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思8什么水平:什么是“士”

“士”是一个象形字，表示一个男子到了成年，要将头发盘起成发髻（一竖），再用一根头簪子来固定住（中间的横）。最下一横表示头（皮）。
士-----成年男子。

有学识的男子称之为士

“士”是一个象形字，表示一个男子到了成年，要将头发盘起成发髻（一竖），再用一根头簪子来固定住（中间的横）。最下一横表示头（皮）。
士-----成年男子。
解释1:<论语别裁>

怎样才算知识分子

这几节都是记载曾子所讲的孔门学问的精华，下面等于是两个小结论。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后已，不亦远乎！

我国上古文化，两三千年前的士，有点类似现在的兵役制度，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会制度：每十个青年中，推选一人出来为公家服务的，就是士。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横。被选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学习法令规章。士出来做官，执行任务做公务员，就叫出仕。所以古代的士，并不是普普通通一个读书的青年就可以叫士。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办，一个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须向官方学习。平民教育是由孔子开始的，不过当时没有这个名称。曾子这里所讲的士，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而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通称。所以他是说一个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格。“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气度大，眼光大。“毅”就是刚毅，有决断，要看得准、拿得稳，对事情处理有见解。有些人有见解，但请他当主管，却搞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下不了决断；有人很容易下决心，但眼光不远，见解有限。所以把眼光、见解、果断、决心加起来的“弘毅”，而且中间还要有正气，立场公正。他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养成弘与毅是基本的条件。为什么要养成这两个基本条件呢？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挑起了很重的责任。“任重而道远”，这个道是领导，也是指道路。责任担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历史的道路是遥远的、漫长的。社会国家许多事，要去挑起来，走这历史无穷的路。所以中国过去教育目的，在养成人的弘毅，挑起国家社会的责任。我们现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变而成“现实就是教育”了。换言之，“知识就是钞票”，学一样东西，先问学了以后能赚多少钱。所以我国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现在是两回事，两者处于矛盾状况。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看来，是要变的，要回转过来的。不过在变、在回转过程夹缝中的我们这一代，几十年来实在很可怜。但是我们对未来的还是要认识清楚，将来还是要走上这条路，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下面的话是引伸，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挑那么重的责任？为什么要为历史、为人生走那么远的路？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仁”就是他的责任。什么是仁？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爱天下。儒家的道统精神所在，亲亲、仁民、爱物，由个人的爱发展到爱别人、爱世界、乃至爱物、爱一切东西。西方文化的爱，往往流于狭义；仁则是广义的爱。所以知识分子，以救世救人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担子是挑得非常重的。那么，这个责任，在人生的路途上，历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么时候？有没有得退休呢？这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一直到死为止。所以这个路途是非常遥远的。当然，要挑起这样重的担子，走这样远的路，就必须要养成伟大的胸襟、恢宏的气魄和真正的决心、果敢的决断、深远的眼光，以及正确的见解等形成的“弘”、“毅”两个条件。

上面几节连起来，是用曾子所讲的学问修养，来说明孔门所传学问的道理、方法与目的。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澜起伏。

解释2：战国时期
士是一种职业
那些被称作士的人
一般都有一技之长

战国时期的士

（一）“士”的崛起

“士”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情势，“士”的崛起又为学术的繁荣与自由奠定了客观基础。

“士”本是指贵族的最低层，上有“卿大夫”，下则是“庶人”，多数是卿大夫家臣。在森严的封建系统下,“士”的身份相当固定，社会流动性极小。春秋战国之交，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和官僚制度的成长，政治上的职事由简趋繁，这种新的局面必须有大量的“士”才能应付，这就使士人从沉重的宗法枷锁中解脱出来。于是有的士上升至与君主坐而论道，有的士则游走四方，以自由身份讲学，这也使劳动者中的一部分人接受文化教育，加入到士的行列。士人阶层在崛起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胸襟博大与开放心态、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先知觉后知的社会责任感、道德自律严格等新的群体品格。

我们知道，以巫史为主要载体的文化为神本文化，而人本文化的发展，则必须要依靠与巫史不同的文化载体。这就是士。

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兴起，从根本主进，正是人本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士又极大的推动了人本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士的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经济基础。铁器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促使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使大批的士“不耕而食”成为可能。其次，社会原因。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上古原始的宗法制度受到严峻挑战，而摆脱了神力威慑恐怖感的奴隶暴动，又极大地影响士原本平静的生活，使他们失去生活保障的同时，看到了巨大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于是他们便凭借心智和口舌重新寻找生活出路和进行人生价值定位。最后，是政治条件。诸侯割据，天下大乱之时，要想稳固统治地位，西周时提出的“德”已经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霸力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就使得那些有宏图大略的国君侯王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招揽人才，给士的崛起开辟了市场。士于是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谋、外交使节、思想精英步入了历史舞台。

春秋战国的时代环境以及士在宗法社会里处于统治阶级底层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群体品格定位既不同于统治者，也不同与被统治者。针对前者，他们表现出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淑世情节；针对后者，他们表现出先知者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修养上的自觉意识。这样，他们摆脱了前者的依赖心理和优越感，又不为后者的愚昧和狭隘所限，因而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在严格的律己自省之中，凭借自身的知识和才干，干预社会政治，同时张扬他们的个性。

士的崛起，在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对旧有的宗法制社会模式形成强烈的冲击波。他们从巫史手中接过了教育的特权，大量兴办私学，传播各自的学说。在教学内容方面，他们纷纷宣扬自己的学说，对学生进行思想修养、政治学说、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等各方面的教育，但剔除了巫史们夹持的原始神秘文化的内容，内容丰富而实用。与巫史宣扬神本不同，各家虽学派各异，意见分歧，但他们总体趋势却是朝着人本、民本的方向发展，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这些宝贵的热爱人生、以民为本的思想，虽然在后来的封建社会里屡受压制，却构成士大夫特有的文化因子，代代相传。

一、战国时期的士

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

上层统治者需要士，而士除少数追求某种理想外，多数人则企求步入仕途。孟子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37]范睢把问题点得很清楚，士追求的就是“欲富贵耳”[38]。荀子也说得很透彻，士出仕“所以取田邑也”[39]。又说：“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40]荀子批评的这种现象，从大量的有关记载看，确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官位是有限的，而求仕者远多于为官者，于是出现了在位与在野之间的矛盾。士子们为了求得一官半职展开了激烈竞争。从战国看，士子们步入仕途的道路主要有：立功仕进，对策或献策，荐选，召聘，行贿入仕等。

入仕虽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但是最主要的出路；士人是官僚的后备军。庞大的官僚队伍需要有更多的士人作为候选者，而士人的增加又加剧了入仕的竞争。这种竞争为官场带来了许多肮脏的现象，又为统治者提供了人才、增强了统治能力。

士在战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士阶层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第一，士在社会各阶级、各等级关系中，是各阶层、各等级的交会处。这一点又可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上下交流一般地都要通过士这个阶层。权贵下降、沉沦的第一步是掉到士的行列中来，下层上升首先需要步入士的行列。另一方面，士本身又可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交流，上者可以为王侯卿相的坐上客，下者又可与仆隶为伍。士在社会各个角落都留下了足迹，所以，士的存在及其活动，使社会各阶级、各等级之间距离缩短了，并在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之间增设了一个对流渠道。士阶层的存在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等级软化了。这里所说软化并不是阶级、阶层、等级制的消失或促进了其间差别的消失，相反，这种软化恰恰增强了阶级、阶层、等级制的韧性和顽固性。一般地说，僵化的事物难以使自己长久存在；反之，具有灵活性和自我调节能力的事物，是自己得以长存的重要的内在根据。中国古代的士本身不是阶级、等级划分之外的另一种力量，他们中的多数所追求的是步入比自己的现实更高的等级。士的现实生活状况，使他们常常发出尖锐的批判之声，猛烈地抨击高贵者的腐朽、没落和无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并不代表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批评的对象常常又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第二，士之所以为士不是因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他们的特点是与知识、道德、智能为伍，是脑力劳动者，是精神生产者。古代的各种精神产品都与士有密切的关联，理论思维几乎由士垄断。在社会的全部精神生活中，理论思维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士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中扮演着主角。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全部理论著述都是由士制造出来的。理论思维不同于其他思维的地方，就在于它具有全局性。一个理论上的结论可能导致对整个社会生活重新估价，因此它的威力是巨大的。士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通过理论思维来实现。当一些士进行认真严肃的理论思维时，他们常常表现得极为高傲、藐视一切，皇帝老子也不放在眼里。这样就发生了士统(或道统)与君统及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士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士也在这种矛盾中表明了自己的社会价值。

第三，士的主要产品是精神，是理论。士以他们的精神产品与社会上其他人发生劳动交换或产品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也有统治者参加。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必须有精神力量，而且物质力量也需要由精神加以指导。由于这种情况，统治者不仅需要与士对话，而且需要求救于士的帮助。于是就出现了礼贤下士的场面，士也会一跃而成为统治行列中的成员。这时，士由认识而走向实践，由后台走向前台。这种情况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士阶层的发展和认识深化的动力之一。

二、士——举例：

孟子(约前372～前289)，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回答者：zhuao1997 - 秀才 三级 9-25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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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1:<论语别裁>

怎样才算知识分子

这几节都是记载曾子所讲的孔门学问的精华，下面等于是两个小结论。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后已，不亦远乎！

我国上古文化，两三千年前的士，有点类似现在的兵役制度，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会制度：每十个青年中，推选一人出来为公家服务的，就是士。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横。被选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学习法令规章。士出来做官，执行任务做公务员，就叫出仕。所以古代的士，并不是普普通通一个读书的青年就可以叫士。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办，一个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须向官方学习。平民教育是由孔子开始的，不过当时没有这个名称。曾子这里所讲的士，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而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通称。所以他是说一个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格。“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气度大，眼光大。“毅”就是刚毅，有决断，要看得准、拿得稳，对事情处理有见解。有些人有见解，但请他当主管，却搞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下不了决断；有人很容易下决心，但眼光不远，见解有限。所以把眼光、见解、果断、决心加起来的“弘毅”，而且中间还要有正气，立场公正。他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养成弘与毅是基本的条件。为什么要养成这两个基本条件呢？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挑起了很重的责任。“任重而道远”，这个道是领导，也是指道路。责任担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历史的道路是遥远的、漫长的。社会国家许多事，要去挑起来，走这历史无穷的路。所以中国过去教育目的，在养成人的弘毅，挑起国家社会的责任。我们现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变而成“现实就是教育”了。换言之，“知识就是钞票”，学一样东西，先问学了以后能赚多少钱。所以我国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现在是两回事，两者处于矛盾状况。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看来，是要变的，要回转过来的。不过在变、在回转过程夹缝中的我们这一代，几十年来实在很可怜。但是我们对未来的还是要认识清楚，将来还是要走上这条路，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下面的话是引伸，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挑那么重的责任？为什么要为历史、为人生走那么远的路？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仁”就是他的责任。什么是仁？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爱天下。儒家的道统精神所在，亲亲、仁民、爱物，由个人的爱发展到爱别人、爱世界、乃至爱物、爱一切东西。西方文化的爱，往往流于狭义；仁则是广义的爱。所以知识分子，以救世救人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担子是挑得非常重的。那么，这个责任，在人生的路途上，历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么时候？有没有得退休呢？这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一直到死为止。所以这个路途是非常遥远的。当然，要挑起这样重的担子，走这样远的路，就必须要养成伟大的胸襟、恢宏的气魄和真正的决心、果敢的决断、深远的眼光，以及正确的见解等形成的“弘”、“毅”两个条件。

上面几节连起来，是用曾子所讲的学问修养，来说明孔门所传学问的道理、方法与目的。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澜起伏。

解释2：战国时期
士是一种职业
那些被称作士的人
一般都有一技之长

战国时期的士

（一）“士”的崛起

“士”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情势，“士”的崛起又为学术的繁荣与自由奠定了客观基础。

“士”本是指贵族的最低层，上有“卿大夫”，下则是“庶人”，多数是卿大夫家臣。在森严的封建系统下,“士”的身份相当固定，社会流动性极小。春秋战国之交，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和官僚制度的成长，政治上的职事由简趋繁，这种新的局面必须有大量的“士”才能应付，这就使士人从沉重的宗法枷锁中解脱出来。于是有的士上升至与君主坐而论道，有的士则游走四方，以自由身份讲学，这也使劳动者中的一部分人接受文化教育，加入到士的行列。士人阶层在崛起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胸襟博大与开放心态、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先知觉后知的社会责任感、道德自律严格等新的群体品格。

我们知道，以巫史为主要载体的文化为神本文化，而人本文化的发展，则必须要依靠与巫史不同的文化载体。这就是士。

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兴起，从根本主进，正是人本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士又极大的推动了人本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士的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经济基础。铁器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促使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使大批的士“不耕而食”成为可能。其次，社会原因。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上古原始的宗法制度受到严峻挑战，而摆脱了神力威慑恐怖感的奴隶暴动，又极大地影响士原本平静的生活，使他们失去生活保障的同时，看到了巨大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于是他们便凭借心智和口舌重新寻找生活出路和进行人生价值定位。最后，是政治条件。诸侯割据，天下大乱之时，要想稳固统治地位，西周时提出的“德”已经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霸力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就使得那些有宏图大略的国君侯王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招揽人才，给士的崛起开辟了市场。士于是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谋、外交使节、思想精英步入了历史舞台。

春秋战国的时代环境以及士在宗法社会里处于统治阶级底层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群体品格定位既不同于统治者，也不同与被统治者。针对前者，他们表现出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淑世情节；针对后者，他们表现出先知者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修养上的自觉意识。这样，他们摆脱了前者的依赖心理和优越感，又不为后者的愚昧和狭隘所限，因而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在严格的律己自省之中，凭借自身的知识和才干，干预社会政治，同时张扬他们的个性。

士的崛起，在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对旧有的宗法制社会模式形成强烈的冲击波。他们从巫史手中接过了教育的特权，大量兴办私学，传播各自的学说。在教学内容方面，他们纷纷宣扬自己的学说，对学生进行思想修养、政治学说、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等各方面的教育，但剔除了巫史们夹持的原始神秘文化的内容，内容丰富而实用。与巫史宣扬神本不同，各家虽学派各异，意见分歧，但他们总体趋势却是朝着人本、民本的方向发展，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这些宝贵的热爱人生、以民为本的思想，虽然在后来的封建社会里屡受压制，却构成士大夫特有的文化因子，代代相传。

一、战国时期的士

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

上层统治者需要士，而士除少数追求某种理想外，多数人则企求步入仕途。孟子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37]范睢把问题点得很清楚，士追求的就是“欲富贵耳”[38]。荀子也说得很透彻，士出仕“所以取田邑也”[39]。又说：“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40]荀子批评的这种现象，从大量的有关记载看，确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官位是有限的，而求仕者远多于为官者，于是出现了在位与在野之间的矛盾。士子们为了求得一官半职展开了激烈竞争。从战国看，士子们步入仕途的道路主要有：立功仕进，对策或献策，荐选，召聘，行贿入仕等。

入仕虽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但是最主要的出路；士人是官僚的后备军。庞大的官僚队伍需要有更多的士人作为候选者，而士人的增加又加剧了入仕的竞争。这种竞争为官场带来了许多肮脏的现象，又为统治者提供了人才、增强了统治能力。

士在战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士阶层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第一，士在社会各阶级、各等级关系中，是各阶层、各等级的交会处。这一点又可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上下交流一般地都要通过士这个阶层。权贵下降、沉沦的第一步是掉到士的行列中来，下层上升首先需要步入士的行列。另一方面，士本身又可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交流，上者可以为王侯卿相的坐上客，下者又可与仆隶为伍。士在社会各个角落都留下了足迹，所以，士的存在及其活动，使社会各阶级、各等级之间距离缩短了，并在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之间增设了一个对流渠道。士阶层的存在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等级软化了。这里所说软化并不是阶级、阶层、等级制的消失或促进了其间差别的消失，相反，这种软化恰恰增强了阶级、阶层、等级制的韧性和顽固性。一般地说，僵化的事物难以使自己长久存在；反之，具有灵活性和自我调节能力的事物，是自己得以长存的重要的内在根据。中国古代的士本身不是阶级、等级划分之外的另一种力量，他们中的多数所追求的是步入比自己的现实更高的等级。士的现实生活状况，使他们常常发出尖锐的批判之声，猛烈地抨击高贵者的腐朽、没落和无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并不代表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批评的对象常常又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第二，士之所以为士不是因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他们的特点是与知识、道德、智能为伍，是脑力劳动者，是精神生产者。古代的各种精神产品都与士有密切的关联，理论思维几乎由士垄断。在社会的全部精神生活中，理论思维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士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中扮演着主角。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全部理论著述都是由士制造出来的。理论思维不同于其他思维的地方，就在于它具有全局性。一个理论上的结论可能导致对整个社会生活重新估价，因此它的威力是巨大的。士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通过理论思维来实现。当一些士进行认真严肃的理论思维时，他们常常表现得极为高傲、藐视一切，皇帝老子也不放在眼里。这样就发生了士统(或道统)与君统及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士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士也在这种矛盾中表明了自己的社会价值。

第三，士的主要产品是精神，是理论。士以他们的精神产品与社会上其他人发生劳动交换或产品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也有统治者参加。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必须有精神力量，而且物质力量也需要由精神加以指导。由于这种情况，统治者不仅需要与士对话，而且需要求救于士的帮助。于是就出现了礼贤下士的场面，士也会一跃而成为统治行列中的成员。这时，士由认识而走向实践，由后台走向前台。这种情况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士阶层的发展和认识深化的动力之一。

二、士——举例：

孟子(约前372～前289)，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有学识的男子称之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