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巾平结的打法步骤:谁有罗隆基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

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
罗隆基
“固不忍稍自暇逸，更何敢闭塞聪明……凡属嘉言，咸当拜纳”
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在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通电全国各报馆说过这样的几句话。电报全文，很值得多读几遍。原文如下：
“自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中央求治至急，人民望治犹殷。大之欲跻中国与自由民主之域，小之求使民众咸得安居乐业。格于环境，变故迭起，训政既已开始，军事犹难结束，虽为革命进程中必经之阶段，而身受党国托付之重，不能为人民早日解除痛苦，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固不忍稍自暇逸，更何敢闭塞聪明。岁月易逝，民国十八年又将终了。欲收除旧布新之效，宜宏集思广益之规。各报馆为正当言论机关，即真实民意代表。对于国事早具灼见，应抒谠言，凡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诸端，咸望于十九年一月一日起，以真确之见闻，作翔实之贡献。其弊病所在，能确见事实症结，非攻讦私人者，亦请尽情批评。并希望关于上述各项之言论及记事同时交邮寄下。凡属嘉言，咸当拜纳。非仅中正赖以寡过，党国前途亦与有幸焉。”
在这样的你年头，读到这样的电报，我们醉心思想自由的小民，自然是欢欣鼓舞。我们以为从十九年一月一日起，一班“正当言论机关，真实民意代表，对于国事，早具灼见”的报纸，一定体恤主席“不忍稍自暇逸，何敢闭塞聪明”的厚意，顾念“中央求治至急，人民望治犹殷”的苦情，对于当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诸端，必能“以真确之见闻，作翔实之贡献”。如今民国十九年又整整过了一个月了，张开眼睛，在全国报纸里，依然看不见尽情批评的谠论。这未免有负于蒋主席“凡属嘉言，咸当拜纳“一番苦心孤诣了。
我个人以为处政治可言的环境，遇这种求言的电报，真不该错过这个发言的机会。仅依电中意旨，先就党务一端，做一篇绝不攻讦私人的批评。
* * *
在党务方面，开宗明义，我就提出党治这问题来讨论。
党治，我不反对，亦没有反对的必要。一个有政治信仰与政治主张的团体，根据信仰及主张来夺取政权，最后取得政权，因以掌握政府，主持国事，这就”党治”。如此，英国是党治，美国是党治，德法是党治。这种党治，有什么可反对，更有什么人要反对？
至于“党权高于一切”，至于“党外无党”，这亦是如今所谓的党治。这不止于党治，这是一党独裁（party dictatorship）。党治与一党独裁，似不可混为一谈；批评党治与批评一党独裁，亦当分为两事。
一党独裁本身的好坏，一党独裁是否适应于今日中国的政治环境，这是各人政治眼光的问题，我不愿在这里来讨论。
一党独裁民主政治是否能相容并立；一党独裁，与民权学说是否能同时并进，这是我要平心静气与国人讨论的一点，这的确是中国政治上值得研究的一点。
一党独裁是欧战发生后，在政治上新生的一种名词。一党独裁简直可以说上十九世纪民主政治的反响。一党独裁是起来打倒民主政治的新运动。
第一个实验一党独裁的是俄国的GCD。GCD的政治哲学是阶级战争。他们是要铲除资产阶级。同时打倒资产阶级所寄生的Democracy。他们是笑骂民治学说的，他们是诅咒代议制度的。他们认“德谟克拉西”是资本家的口头语；一会组织是资本家的护身符。站在这种哲学的立场上，倡阶级战争，行一党独裁，我认为政治思想上和合逻辑，政治手段上不矛盾。
一党独裁其次采用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法西斯党的政治哲学是国家神圣。他们的方法在建造万能的政府，他们的手段是拥戴万能的英雄。他们所接受的是秩序，他们所重的是服从。他们是笑骂民权学说的，他们是诅咒代议制度的。他们认“德谟克拉西”是过时的标语，一会选举是陈腐的方法。在这种哲学的立场上，倡一党专职，行一人独裁，我认为政治思想上合逻辑，政治手段上不矛盾。
一方面鼓吹民权，一方面实行一党独裁，采用这种方法的，只有中国的国民党。这种方法，在政治思想上是否合逻辑，在政治手段上是否不矛盾，的确是个大疑问。
什么叫民主？我们就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解释。他说：
“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们的掌握之中。那么，人民成了个什么东西呢？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应该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叫做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下，就是用人民来作皇帝。”（见民权第五讲）准此，我们就知道民主就是把政权放到人民掌握中去的政治。什么是民权？中山先生所最重的是选举权，创议权利，复决权，罢免权。
在这样的政局底下，可以把政权交到人民掌握中去吗？可以让人民来做皇帝吗？在党权高于一切和党外无党的程途上，走得到人民直接选举，创议，复决，罢免的目的地吗？这种一党独裁与民主民权同时并进的办法，政治思想上是否冲突，政治手段上是否矛盾，的确是个疑问。
上面我们不过引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诠注民主民权，其实我们举西方任何政治学者对民主民权的学说，结果我们一定发觉民主民权与一党独裁是不能同时并进的。民主政治，重要的条件是国家的统治权应树立在国民的全体，不在某特别的团体或特别阶级身上。在这种条件底下，谈得了一党独裁吗？
英美人实行民主，他们就极端地反对一党独裁。GCD，法西斯党实行一党独裁，他们就极端的攻击民主政治。我认为这是很彻底、很痛快的方法。口里说什么，事实上就干什么。挂什么招牌，买什么药；登什么广告，发什么货。
如今中国的政治，确与此不同。国民党天天拿民主民权来训导我们小百姓，同时又拿专制独裁来做政治上的榜样。天天要小百姓看民治的标语，喊民权的口号，同时又要我们受专制独裁的统治。授百姓以矛，希望百姓不攻其盾，小百姓做人亦左右为难了。
在我看起来，国民党党务上如今内忧外患的现象，其病就在政治思想的自相冲突，政治手段上的自相矛盾上。民主民权和专制独裁的冲突，首先是发生于党内。国民党将中华民国的国民分为两类。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万是不革命的小百姓，这是不能行使政权的，十万是革命的同志，这是代行政权的党员。在党员方面，对小百姓要专制独裁，不许谈民主民权；对大党魁，又要民主民权，不许用专制独裁。这是党员方面包赢不输的策略。结果，党魁不敢党魁自居，党员不甘党员自处。于是我们党外的小民，时时听得着党内打倒党魁的呼声，时时看得见开除党员的命令。一言蔽之，这就是民主民权与专制独裁冲突矛盾的现象。俄国的列宁就公开的主张少数专政，意大利的墨梭里尼就公开的主张一夫独裁。他们的思想是一贯，他们的主张是彻底。所以GCD与法西斯党，他们的内部从来没有那民主民权的口号来打倒领袖的。国民党则不然，治国主独裁，治党主民主。结果，治国上种独裁的怨毒，治党上受民主的牵制。
打倒专制独裁的呼声，首先发起于党内，自然就继起于党外了。党内包括专制，党外何以可以专制？党内不许独裁，党外何以可以独裁？党员可以要求自由选举，国民、何以不可以要求平等待遇？结果，党内专制独裁与民主民权的冲突，又成为党员与非党员的冲突了。这是专制与民主并进，独裁与民主并倡的结果。
我常常这般的想，一党独裁与民主政治，这一些都是政治上的手段与方法。百姓所问的是政治的目的。政治的目的应该是最大多数国民的最大幸福。倘若中国以墨梭里尼这样的一个人，他痛痛快快的自命是豪杰，是英雄，是特才，是异人，他公开的要专制，要独裁，他认为他的专制独裁是谋最大多数幸福的唯一方法，一班小民，一定甘心情愿去歌颂他，迎奉他，服从他，拥护他。不幸，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毅力，胆量，才气，见识，出来说这句话。
其次，中国的政党要真效法英美式的政治，切切实实拥护民主，倡导民权，实行民，他们相信他们的主义，可以“跻中国于自由民主之域。致民于人安居乐业之途”，他们要当国，要执政，一班小民，在选举室里，投票匮前，一定亦甘心情愿去歌颂他，迎奉他，服从他，拥护他。这条路，从旁人的经验上来看，亦未始非光明大道。
一党独裁与民主政治，则明明白白是南辕北辙的两条路，要同时并进，必有旁惶四顾，冲突矛盾的结果。用莫斯科和罗马的指南，游历华盛顿和伦敦，必定要迷失道途，一无所得的。换言之，俄意的手段，达不到英美所已达到的目的地。在我看起来，英美的路，在一个列宁已死，墨梭里尼未生的国家，一定比较平稳而安全。
这是我在党务上尽情批评的第一点。

一班忠实的同志们，看了上面这段文章，一定认我误会了国民党的策略。一定要说：一党独裁是暂时的手段，民主民权是将来的目的；一党独裁是过渡，民主民权是终点。他们一定骂我没有读第一次全体大会的宣言。宣言里已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说：
“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无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政府政权之中枢。”
又说：
“于此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须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能享之，必须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是得藉口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国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个人及团体，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换言之，一党独裁是对付一班“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方法。其目的有三：（1）制止国内反革命；（2）防止帝国主义的阴谋；（3）芟除实行国民党注意之一切障碍。
其实这就是GCD独裁的理由，同时有时法西斯独裁的策略。我们现在就根据这几点来讨论。
第一，一党独裁。我们要敬告今日的国民党，防止反革命，因而暂时一党独裁，这固然是国民党，GCD，法西斯党同样的策略，一党独裁实际上的严酷，国民党与远过于俄国的GCD及意大利的法西斯党。
俄国及意大利如今是有宪法的国家，中国如今有宪法吗？俄国人民及意大利人民，根据宪法可以选举，可以参加国政，中国的非国民党党员有这种权利吗？（参看俄宪第四部第十三条及意大利的新选举法。）俄国有全苏维埃大会，意大利有国会，中国如今有这些吗？
我当然承认，所谓俄国意国的选举，是谈不上民治民权，是有极严格的限制。然而，俄国人意大利人依然不失国民的资格，依然享受宪法上所规定的国民权利。中国国民又怎样？同时，我们记到，GCD是公开的主张阶级战争，法西斯是公开的主张一夫专制的。他们诅咒民主，民治，民权的利益，比今日的中国人是多一点。
汪精卫先生说“党外无党”，毋宁谓之“党外无民”。不幸，这的确是实情。我们这班非党员的小民，确确实实是剥夺公权的罪犯。我们小民除了纳捐，输税，当兵，供差的国民义务外，享受了哪一种权利？前几天报上登载上海三区党部剥夺胡适公权的消息。我就看不出今日的胡适——非国民党党员的胡适——还有什么公权可以剥夺。譬如说，我如今住在中国，，与一年前住在美国，两年前住在英国，在享受公民权利上，有什么分别。在英美的时候，我还可以公开的谈谈顾理治总统的好坏，博得温总理的得失，我还可以批评共和党的党纲，劳工党的政策。那时，在英美我还是侨居异邦的学生。如今，到了自己的国里来了，可以放胆讨论国事?吗可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党义吗？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说句痛心话，我们小民，想要救国，无国可救；想要爱国，无国可爱。”党国”名词底下，在“党人治国”这名词底下，我们的确是无罪的犯人，无国的流民了！
国民党的宣言:”民权是不轻授于反对民国之人，使藉以破坏民国”，难道，出国民党党员外，我们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万小民都是居心破坏民国的叛逆？国民党说：“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不得享受民权。难道，出国民党党员以外，我们这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万小民都是居心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罪犯？
然而事实上出国民党党员以外，我们这几万万小民是剥夺公权的罪犯与叛逆了。
国民党的党治，说是防止军阀，试问如今党外的大军阀在哪里？说是防止帝国主义的阴谋，试问如今与列强强订修好条约的是什么人？说是制止非党员的反革命，试问一年以来的战争，是非党员的反叛还是党员的内讧？
这是我在党务上尽情批评的第二点。

至是，一定有人要说“一党独裁”是总理的遗教，加我以批评总理遗教的罪名。至是，区区小民，又只好退一步，来承认党治之必要。至是，我愿与一班忠实的同志们，根据总理的遗教，来讨论党治的意义。
什么叫做党治？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党员不可以存心做官发财》一篇演讲里，说得很清楚。他说：
“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以党治国这一说，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党员的存心，都以为要用党人作官，才算是以党治国，那种思想，便是大错……”
他又说：
“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作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以本党的党员治国，诸君要辨得很清楚。”
孙中山先生是一再告诫党员，要以主义治国，不要以党员治国。如今党治的局面，又是怎样？
在一八年的时候，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曾经呈请国府通令各机关嗣后用人先尽党员任用，裁员先尽非党员裁减。
民国十九年一月我们在报上看见江苏教育厅令各县教局校长须尽先任用党员的通令。
在考试院方面，公布的考试法，第一次就要考试党义。考试院成立的时候，考试院院长的谈话，对考试委员会人选的标准，又说要“在本党有深长历史者”。
总合起来，如今的党治是：从此以后，国家的一切官吏，考试的时候，先考党义，一切考试官，要在党内有深长的历史。官吏考试以后，各机关用人，仅党人先用；各机关裁人，仅非党员先裁。换言之，今后的“党治”，是以党员治国。
这点，在我看起来，与当日孙中山先生党治的解释，与中山先生“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的告诫是背道而驰了。这点，影响于中国及国民党的前途，极为重大，我们应有尽情的讨论。
用人，尽党人先用；裁人，尽非党员先裁，这种以党员治国的策略不是南京国民党自我作古的发现。在一八三○年的时候，美国杰弗逊起来做总统，民主党起来专权的时候，曾经试验过的。他们的标语是“谁赢得谁”（To the victor, belongs the spoil）;他们的手段是同党则拔毛同茹，异党则斩草除根。这就是美国政治鼎鼎大名的“分赃制度”。
这种制度的影响怎样？入党为得官的捷径，进党是发财的法门。夤缘奔走，一时风气；贪赃受贿，宦海潮流，结果，美国不止管制紊乱，财政动摇，其极，政治上的道德社会上的廉耻，一扫无遗。这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分赃制度的局面，这就是以党治国，而不是以主义治国的结果。
美国人费九牛二虎的力量，经数十年的改革运动，才把“党员治国”的罪恶打倒，才得行公开的竞争的考试制度，才树立美国今日的考官制度。美国如今考试制度的重要原则，是：（一—）官吏为国家的官吏，不是党派的官吏，所以官吏不受党争的动摇；（二）考试院是国家的考试院，所以考试院的委员任何党派不得占三分之一以上；（三）考试方法是不保证人民思想信仰的自由，所以考试时不得有试探考人宗教信仰的题目；（四）官吏是忠于国家，不忠于党派，所以官吏不得赞助任何党派的政治活动。
这些，是良好的政治上的重要原则。美国如此，欧洲各大文明国的官吏制度都是如此。“官吏忠于国家的在德国方面，是载在新宪法上的。英国一九二六年的Trade Dispute Act ，里面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取缔官吏的工团组织，限制官吏的政党活动。
中国是情形是怎样？如今正好与欧美等国的背道而驰，同时亦可以说把人家过去历史上的分赃制度，整个的搬到中国来了。文明的国家，拼着命把党化了官吏制度，使他回到忠于国家的道路上来。中国则“党人先用，非党先去“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借者党治的招牌，努力作党化吏治的工作。
这里，我要忠告治国是政治思想上的倒车，是文官制度上的反动，是整理中国吏治的死路，是国民党以党义治国的策略上的自杀。
国民党执掌政权，是希望子孙万代之业吗？不然，国民党将来一旦失势，他党起来“各机关用人，党人先用；各机关去人，非党人先去，“这里前案具在，有例可援了。这种轮环式的官吏制度，国家政治前途，要闹是成什么局面？推源祸始，谁负其责？
进一步说，孙中山先生在政治上的思想不是主张权与能分开吗？不是主张权在人民吗，能在政府吗？能在政府，当然是专门人才，担任专门职位。今日中国处于一种半开化的地位，人才在那里？集全国的东西洋留学生，抵不上美国一个头等大学的一届毕业生？在这个人才饥荒的中国，还要分出“党人先用，非党人先去“的界限来，这的确是国家政治上自杀的表象。
忠实的同志们平心静气，计算计算现在国民党员到底有多少。国民党员占了全国智识阶级的几分之几？占了留学生，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全体的几分之几？中人才机警是可怕的少数。国民党内部的人擦，当然是这少数的少数了。就把全国的官吏都让给国民党去做，恐怕认输也分配不下来，责任也担当不下来，这种“党人先用，非党人先去“的 排挤包办的官吏制度，于党无害吗？于国有利吗？这与三民主义上的权与能的分开的学说相合吗？
其实，中国今日政治上的新式人才不够，为不可掩盖的事实。国民党政治人才的缺乏，亦为不可掩盖的事实。我们到美国去请财政顾问，到德国去请军事顾问，这就是人才不够的铁证。高高的薪水，多多的供应，聘请客卿的时候，凭什么不说：“各机关用人，尽国人先用；各机关裁人，洋人先裁”？对于外国人，就承认专门技能，专门智识，中国人对付中国人，“党的立场”，“党的历史”这一切资格都出来了。恐怕是忘记了孙中山先生“党员不可以做官发财为目的”的教训了罢！
非党员不能做官，为做官尽可入党，这又不幸已成中国目前因果的事实。我不是说国民党党员，个个都是要做官发财；但一班要做官发财的人，在现状底下，一定会来入党。中国的士大夫，本来就不讲究气节廉耻。袁皇帝时代，眼见他上表称臣；曹总统时代，眼见他买票贿选；如今又眼见他口念遗嘱，眼见他胸悬党徽，眼见他口衔加同志，眼见他位居要职了。君子有穷途，小人无绝路。国民政府降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隳，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覆为勇，气节堕地，廉耻道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下流了。
这又是我对党务上尽情批评的第三点。
党治在中国，令有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党内无派，党外无党”。这点又值得我们讨论。
这个原则，在孙中山全书里，寻不出根源来，或者不是“遗教”。这或者是后知后觉们思想统一运动上的标语。
当然，人类社会里，有一天思想真能够统一，那么“党内无派，党外无党”那种奇事或者有发生的可能。不过思想的不能统一和不必统一，已经有人透彻的说明过了。在我看起来，人类的经验，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党外无党”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的功用，就在调剂党内的派，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的轨道，不趋于革命流血的一条狭路。这点，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党争乃流血之争”一篇演讲词里，亦说得很明白。
其实，“党内无派”与“党外无党”这两句话，亦是背道而驰的。党内有派，或可减少党外之党。党外有党，或可减少党内之派。人的思想及主张，既然不能统一，自然要寻条出路。一面有做到党外无党，一面要做到党内无派结果，就逼迫一切不同的思想及主张走到一条狭路上去了。如今，党内无派，逼成一个改组派；党外无党，逼出许多革命党来了。措火积薪之下，祸发的时候，虽非官逼民反，恐有党逼民叛的后悔。
这又是我在党务上尽情批评的第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