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招蚂蚁是什么原因:有关宁波帮的小故事

虞洽卿、盛丕华、吴锦堂、王宽诚、包玉刚、邵逸夫、应昌期.童善长童涵春堂国药号 黄楚九的“中法药房”、史致富的“万国药房”、吴锦堂（1855～1926年），名作莫，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东山头乡西房村人，少时随父耕作，及壮东渡日本，经商致富，名重中外，素以桑梓为重，先后捐银数十万两，兴修水利，创办学校，泽被乡里。又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著名华侨。吴锦堂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11月14日）出生于慈溪北乡海滨小村东山头（今慈溪市观海卫镇锦堂村）。据吴氏族人介绍，元末明初，江西、安徽一带战乱频繁，长江中游一带居民纷纷南迁，东山头吴氏明初从江西迁来杭州湾南岸，开恳新涨涂地为生。传到吴锦堂的父亲吴麟初时，已是第12代。　　外地迁来海滨涂地的居民大都十分贫困，到吴锦堂祖父那一代，家境有所好转，试图通过对子女的教育，摆脱世代务农的现实。其父吴麟初，生育五子三女，吴锦堂是他的长子。吴家祖居坐落于东山头西房村，因吴麟初排行第二，故称“昂二房”，吴锦堂就出生在一楼靠西边的正房里。　　到其父吴麟初时，连年遭遇天灾人祸，家境越来越差。吴锦堂不得不辍学务农，帮父亲处理家事，成了主要帮手。不过，他父亲并未放弃对他的文化教育，安排他在耕稼之余跟从当私塾先生的伯父课读。吴锦堂16岁那年，母亲病故，父亲又娶唐氏。他待继母如同生母，村民们都说吴家老大将来定有出息。　　1880年，吴锦堂在宁波做磨豆腐的小工。在当年，“打铁、撑船、磨豆腐”是有名的苦营生行业，地位十分卑下。但对于年轻的吴锦堂来说，两年的起早摸黑、肩挑手推，受尽艰难人生的磨练，为日后在上海滩打拼乃至闯东瀛，奠定了思想、心理、体能上的准备。立足上海滩　　1882年，豆腐作坊的一位邻居见吴锦堂能吃苦，又有文化，心气也高，介绍他到上海红庙前的萃丰油烛店当帮佣。吴锦堂兴冲冲地从宁波回到老家东山头与家人告别。时年28岁的吴锦堂，就这样带着父辈的期望，来到他一直向往的上海，一年后成了正式店员。　　吴锦堂在上海工作3年，习算学文，揣摩商贾经营之道，勤奋精明，深得店主的赏识，曾被派到苏州等地代庖业务。油烛虽是小商品，但购买者各色人等都有，吴锦堂借此认识了不少人，对他了解社会各界、积累经验都很有帮助。特别是他在苏州分店的经历，更使他有独当一面开展商务活动的锻炼机会，显露出从事贸易活动的惊人才能。沪上赴东洋　　1885年，即中法战争的第二年，31岁的吴锦堂对我国工商业在列强欺凌下造成的不景气深有感触，意识到努力向外求发展是改变目前状况的一条重要途径。于是，在友人资助下携资银千两，毅然东渡日本长崎。　　到达长崎后，吴锦堂经缜密计划，与人合伙从事物资运销，业务活动就是代出口商在阪神地区采购物资并运送至长崎，又代进口商将进口货物运送至阪神地区交给座商。这种营生投入少，资金流转快，吴锦堂在短短的一年间，将资金扩大了5倍。　　就这样，吴锦堂靠着“单帮”式的经营，积累了资本，还通过购销环节建立了业务网络，为日后事业的辉煌打下了基础。　　1887年，吴锦堂与人合伙在大阪设立“义生荣”商号，他终于有了自己开设的第一家商行。商界树巨人　　这以后，他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延伸：由收购向制造业延伸，如“义生荣号”曾涉足火柴生意；由为出口商购运向自营出口延伸，如将火柴、阳伞运销中国；由代进口商运销，转向自己设行销售。　　在经营中，吴锦堂那谨慎灵活、恪守信用和极富开拓性、前瞻性的经营作风逐渐成形，引起商界同仁的注意，称赞：“他的先见之明、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及随机应变的经商才能正是他的独到之处。”一位商界巨人的稚形初步显现。　　1889年，吴锦堂在濑户内海边的著名商港神户设立了“怡生号”，开始定居神户。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奋力开拓，业务不断扩大，涉足广泛的实业领域，成了大阪、神户地区著名的产业资本家。日本作家黑部亨曾撰文，把吴锦堂和神户纺织业奠基人武藤山治并称“为神户照亮前途的人”。同时，他也成了神户华侨的领军人物。1894年，吴锦堂被任命为“神户旅驻大清商人公举商董”，是神户中华会馆、神户三江公所的总代。　　在《浙慈吴锦堂先生六旬荣寿录》一书里，具名江义所写的《寿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以火柴为祖国日用品，创办红衣商标。以棉花为日本纺织品，购钟渊股份，开设行号，兼营实业，握贩运之权势，遂获资数百万。”　　这正是对吴锦堂那个时期经营活动的最好概括。仁义奉公益，情怀系故乡　　吴锦堂热心公益事业，关爱旅日侨胞。他是一位深谙经营之道的企业家，也继承和发扬了宁波帮商人相互提携、协作共荣的传统，在创建和发展华商组织、资助华侨公益事业、维护华侨权益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万国医院、孤儿养育院、盲哑院、红十字会、同仁会、掖济会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巨额捐赠。　　直至今天，在日本兵库县还有以吴锦堂命名的村庄和水池，还建立了吴锦堂显彰碑。　　吴锦堂泽被乡亲，情系故乡。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吴锦堂常常为之辗转反侧，只要力所能及，常出巨款组织赈济。一开始捐给政府，后来他自己组织赈济机构，设法购米施赈或组织以工代赈，赈济范围北至东北，南至闽广，甘霖所至救助了无数的灾民，人们誉其为“万家生佛”。　　不仅如此，他在国内的投资范围涉及采矿、冶炼、纺织、铁路建设、金融、农田水利和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闯荡世界、造福桑梓”是宁波帮的重要特征。吴锦堂将资金转向国内，大规模投资国家建设的同时，开始捐资家乡水利事业和教育事业，投资数额庞大。　　1905年动工修建的杜白两湖水利工程，规模巨大，由四大核心项目构成：重建西界漾塘，遇汛期可藉以截姚北平原东注的洪水；加固两湖大堤，以增加蓄水量；增设减水坝，用于控制水位；疏浚通海大浦，增设大小桥闸，以完善排灌系统。全工程“竭五六年心血，费七万余金钱”才得以完成。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教育是国家争生存、争富强的必要途径，投在创办“锦堂学校”上的资金，累计达22万银元。因此，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把吴锦堂与陈嘉庚、聂云台并称为“办学三贤”。关心革命事，正义志不移　　吴锦堂非常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他在积极创业的同时，也热心支持革命活动。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的维新思想就在日本神户华侨界引起反响。变法失败后的1902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在神户登岸，吴锦堂隆重接待他，并与梁启超摄影留念。　　自1899年起，吴锦堂就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孙中山辛亥革命前曾11次到过神户，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革命党神户支部领导骨干的王敬祥、吴锦堂和杨寿彭等与孙中山关系密切。　　辛亥革命爆发后，吴锦堂等阪神华侨成立了中华民国华侨统一联合会，在之后的4个月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声援辛亥革命的活动。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吴锦堂更以鲜明的态度支持新生的共和政府，曾分别捐献上海、宁波军政府银2.65万元和1.64万元，并出任浙江省军政府财政水利顾问。　　1914年，吴锦堂迎来了他的六十大寿，这时离他初到日本正好是30个年头。为了庆祝寿辰，吴锦堂在松海别墅旁动工建造三层洋楼，次年5月完工，取名“移情阁”，呈八角形，俗称“八角堂”。从外部环境到建筑外形，从布置陈设到室内装饰，处处透露出中华文化的内涵。　　“移情阁”濒临大海，面对劲松，对出生在浙东海边的主人，定能引出无限的回忆和美好的遐思……病逝于异域　　1926年1月14日，吴锦堂患急性肺炎，在日本神户养和山庄与世长辞，享年72岁。弥留之际，他一再嘱咐家人把他的遗体运归祖国，葬在家乡，还嘱咐后代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有损于祖国的事情。　　1929年，他的灵柩由吴家自备海船经上海运抵慈北。归葬到家乡　　吴公墓庄位于慈溪市鸣鹤镇，此地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有杜湖、白洋湖，既是游览胜地，又是慈北蓄水宝库。墓园石栏围绕，松柏葱翠，宏伟肃穆，系吴锦堂生前自建。陵墓面向白洋湖，墓碑由清代光绪年间状元张謇提写。碑旁一副醒目的对联，为吴锦堂生前自拟，上联为“为爱湖山堪埋骨”，下联“不论风水只凭心”，寄托了他对祖国乡土的深情眷恋。墓碑的上方镶嵌着章太炎先生撰写的墓表，篆体直书，约700余字，记载着吴锦堂的生平事迹。　　当时，出席追悼会的国内外各界代表达数千人，慈北广大群众也自发前来致哀，人数多达万余。这一天，白洋湖堤上人流不歇，从慈济祠到锦堂墓地，万头攒动，水泄不通。家乡人民敬献的挽联上，写道“抱济世热忱，推食解衣，不愧万家生佛；奋海外事业，含辛茹苦，允推当代人豪”，高度概括了他卓著的一生。

中国宁波网讯 名震全国的红帮裁缝
采访陈万丰，最好的地方就选在宁波服装博物馆。走进月湖之畔的这座清代宅院，你可以感受到浓浓的红帮文化裹挟而来的历史氛围。漫步馆内，穿行在放着各个年代服装展品的特定场景之中，身为宁波人再一次被宁波服装业上所凝聚的人们的智慧和勤劳所感动，衣料店、裁缝铺、修鞋摊以及养蚕房这些已被时代定格的场景，记录着几百年来宁波人对于中国服装业的创造与奉献，也记录着一代又一代的宁波服装人的艰辛和收获。
陈万丰对于宁波红帮裁缝的发展历史，如数家珍。1997年，筹建中国首家服装博物馆时，陈万丰奉命担起了这一重任，面对当时一没有任何实物资料，二没有专业人才的尴尬局面，陈万丰做起了拼命三郎，他怀揣一张介绍信，手拎一只提包，走南闯北，到全国各大城市追寻红帮裁缝的足迹。一份难得的陈年服装档案或是一件实物资料，都让陈万丰欣喜万分。
作为宁波红帮裁缝发祥地的上海，上海档案馆和上海博物馆留存的很多资料和实物都忠实地记录着当年宁波红帮裁缝的辉煌历史。陈万丰就一次次地带着面包在这两个馆内查找资料，并用笔摘抄下来。“当时查找工作十分艰辛，很多资料还需要一笔一画地抄下来，实物资料更是难找。但是随着查找工作的深入，这些资料逐渐将当年宁波红帮裁缝的辉煌业绩勾勒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工作劲头就更足了。当我们在上海博物馆得到宁波红帮裁缝使用过的第一台胜家牌缝纫机时，这件宁波服装博物馆的首件实物资料让我们兴奋不已。聊到这些时，陈万丰已完全沉浸在当年的回忆中。
在宁波服装博物馆里，有一张地图上标示着宁波红帮裁缝当年遍布的20多个城市，这些城市陈万丰也基本上都去过。经过十年的努力，现在的宁波服装博物馆已拥有丰富的实物和资料。在这些资料里，我们可以细细品味出宁波红帮裁缝的五个“第一”：即宁波人开设第一家西服店和第一家西服工艺职业学校，缝制了中国第一套中山装和第一套西装，还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红帮裁缝北上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大连，南下厦门、香港，西进重庆、青海、西藏，甚至漂洋过海创业国外。同时，资料也证实了红帮裁缝不但是中国近现代服装史重大变革的引领者，而且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很多城市里，在当地的服装业中，红帮裁缝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当年的上海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的登记资料显示，上海西服店多时共有700多家，但宁波人开设的就有420多家，占了总数的六成。

勇于纳新的红帮裁缝
起源于奉化江两岸的宁波红帮裁缝，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服装业中的一支生力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陈万丰把其归结为“创新”。
陈万丰说，在旧中国，经济落后，外货充斥，一群有骨气、有才华的中国人发愤图强、兴办实业，寻求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而当时的红帮裁缝作为新兴产业的开拓者，敢于破除人们传统的着装观念，主动吸纳西式服装的长处，率先将中外服饰的精华进行融会贯通，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海派西服，揭开了中国服装史上崭新的一页。红帮裁缝抛开世俗的眼光，接受简洁明快的现代服装理念，独创了中国的海派服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帮裁缝是中国服装史上最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次改革的发起者，他揭开了中国服装史上崭新的一页。在完成这一重大改革的征程中，宁波的红帮也成了中国服装史上影响最大、最深、最久的一个服装流派。”
陈万丰认为宁波红帮裁缝的创新体现是全方位的，即开放性地吸纳西方的服饰文化，制造出中国的第一件西服，又“洋为中用”，结合中国人的体型特点，开创出肩薄、腰宽、轻松、挺拔，个性强烈、款式独特的中国海派西服。同时根据西方的立体裁剪等理念，结合中国的特色，创造性地设计制作出了中山装这一“国服”，可以说，中山装的创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国服装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女装也不例外，红帮裁缝在做女式西服、女式大衣、连衣裙、婚礼服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改良旗袍。从宁波服装博物馆里陈列的各式旗袍可以看出，旗袍在红帮裁缝的手下，在领口、袖子、衣长及腰身等部位，都是一变再变。
同时，红帮裁缝从开设作坊到开店号，再从开店号到连锁，不断推动了中国服装缝制技艺上的设备更新、工具更新、面料更新、店堂更新、产品更新、顾客更新和经营模式更新。

现代宁波装，宁波的响亮名片
“宁波现代服装业的发展，离不开脚下这块土地，也离不开红帮裁缝。”这是一位宁波服装企业界知名人士讲述宁波现代服装业发展时对陈万丰说的话。确实，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现代宁波服装产业，都是上一代红帮裁缝手把手教出来的，当时，有一两百名来自上海的红帮裁缝传人在宁波刚刚兴起的服装厂里担任师傅，他们不但带来了红帮裁缝的工艺，而且带来了红帮裁缝踏实细致、创新进取精神。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宁波已崛起了一大批著名的服装企业和品牌，目前已拥有中国驰名商标3个，衬衫类中国名牌产品4个。已涌现出杉杉、雅戈尔、罗蒙、一休、太平鸟、洛兹、培罗成等一大批享誉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知名服装品牌，形成了国内少见的服装名牌产品群星辉映的局面。全市近2000家服装生产企业年服装生产能力达10多亿件，占全国生产总能力的12%强。综合实力特别是男装产业综合实力绝对居全国同类城市之首。
在宁波现代服装业的发展上，创新精神仍是贯穿着整个发展史，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服装企业积极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电脑排料、自动摊布、自动生产、立体熨烫、自动包装生产线，使我市的现代服装生产企业的关键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现在，宁波的服装产业还从以男装为主，逐渐向女装、时装、休闲装全方位发展，面料的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像纳米技术等新的生产工艺也不断出现。在宁波服装博物馆的现代陈列馆，陈万丰指着一块资料宣传板说，这是宁波目前服装企业主要数据，每年都要更新一次。记者在2004年底的统计资料上看到，在该年的服装工业产值统计数据上，新产品的产值超过了17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61%。

让红帮的创新精神继续传承
创新精神贯穿于宁波服装业的起源、兴起和发展，但是陈万丰认为，宁波现代服装业如要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更进一步创新。这几年，宁波的服装业虽然创新不断，但是相对于其他一些服装名城和温州等后起之秀，宁波服装业的发展速度并不是很快。
宁波以男装闻名，相对来说，女装、时装的设计制作还相当薄弱，而且大多处于中低档次这一层面，这离一个真正的服装名都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同时，宁波的红帮裁缝曾以精湛的工艺、最新潮的设计在当年的中国引领服装新风，成为中国服装界的代表，但是，宁波现有的服装人才队伍，特别是高级的服装设计人才，却相当缺乏，这使宁波的服装业、特别是时装业的发展有后继乏力之感。另外，宁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条真正的时尚街，没有专门的服饰类报刊杂志，这些都需要宁波红帮裁缝的后人继续做出努力。

■受访人
陈万丰，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会员，宁波服装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1962年从事文化工作，1986年后任鄞县（现鄞州区）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1997年冬开始筹建中国首家服装博物馆———宁波服装博物馆，倾力研究中国服装史和红帮服装史，撰写了20多篇论文，合编有《宁波服装》、《红帮服装史》等著作。
■采访动机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吃、穿、住、行……其实，人类从穿上衣服逐步走向文明以来，“穿”这个问题就已经披上了浓厚的民族地域特色，从最早的、最质朴的兽皮麻衣到现在的各式时装，无不体现着各地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内涵。
宁波的服装文化，作为正在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无疑是中国璀璨服饰文化中独特的一支。她的兴起和发展，无不体现了宁波人吃苦耐劳、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现在的宁波服装业，已成为带动宁波经济腾飞的一个有力的助推剂，也是宁波走向全国、奔向世界的一张响亮的名片。
而陈万丰，这位前半生一直从事文化展览事业的专家，自从1997年因工作需要接触宁波的服装文化以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筹建宁波服装博物馆开始，一直醉心于宁波服装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并且卓有成效。从他的一言一行中，我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自从他进入这一领域以后，他的工作生活都同宁波的服装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通过陈万丰，可以让我们更深地了解宁波地域文化中独特的红帮服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