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秦川哪几个校区:我想知道遵义会议是怎样的一次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造成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 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损失，引起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同志和广大指 战员的怀疑与不满，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 悟，转变了立场，为挽救革命战争的危局，迫切要求结束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 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委员：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在会上，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作了正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泽东等作了重要发言。根据当时的情况，会议集中地解决了最迫切 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 主要原因是战略指导的错误，特别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重新肯 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 在五次“围剿”中，敌人采取持久战与保垒主义战略的情况下，我 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 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 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 争占，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 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 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 达到了他的目的。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 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 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 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 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 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经保卫老 苏区。但当时却采取了相反的战略方针，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 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同时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 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关于有生力量的保存问题，完全 忽视。在突围行动上，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 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采取了避战主义。 诀议根据当时的形势，明确了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指出： 中央红军应以挥运动战的特长，灵活使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 胜敌人，在云贵川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 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 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同第 2、第 6军团及红 4方面军必须 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 动与配合。决义号召全党同志，反对一切张惶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倾 机会主义，反对单纯防御路线，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

这次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淡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政治局党委进行分工，确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朱德 仍为中央军委主席。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 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