只要他系心边塞，吟咏塞上风物人事，总要以特定边塞区域为立足点。唐代边战频繁的地区，主要在三边——西北、朔方、东北，其中尤以西北为甚。一部《全唐诗》中，边塞诗约2000首，而其中1500首与大西北有关。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诗中反复歌唱的又多是这样一些地方：阳关、玉门、敦煌、酒泉、凉州、临洮、金城、秦州、祁连、河湟、皋兰、陇坂……它们犹如一串耀眼的明珠，连接起了自陇山到玉门、阳关东西长达1700公里的陇右山川。

唐分全国为十道。西北为陇右道，辖地极广。唐史所谓“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指的大抵都是陇右道之地；然其军政重心则在今甘肃省区域内。《新唐书·地理志》载：“陇右道……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为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其中除北庭、安西二都护府在今新疆东境，陇右节度驻地的鄯州位今甘青毗邻的乐都外，余下的著名州郡都分布在今甘肃境内。今人因此多以陇右或河陇泛指今甘肃省。这里，地域上与京都所在的关中接壤，唇齿相依，实为辅卫首都的肘腋。陈寅恪曾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故从太宗立国至盛唐玄宗之世，均以“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陇右实为唐王朝维护版图统一、稳定政局的要害之地。陇右的安危，对唐王朝的盛衰兴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唐代有作为的帝王莫不关注陇右。史载天宝元年十镇（统率全国边兵）兵员486900人，军马8万匹。陇右、河西两镇兵员14.8万，军马3万，均约占全国总数的1/3；若加上北庭、安西两镇，则为数尤多。这些数字明白显示出陇右在唐代边防军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唐王朝以巨大的人力物力经营陇右，为文士远赴河陇提供了机会，也使更多的文人心驰神往于这方热土而竞相咏歌。据不完全统计，8世纪中叶河陇沦陷前，亲涉陇右有诗传世的知名者即达数十人，初盛唐边塞诗人的代表如骆宾王、陈子昂、王昌龄、王之涣、王维、高适、岑参，以至杜甫、李益、戎昱等等均在其中；不知名者，仅从诗人赠答送别之作考察，更难以数计。大批文士的远赴陇右，不但使描写西北边塞的诗歌数量大增，而且诗人们亲临其境的创作，较之仅凭热情和想象，借边塞题材寄寓某种理想、心态的“泛咏”之作（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作绝大多数如此），尤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里面所隐藏着的真情”是依靠“人类的想象力永远也不能达到的”！这更应是唐代边塞诗之所以能一举跃上边塞文学艺术之颠的“秘密”所在。比如骆宾王，那“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报国壮歌，固然激动人心，而更加摄人心魂的还是他沿陇右、河西行军远赴西域的一系列记实之作：“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汉月明关陇，胡云聚塞垣。山川殊物候，风壤异凉温。戍古秋尘合，沙塞宿雾繁……乡梦随魂断，边声入听喧。”（《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将报国思乡之情融进西塞疆场写生式的图画里，读来更觉深挚真切，成为开盛唐边塞诗风气之先的作品。又如王维，以他过人的艺术才华，不仅在诸多乐府诗里歌唱过“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豪侠少年；“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弃置”老将；抒发自己“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的壮志；歌颂唐军威镇西塞无可比拟的声势：“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燕支行》）而一旦踏上陇右边塞，更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直寻”之作，创造了诗歌艺术的辉煌。其他如王之焕“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玉门关听吹笛》），王昌龄“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从军行》七首其五）等等传诵千古的名篇，也都产生于西塞生活真实体验的基础上。正因如此，有较长西北军幕生活经历的岑参、高适，其作品达到边塞诗歌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必然的了。

将唐代边塞诗作总体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陇右边塞的局势，大抵规定着四唐边塞诗的主旋律。初盛唐西北国土的开拓与边战的胜利，使边塞诗高扬着理想的光芒；安史之乱后，陇右失陷，使志士扼腕，万姓怨愤，收复失地成为全民的呼声，也当然成了中唐边塞诗的第一主题。不仅陇籍诗人们魂牵梦绕，“只将诗思入凉州”，众多从未亲临西塞者，也莫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这片神圣的国土，或神往于“人烟扑地桑拓稠”（元稹《西凉伎》）、“无数铃声遥过碛”（张籍《凉州词》）的昔日繁荣；或感伤于“河陇侵将七千里”（白居易《西凉伎》）、“万里人家皆已没”（王建《凉州词》）的惨痛现实；或怒斥“连城边将但高会，无人解道取凉州”（张籍《凉州词》）、“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杜牧《河湟》）的颓靡世风。使边塞诗的题材进一步开拓，思想内容也得以深化。大中时，河湟收复，河西归唐，举国欢腾，诗人们激情洋溢的颂歌，在晚唐衰微的诗风中不啻为鼓舞人心的强音。这些又清楚地显示了陇右地区及其文化在唐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陇右地域辽阔，但大部分为高原山地、沙漠戈壁、沼泽冰川，地势高亢，地形复杂，干旱严寒，气候恶劣。关内人士初涉陇右，首先面对的是“陇山高共鸟行齐，瞰险盘空甚蹑梯”（许棠《过分水岭》）的千岭万壑；进入河西，历经的更是“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无边瀚海，几乎无一不经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巨大震撼。见惯江南秀色的岑参为之情绪亢奋，诗作生面顿开；陶醉于旖旎山水的王维，为之诗情激荡，绘出雄浑壮景；一心追逐功名的高适，为其感发，往往“登陟以寄傲”（《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序）；就连那“穷年忧黎元”的杜甫，一踏上陇土，西塞山川胜迹即成为他歌咏的主要题材。面对使侏儒也能变成巨人的“这样的天地”，诗人们放情高歌，骋足风流，从“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杜甫《秦州杂诗》四）的秦州，至“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的走廊西端，举凡“丝绸之路”今日甘肃境内这“黄金路段”的主要城镇军戍和通道，高山大河，茫茫戈壁，苍凉的古战场，以至镌刻着数千年中华古史的众多文化胜迹，都无一例外地融入边塞诗的画廊。仅以岑参而言，他从“平明发咸阳”而“暮到陇山头”，“经陇头分水”而“西过渭州见渭水”；宿临洮，达金城，至凉州；“过燕支山”、祁连城，“夜宿祁连戍”，“朝过酒泉郡”；经瓜州晋昌郡而达西塞门户敦煌城；不但西出阳关到达安西都护府，又曾出入玉门关，往返奔走于丝路北道至北庭都护之地，所历所感，均一一记在诗中。呜咽的陇头水，引发的是“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壮志；大漠风沙，激起的是“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的深情；边城军幕的壮景，更酿出“一生大笑能几回”、“醉争酒盏相喧呼”（《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玉门关盖将军歌》）的豪气！在西塞严峻的地理气候背景下，众多诗人敏锐地发掘着此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内蕴，形之歌咏，便在苍凉的底色中，透出极瑰奇的光彩与跃动的生命力。从“悬崖置屋牢”（杜甫《山寺》）的麦积山石窟，到“重开千佛刹，旁出四天宫”（佚名《莫高窟咏》）的敦煌千佛洞；由“势疑天鼓动，殷似地雷鸣”（佚名《白龙堆咏》）的鸣沙月泉奇景，到“万顷平田四畔沙”、“水沙依旧种桑麻”（佚名《敦煌》）的绿洲形胜，以至传说神异的鸟鼠山、崆峒山、回中、禹穴（今炳灵寺）、积石、三危、渥洼天马……这许许多多第一次出现在古典诗歌中的“陌生”画面，揭开了古代诗歌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些诗与岑参等描写“西域”的诗作一道，成为唐代边塞诗以至唐诗中最富奇情异彩的一部分，在“胡风”浸染的唐代社会里，广受欢迎，传诵吟唱，直至后代而不衰。林庚先生以为，如果“没有生活中无往不在的朝气，所谓边塞风光也早就被那荒凉单调的风沙所淹没”（《唐诗综论》）；反过来说，没有浩瀚大漠的感发，雄奇艰险山川的砥砺，时代所赋予的蓬勃朝气，同样不会表现得那样令人振奋。“边塞粗犷豪放的生活情调、壮丽新奇的异域风光更适宜于诗人的想象，并常常把他们的心灵提高到超越现实痛苦的纷纭扰攘之上”（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唐代边塞诗的成就，无疑得力于陇右“江山之助”。而其助力尤深者，还在于陇右多民族杂居所形成的人文精神。

陇右自古为羌戎之地，华夏边陲，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历经汉唐王朝的大力开发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这里更成了华夏文明与西域乃至西方文明交流融合最活跃的地区。西方把古代敦煌视为“通向中国的大门”，古代中原人士则把越陇坂至陇右看作离乡去国步入边塞的开始，一旦出了玉门关便完全置身“异域”了。这完全不能从政治学的意义上作解释，却恰恰可以窥见这个地区在文化地理上作为中原汉文化与西域文化过渡地带的鲜明特色。美国学者谢弗曾对唐代陇右“首府”凉州作过这样的描绘：“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夏威夷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唐代的外来文明》）作为一个“典型”，我们正好借用它来概括说明多民族混融的陇右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开放特质。而这些，又正好在边塞诗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陇山东麓的泾、原诸州（今甘肃泾川、平凉一带）为关中通河陇的交通要道，王昌龄等至此，所见“西临有边邑，北走尽亭戍”（王昌龄《山行入泾州》）、“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朱庆余《自萧关望临洮》），便感慨于“居人只尚武”（喻凫《晚次临泾》）、“所嗟异风俗”（王昌龄《山行入泾州》）。杜甫安史乱中寓居秦州，目睹“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杜甫《秦州杂诗》）的民风民情，不禁为西塞的安危而深忧。秦、原以西，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文化形态也发生着从农耕为主向农牧兼重的过渡，社会结构中少数民族居民比重愈大，“胡风”“胡俗”亦越见浓郁。王维《凉州郊外游望》、《观凉州赛神》，对“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和“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热烈场面的描摹，让我们对此地农牧骑射民情有更直观的了解。元稹《西凉伎》里那“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歌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缭乱，丸剑跳掷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的画面，尤能传达出胡汉文化融汇的斑斓氛围。“胡腾本是凉州儿”，西域乐舞的扎根凉州并进而风靡天下，与陇右边塞诗歌的成就、影响，恰恰是同一文化底蕴的产物。生性好奇的岑参，对此最敏于感受，作了最生动、多侧面的记述：

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军中宰肥牛，堂上罗羽觞。红泪金烛盘，娇歌艳新妆。(《武威送刘单判官》)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巨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玉门关盖将军歌》)

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敦煌太守后庭歌》)

室内瑰异的装饰，美人秾丽的服饰，热烈奔放的舞蹈，少数民族组成的歌队，宴席上异奇的器皿，内地所无的种种美味山珍——交河的葡萄佳酿未饮已醉人，西北高原的牦牛整个儿烤得香喷喷，大戈壁里的野骆驼烹成别具风味的驼酥驼羹……这一切融汇成浓烈、粗犷的塞上情调，真切生动地展现着陇右西疆的社会面貌和生活风尚。它在中华文化的图卷上增添了别具异彩的画幅，足以使一切史传的记载相形失色！这又何尝不是陇右多民族色彩的地域文化在边塞诗中构建的独特审美境界！

唐朝的一个诗派,主要描写边塞景色和边塞将士的生活和情怀.代表人物有王昌龄,岑参等.

古代的边塞诗，写尽了流离人生的情态：慷慨应征，转战绝域，久战不归，两地相思，军中苦乐，塞外荒景……虽然诗人的人生道路可能并非如此，可是命运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冲突，愿望不能满足的悲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充分展现生命力的渴望，其实与这种人生图景一脉相通，浑然一体。从《诗经》那个时代起流离人生的咏唱不绝如缕，这咏唱消解了千百代人心中的块垒。一句“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燕歌行》）就使心有戚戚者感到直逼灵魂的感动，淋漓的痛快。不论他是文人还是武夫，不论他是否深入地体察过离情别绪，不论他生活的年代离少妇与征人有多远。

唐代边塞诗派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同时，它的形成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早在边塞诗派出现之前，不少文人已经创作出数量可观且远胜于前代的边塞诗，像骆宾王，陈之昂等。但唐代边塞诗派的真正形成却是在盛唐时期。

从骆宾王到陈之昂，初唐边塞诗大大地发展了，丰富了，虽然还未能形成独立流派，但已为盛唐边塞诗派的出现做了多方面的准备，预示着一个更加繁荣的边塞诗创作时代的到来。

形成于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边塞诗派，其领袖和主将是高适和岑参二人。除此之外，这个时期还有许多文人也创作了数量不等的边塞诗，他们也是边塞诗派的成员，如王昌龄，卢纶等。

盛唐边塞诗的内涵是丰富的，风格也不尽相同。高适，岑参的作品作为盛唐边塞诗的代表，其基本特征是表现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具有豪迈雄壮的风格。但他们在共同的风格下，又表现出各自的特点。高诗多夹叙夹议，直抒胸意，岑诗则长于描写，多寓情于景；高诗浑朴质实，岑 诗瑰奇峭拔；高诗豪迈中给人以深沉之感，岑诗雄壮里有俊逸的一面；在接受文学遗产的影响方面，高诗直追汉魏的特点比较明显，岑诗则较多地融会了六朝以来近体诗的成就。从地域文学角度来看，高适的边塞诗是北方文学的代表，岑参的边塞诗则体现了南北文风的交融和鲜明的西部文学特点。

边塞诗的繁荣除了可用大家承认的唐诗繁荣的那些原因解释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盛唐时期国力强盛，当时诗人视野广阔，精神振奋，边塞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当时人热心从军和密切关心边塞，还有政治制度和英雄人物的影响。2、盛唐时期边塞与内地联系空前加强，各族人民交往增多，交通便利这就为从军出使，漫游塞上提供了方便，实际上也就为诗人直接和间接地吸取边塞生活养料创造了可观条件。3、在边塞军旅中有一种类似于建安诗人的写作环境。将帅能文能武，他们延揽诗人入幕，使得诗人接触了边塞生活和战争场面，这些悲壮、雄壮的境界使诗人耳目一新，产生了写作的激情。边塞诗多用乐府古题，这些古题一般属于乐府中杂曲、鼓吹曲、横吹曲，是'马上之曲'，适于表现征战的题材。唐代边塞诗人都亲历过边塞生活，他们的诗往往是呈献之作，呈献的对象，又是依附的边塞守塞武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创作目的，使得他们的边塞诗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去描写征战。边塞诗之所以在盛唐最繁荣，原因就在它那乐观高亢的基调和雄浑壮美的意境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处于全盛时期的精神风貌。唐前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决不是实行民族压迫，而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尊重各民族的独立自主，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和民族文化的融合，这就大大激发了盛唐文人讴歌强大国力的自豪感和民族自强的信心。如果不考察这些因素，仅仅把盛唐边塞诗看作开边战争的颂歌，就很难作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

总的说来，隋唐以来一百几十年中，由于边境战争的频繁，疆土的扩大，以及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人们对边塞生活渐渐关心，对边塞的知识也丰富了，他们对边塞不仅不感到那么荒凉可怕，而且还感到新奇。一部分仕途失意的文人，更把立功边塞当作求助功名的新出路。

在这些社会历史条件下，从隋代以来，边塞诗不断增多，四杰和陈子昂对边塞诗又有新的发展。到盛唐时期，边塞生活已经成为诗人们共同注意的主题。但在这方面成就最高的是有边塞生活体验的高适和岑参，王昌龄、李颀等也有值得注意的成绩。他们从各方面深入表现边塞生活，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创造，大大地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但上述诗人的优秀作品也并不限于边塞诗。

古代的边塞诗，写尽了流离人生的情态：慷慨应征，转战绝域，久战不归，两地相思，军中苦乐，塞外荒景……虽然诗人的人生道路可能并非如此，可是命运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冲突，愿望不能满足的悲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充分展现生命力的渴望，其实与这种人生图景一脉相通，浑然一体。从《诗经》那个时代起流离人生的咏唱不绝如缕，这咏唱消解了千百代人心中的块垒。一句“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燕歌行》）就使心有戚戚者感到直逼灵魂的感动，淋漓的痛快。不论他是文人还是武夫，不论他是否深入地体察过离情别绪，不论他生活的年代离少妇与征人有多远。

黑格尔说过:河流不是天然疆界, 这是近代人对河流的看法; 其实应该说, 河流和湖海是联系人的. 黑格尔的看法是深刻的, 用这样的观念去审视古代边塞, 就不再仅仅把它视为疆界和战场, 而是看作各民族交汇的重要地点, 是把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桥梁和纽带. 边塞曾是古代文人施展才华的辽阔空间, 是边塞诗的摇篮, 古代诗人在那里产生了不同于身居内地的种种感受. 边塞诗人的战地情怀,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民族融合对文人心灵的塑造, 对各种特殊感觉的培育.

古代边塞诗在表现各民族的交往及融合时, 现实的内容和历史的回顾是联系在一起的, 现实的感受往往采用古典式的包装. 在此过程中, 既有对历史的模仿感, 又有超越感.

唐代文人在创作边塞诗时仿佛返回了已经逝去的时代, 产生重走前人之路的感觉. 有时候他们又有超越前人的豪迈情怀, 认为今人在边塞所建立的功勋是前人无法比拟的.

对历史的重复感在汉代以后的许多边塞诗中都可以见到, 历代王朝都不乏此类作品. 但是, 表现历史超越感的边塞诗, 通常是在国力强盛时才大量涌现.. 这是因为, 边塞诗人对历史的超越感, 是以主体民族边塞战争的胜利为前提和基础的, 否则, 他就很难产生这种豪迈的情怀.

古代边塞往往是一幅残缺荒凉的景象, 那里的断垣危壁, 古城烽煫, 都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人. 甚至连高山大漠, 黄沙白云, 也都承载着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光荣和耻辱, 辉煌与衰落. 由此看来, 唐代边塞诗人在抒发那种由毁坏凋零而引起的种种感触时,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复现了以往的历史画面. 所以, 唐代边塞诗在表现时间流逝所造成的破坏性的同时, 又有使以往的景观在作品和心灵中再生的功能.

综上所述, 唐代边塞诗人一方面吟咏岁月流逝及民族融合过程中所造成的残缺破坏, 同时, 又借助历史遗迹使古代边塞生活得以在诗中复现, 毁坏与复活, 构成了唐代边塞诗的双重景观. 唐代边塞诗在描写历史遗迹时, 它所展示的实际物象是已经破坏的, 然而, 古代边塞生活的某些场景也就借助毁坏的遗址在诗人心中复活. 诗中出现的表层物象是残毁型的, 而诗人心灵深处却是使古代生活画面得以再生.

中土文人本来重华夷之辩, 称中土主体民族为华, 称周边少数民族为胡, 并且把以华化胡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即使在民族融合时期, 许多边塞诗人也仍然以化胡自许, 认为他们是在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化胡是许多边塞诗人的自觉意识, 实际上, 他们一旦深入边塞, 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熏陶. 不管他们愿意还是抵制, 当地少数民族文化都在浸润着这些边塞诗人.

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其与周边兄弟民族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当时，唐朝周围主要的少数民族有：羌、突厥、回鹘、吐蕃、匈奴等。再加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更使汉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流融合，这些都是边塞诗在唐朝盛极一时的原因。

边塞诗的源头，向上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诗经》中的边塞诗作品内容就相当丰富了（如《小雅出车》《六月》等）。唐朝的边塞诗发展到了顶峰，仅就其数量来说，就有近2000首，达到了各代边塞诗数量的总和。唐朝的著名诗人大都写过边塞诗，其内容丰富深刻，体裁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唐朝的边塞诗作，就其美学上来说，其主导特征是壮美，阳刚之美，令人感到一种极为向上的生命力，体现了唐朝当时泱泱大国的雄浑的民族精神。

唐代边塞诗，是中国古代边塞文学中最为动人心弦的乐章，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枝独秀的奇卉异葩。它的繁荣及高度的艺术成就，既基于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跃等社会条件的激发，也基于前代军戎诗歌在题材领域、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经验积累；既是中华民族历经两汉大一统、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至隋唐再度统一而造就的民族心理历程的艺术映现，也是唐代文人士大夫尚武毅、重事功、追求千秋伟业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时代精神所酿就。由于它在盛唐空前绝后的成功，而被文学史家视为盛唐诗歌高潮的重要标志。
边塞诗是以题材划分的诗歌类别，又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它的艺术成就，与其所依托的地域文化不可分割。即使许多诗人未曾亲涉边地，但只要他系心边塞，吟咏塞上风物人事，总要以特定边塞区域为立足点。唐代边战频繁的地区，主要在三边——西北、朔方、东北，其中尤以西北为甚。一部《全唐诗》中，边塞诗约2000首，而其中1500首与大西北有关。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诗中反复歌唱的又多是这样一些地方：阳关、玉门、敦煌、酒泉、凉州、临洮、金城、秦州、祁连、河湟、皋兰、陇坂……它们犹如一串耀眼的明珠，连接起了自陇山到玉门、阳关东西长达1700公里的陇右山川。

唐分全国为十道。西北为陇右道，辖地极广。唐史所谓“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指的大抵都是陇右道之地；然其军政重心则在今甘肃省区域内。《新唐书·地理志》载：“陇右道……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为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其中除北庭、安西二都护府在今新疆东境，陇右节度驻地的鄯州位今甘青毗邻的乐都外，余下的著名州郡都分布在今甘肃境内。今人因此多以陇右或河陇泛指今甘肃省。这里，地域上与京都所在的关中接壤，唇齿相依，实为辅卫首都的肘腋。陈寅恪曾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故从太宗立国至盛唐玄宗之世，均以“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陇右实为唐王朝维护版图统一、稳定政局的要害之地。陇右的安危，对唐王朝的盛衰兴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唐代有作为的帝王莫不关注陇右。史载天宝元年十镇（统率全国边兵）兵员486900人，军马8万匹。陇右、河西两镇兵员14.8万，军马3万，均约占全国总数的1/3；若加上北庭、安西两镇，则为数尤多。这些数字明白显示出陇右在唐代边防军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唐王朝以巨大的人力物力经营陇右，为文士远赴河陇提供了机会，也使更多的文人心驰神往于这方热土而竞相咏歌。据不完全统计，8世纪中叶河陇沦陷前，亲涉陇右有诗传世的知名者即达数十人，初盛唐边塞诗人的代表如骆宾王、陈子昂、王昌龄、王之涣、王维、高适、岑参，以至杜甫、李益、戎昱等等均在其中；不知名者，仅从诗人赠答送别之作考察，更难以数计。大批文士的远赴陇右，不但使描写西北边塞的诗歌数量大增，而且诗人们亲临其境的创作，较之仅凭热情和想象，借边塞题材寄寓某种理想、心态的“泛咏”之作（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作绝大多数如此），尤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里面所隐藏着的真情”是依靠“人类的想象力永远也不能达到的”！这更应是唐代边塞诗之所以能一举跃上边塞文学艺术之颠的“秘密”所在。比如骆宾王，那“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报国壮歌，固然激动人心，而更加摄人心魂的还是他沿陇右、河西行军远赴西域的一系列记实之作：“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汉月明关陇，胡云聚塞垣。山川殊物候，风壤异凉温。戍古秋尘合，沙塞宿雾繁……乡梦随魂断，边声入听喧。”（《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将报国思乡之情融进西塞疆场写生式的图画里，读来更觉深挚真切，成为开盛唐边塞诗风气之先的作品。又如王维，以他过人的艺术才华，不仅在诸多乐府诗里歌唱过“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豪侠少年；“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弃置”老将；抒发自己“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的壮志；歌颂唐军威镇西塞无可比拟的声势：“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燕支行》）而一旦踏上陇右边塞，更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直寻”之作，创造了诗歌艺术的辉煌。其他如王之焕“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玉门关听吹笛》），王昌龄“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从军行》七首其五）等等传诵千古的名篇，也都产生于西塞生活真实体验的基础上。正因如此，有较长西北军幕生活经历的岑参、高适，其作品达到边塞诗歌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必然的了。

将唐代边塞诗作总体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陇右边塞的局势，大抵规定着四唐边塞诗的主旋律。初盛唐西北国土的开拓与边战的胜利，使边塞诗高扬着理想的光芒；安史之乱后，陇右失陷，使志士扼腕，万姓怨愤，收复失地成为全民的呼声，也当然成了中唐边塞诗的第一主题。不仅陇籍诗人们魂牵梦绕，“只将诗思入凉州”，众多从未亲临西塞者，也莫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这片神圣的国土，或神往于“人烟扑地桑拓稠”（元稹《西凉伎》）、“无数铃声遥过碛”（张籍《凉州词》）的昔日繁荣；或感伤于“河陇侵将七千里”（白居易《西凉伎》）、“万里人家皆已没”（王建《凉州词》）的惨痛现实；或怒斥“连城边将但高会，无人解道取凉州”（张籍《凉州词》）、“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杜牧《河湟》）的颓靡世风。使边塞诗的题材进一步开拓，思想内容也得以深化。大中时，河湟收复，河西归唐，举国欢腾，诗人们激情洋溢的颂歌，在晚唐衰微的诗风中不啻为鼓舞人心的强音。这些又清楚地显示了陇右地区及其文化在唐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陇右地域辽阔，但大部分为高原山地、沙漠戈壁、沼泽冰川，地势高亢，地形复杂，干旱严寒，气候恶劣。关内人士初涉陇右，首先面对的是“陇山高共鸟行齐，瞰险盘空甚蹑梯”（许棠《过分水岭》）的千岭万壑；进入河西，历经的更是“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无边瀚海，几乎无一不经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巨大震撼。见惯江南秀色的岑参为之情绪亢奋，诗作生面顿开；陶醉于旖旎山水的王维，为之诗情激荡，绘出雄浑壮景；一心追逐功名的高适，为其感发，往往“登陟以寄傲”（《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序）；就连那“穷年忧黎元”的杜甫，一踏上陇土，西塞山川胜迹即成为他歌咏的主要题材。面对使侏儒也能变成巨人的“这样的天地”，诗人们放情高歌，骋足风流，从“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杜甫《秦州杂诗》四）的秦州，至“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的走廊西端，举凡“丝绸之路”今日甘肃境内这“黄金路段”的主要城镇军戍和通道，高山大河，茫茫戈壁，苍凉的古战场，以至镌刻着数千年中华古史的众多文化胜迹，都无一例外地融入边塞诗的画廊。仅以岑参而言，他从“平明发咸阳”而“暮到陇山头”，“经陇头分水”而“西过渭州见渭水”；宿临洮，达金城，至凉州；“过燕支山”、祁连城，“夜宿祁连戍”，“朝过酒泉郡”；经瓜州晋昌郡而达西塞门户敦煌城；不但西出阳关到达安西都护府，又曾出入玉门关，往返奔走于丝路北道至北庭都护之地，所历所感，均一一记在诗中。呜咽的陇头水，引发的是“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壮志；大漠风沙，激起的是“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的深情；边城军幕的壮景，更酿出“一生大笑能几回”、“醉争酒盏相喧呼”（《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玉门关盖将军歌》）的豪气！在西塞严峻的地理气候背景下，众多诗人敏锐地发掘着此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内蕴，形之歌咏，便在苍凉的底色中，透出极瑰奇的光彩与跃动的生命力。从“悬崖置屋牢”（杜甫《山寺》）的麦积山石窟，到“重开千佛刹，旁出四天宫”（佚名《莫高窟咏》）的敦煌千佛洞；由“势疑天鼓动，殷似地雷鸣”（佚名《白龙堆咏》）的鸣沙月泉奇景，到“万顷平田四畔沙”、“水沙依旧种桑麻”（佚名《敦煌》）的绿洲形胜，以至传说神异的鸟鼠山、崆峒山、回中、禹穴（今炳灵寺）、积石、三危、渥洼天马……这许许多多第一次出现在古典诗歌中的“陌生”画面，揭开了古代诗歌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些诗与岑参等描写“西域”的诗作一道，成为唐代边塞诗以至唐诗中最富奇情异彩的一部分，在“胡风”浸染的唐代社会里，广受欢迎，传诵吟唱，直至后代而不衰。林庚先生以为，如果“没有生活中无往不在的朝气，所谓边塞风光也早就被那荒凉单调的风沙所淹没”（《唐诗综论》）；反过来说，没有浩瀚大漠的感发，雄奇艰险山川的砥砺，时代所赋予的蓬勃朝气，同样不会表现得那样令人振奋。“边塞粗犷豪放的生活情调、壮丽新奇的异域风光更适宜于诗人的想象，并常常把他们的心灵提高到超越现实痛苦的纷纭扰攘之上”（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唐代边塞诗的成就，无疑得力于陇右“江山之助”。而其助力尤深者，还在于陇右多民族杂居所形成的人文精神。

陇右自古为羌戎之地，华夏边陲，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历经汉唐王朝的大力开发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这里更成了华夏文明与西域乃至西方文明交流融合最活跃的地区。西方把古代敦煌视为“通向中国的大门”，古代中原人士则把越陇坂至陇右看作离乡去国步入边塞的开始，一旦出了玉门关便完全置身“异域”了。这完全不能从政治学的意义上作解释，却恰恰可以窥见这个地区在文化地理上作为中原汉文化与西域文化过渡地带的鲜明特色。美国学者谢弗曾对唐代陇右“首府”凉州作过这样的描绘：“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夏威夷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唐代的外来文明》）作为一个“典型”，我们正好借用它来概括说明多民族混融的陇右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开放特质。而这些，又正好在边塞诗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陇山东麓的泾、原诸州（今甘肃泾川、平凉一带）为关中通河陇的交通要道，王昌龄等至此，所见“西临有边邑，北走尽亭戍”（王昌龄《山行入泾州》）、“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朱庆余《自萧关望临洮》），便感慨于“居人只尚武”（喻凫《晚次临泾》）、“所嗟异风俗”（王昌龄《山行入泾州》）。杜甫安史乱中寓居秦州，目睹“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杜甫《秦州杂诗》）的民风民情，不禁为西塞的安危而深忧。秦、原以西，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文化形态也发生着从农耕为主向农牧兼重的过渡，社会结构中少数民族居民比重愈大，“胡风”“胡俗”亦越见浓郁。王维《凉州郊外游望》、《观凉州赛神》，对“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和“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热烈场面的描摹，让我们对此地农牧骑射民情有更直观的了解。元稹《西凉伎》里那“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歌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缭乱，丸剑跳掷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的画面，尤能传达出胡汉文化融汇的斑斓氛围。“胡腾本是凉州儿”，西域乐舞的扎根凉州并进而风靡天下，与陇右边塞诗歌的成就、影响，恰恰是同一文化底蕴的产物。生性好奇的岑参，对此最敏于感受，作了最生动、多侧面的记述：

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军中宰肥牛，堂上罗羽觞。红泪金烛盘，娇歌艳新妆。(《武威送刘单判官》)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巨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玉门关盖将军歌》)

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敦煌太守后庭歌》)

室内瑰异的装饰，美人秾丽的服饰，热烈奔放的舞蹈，少数民族组成的歌队，宴席上异奇的器皿，内地所无的种种美味山珍——交河的葡萄佳酿未饮已醉人，西北高原的牦牛整个儿烤得香喷喷，大戈壁里的野骆驼烹成别具风味的驼酥驼羹……这一切融汇成浓烈、粗犷的塞上情调，真切生动地展现着陇右西疆的社会面貌和生活风尚。它在中华文化的图卷上增添了别具异彩的画幅，足以使一切史传的记载相形失色！这又何尝不是陇右多民族色彩的地域文化在边塞诗中构建的独特审美境界！
回答者：蓝色の风琴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3-9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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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来就是盛唐时以边塞生活为内容的诗歌。通常是结合壮丽、辽阔的边境景像，表现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抒发慷慨从戎，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反映征夫思妇的悲怨以及边境的荒凉艰苦生活，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唐帝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大多气势奔放，慷慨激昂，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
回答者：吴田田 - 状元 十五级 3-9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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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一个诗派,主要描写边塞景色和边塞将士的生活和情怀.代表人物有王昌龄,岑参等.
回答者：杨衙内 - 秀才 二级 3-10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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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边塞诗，写尽了流离人生的情态：慷慨应征，转战绝域，久战不归，两地相思，军中苦乐，塞外荒景……虽然诗人的人生道路可能并非如此，可是命运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冲突，愿望不能满足的悲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充分展现生命力的渴望，其实与这种人生图景一脉相通，浑然一体。从《诗经》那个时代起流离人生的咏唱不绝如缕，这咏唱消解了千百代人心中的块垒。一句“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燕歌行》）就使心有戚戚者感到直逼灵魂的感动，淋漓的痛快。不论他是文人还是武夫，不论他是否深入地体察过离情别绪，不论他生活的年代离少妇与征人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