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唐县黑社会老大名单:如何才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在世纪之交，凡是关注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不能不反思：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的深刻教训是什么？理论界对此进行了不少的探索，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我觉得，还有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准社会主义进入低潮的深刻原因与教训。本文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至少在以下三个理论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育。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的运行机制上，在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上，在社会主义共生学的理论与实践上。 一 社会主义运行机制，主要由目标系统、动力系统、平衡系统组成。 首先从目标系统来看，社会主义有其根本目标，又有不同阶段的具体目标，而其教训更多的表现在根本目标上。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什么？长期以来各国都不十分明确。人们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有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等当作根本目标的，因而在这些问题上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还有把某一具体的生产指标当作根本目标的。例如：我国大跃进时期把钢指标当作根本目标去追求，因而犯了破坏生产力、瞎指挥等“左”的错误。总之，在目标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是不十分清楚的。 社会主义根本目标是什么？这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探索。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可以说邓小平为完成这一重任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说它是根本目标，就是说，其它目标都必须围绕着它，服从于它。离开了这个根本目标就不是社会主义。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忽略了这个目标，因而没有在不同时期围绕这个根本目标而设计不同的具体目标，致使人们的生活长期没有得到大的改善，这就必然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使社会主义失去吸引力、凝聚力。原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历史足以证明这一点。 其次，关于发展动力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原动力是人民群众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一切动力的基础和源泉。没有群众的这种需要，任何动力都会停止。如果人民群众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特殊的历史时期除外），群众的创造力、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被压抑，社会就会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在满足群众需要这个原动力的基础上还存在众多的子动力。可以说，凡是能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功能的社会现象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其中主要有：（1）利润、价值是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因而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由于忽视商品生产，忽视价值规律，批利润挂帅，因此，导致生产的动力严重不足。（2）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最终动力。 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而是很长时间在理论上没有真正搞清楚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最终动力的真正意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最终动力，一是可以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二是可以抛弃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直接动力这样的错误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这个动力问题上可以说教训是深刻的。许多国家长期把阶级斗争作为动力，花去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耽误和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没有从理论上阐明，发展生产力这个动力是与社会主义性命攸关的大事，没有主动去迎接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而采取有力、有效的对策，从而耽误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时机。（3）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 社会主义只有通过不断地改革，才能去旧迎新，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社会主义的运行机制才得以正常地运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问题上，一是改革之风迟迟没有吹起，这主要是由于苏联领导人把斯大林模式神圣化、凝固化，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有任何的改革。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的结局，都说明谁想动一动这个模式，谁就会被打入地狱。不听话的南斯拉夫，你要改革吗？对不起，把你开除社会主义阵营！二是尽管南斯拉夫率先进行了改革，但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你斯大林模式集权，我就分权，你集中，我就分散，结果使联邦中央的权力大大下降，宏观调控能力严重削弱，地方分散主义势力严重抬头。各经济主体只注意追求自身的短期利益而使社会发展后劲不足。三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突破传统模式的体制，只在局部和某一方面有所突破。苏共二十大以后，各国先后都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改革之风吹遍了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基本上都是在原有体制的框架之内进行的。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过程中，也有许多内容具有中国特色，但毛泽东只是在局部地区有所突破，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到了晚年，他还强化了这个模式。四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经历了十多个春秋以后，1992年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表明我国的改革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模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总之，在改革这个根本动力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改革，动摇不得。不改革，就会失去动力，于车没有马达相同。 再次，从平衡系统来看，社会主义运行机制，如果没有平衡系统的整合功能，整个社会就会无序运行，甚至会动荡不安。 社会主义平衡系统主要是由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方面组成的。政治上主要表现在：一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历史作出的结论。但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是，原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专政过多，民主过少，甚至出现了忽视民主、破坏法制的现象。民主过少，只能过多的依靠行政命令、政治运动等形式去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样就造成了这些国家政治资源成本过高的结果。二是监督。社会主义国家在抛弃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的同时，也抛弃了相互制衡的机制。相互制衡和相互监督，是平衡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由于先天的不足，监督往往显得软弱无力。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联的党内监督完全走了样，秘密警察和安全机关不仅权力无比，完全成了个别领导人的统治工具。这显然违背了民主监督的原则。我以为，所谓民主监督，就是要让人民群众有权能监督自己交出去的权力的运行过程，以及当政治权力违背人民意志和利益时，人民随时可以收回其权力。纵观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史，可以说，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监督制度与法律建设是相当落后的，因而监督不力成了一个通病，致使个人崇拜、官僚主义、高度集权、腐败蔓延等顽症难以治愈。 经济上的平衡主要表现为：一是消灭超经济剥削。只有消灭超经济剥削才能使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对待剥削问题上都采取了“一刀砍”的政策。没有从理论上区分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因而过早地消灭了经济剥削（如，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等），使经济剥削的社会作用与功能不能发挥出来。面对超经济剥削则往往被忽略，甚至人为的扩大。由于超经济剥削（如，垄断经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通货膨涨、假冒伪劣产品、贪污腐化、特供、无偿调拨等等）的表现形式比较隐蔽，不易被人们识破，所以，好些国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制止。像苏联党的特供，工农产品剪刀差、对东欧国家的不平等贸易等，严重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二是防止两极分化。防止两级分化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平衡系统的另一重任。如果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处于极端贫困一极的人民就会为争夺生活必需品而斗争，这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因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把它当作首要的任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吸取教训的。一个是虽然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以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防止了两极分化。但由于没有适当拉开差距，使社会的动力不足，出现了效率低下的严重后果。最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个是一些国家建立了一种低水平的基本上只局限于全民所有制职工的保障制度。农民的社会保障内容少，且水平低。这实际上扩大了工农之间在收入上的实际差距。三是平衡国民经济比例。经济结构合理，国民经济比例适当，是社会主义平衡系统的另一内容。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照搬了苏联模式所固有的那种重重工业，轻轻工业与农业的经济结构，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使经济危机普遍以“商品荒”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思想文化领域，社会主义国家为保证全体公民的思想高度统一、纯正，大多实行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各种文化单位均由国家包下来，文化上、学术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说了算。如斯大林多次亲自组织学术批判，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视为异端加以排斥，东欧也有类似情况，随意乱加批判，无限上纲，甚至迫害作者，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二 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极大的危害性。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很少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进行过系统的批判，很少引起执政党足够的重视，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没有形成一个破坏其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的机制。相反，产品经济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好给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第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主要表现为一个“左”字。在革命的阶段问题上，脱离了社会主义的实际，急于过渡。斯大林在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赫鲁晓夫在1959年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照搬苏联模式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同样犯了急于过渡的错误；在所有制结构上都是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模式；在分配体制上，搞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经济体制上，搞指令性计划、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等等，这些“左”的政策和做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通病以后，长时间没有得到纠正，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1 ）政治上以“左”为标准，搞同者昌，逆者亡，各种各样的党内斗争层出不穷，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由于政治上以“左”划线，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斗争的结果，往往是“左”派胜利的时候居多，像波兰、匈牙利、捷克，那些真正能实事求是的领导人往往厄运难逃。（2 ）由于经济方面的“左”倾，使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越来越运转艰难，负债率剧急，通货膨涨时有发生，物质匮乏，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国家经济开始出现负增长。（3）思想文化上，也是唯“左”为美， 容不得其它思想和文化艺术形式，违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其结果导致了思想文化的单调、贫乏。 第二，在组织上主要是搞宗派主义。拉帮结派，任人唯亲，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特征。在党内搞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对不赞成我的意见者采取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方法。例如，阿尔巴尼亚，在40年代“佐治案件”中，凡没有站在霍查一边的几乎所有过去的中央委员都在“一大”上排出于中央委员会，这些人无一幸免地成了以后一连串党内斗争的对象，一个个被清洗出党。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把自己的40多位亲戚安排在党、政、军要害部门，其夫人实际上成了仅次于齐的第二号人物，成为政府第一副总理并掌管全国的人事大权。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式的家族式统治。 第三，在政治权力上。小私有者由于其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总希望有一个“上帝”在他们的头上为其作主，这便是赖以建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阶级基础。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家长制在政治上的扩展。如果社会主义国家长时期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彻底、系统的批判，建立肃清其影响的体制，就是某个领导人独具慧眼，提出了要改革其个人集权的要求与愿望，也只能是发发理论之忧叹而已。例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虽然强烈地批判过斯大林形成的个人集权制，然而他们自己仍然承袭着斯大林的基本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个人集权的弊病。 第四，在改革的问题上。小资产阶级的那种保守、僵化、盲动、脆弱的特性在改革上面也有所表现。在1956年以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改革的国际环境和气氛，因为斯大林时期是不允许各国进行改革的，谁要动一下这个模式，便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因此，除南斯拉夫以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大的改革。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吹动了改革之风，从此，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革。进入80年代以后，改革成了普遍的潮流，但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具体体制。这不能不说有其深刻的原因，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小资产阶级的保守、僵化的特点使然。因为他们成了既得利益者，改革就意味着剥夺他们的权利，因此他们成了改革的巨大阻力。当然，中国的情况例外。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可以说是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次猛烈的冲击和批判，因而就有了以后的深入体制内部的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便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这是社会主义改革史上从根本上真正突破斯大林模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此外，小资产阶级的那种盲动、脆弱的特点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明显地暴露出来。例如，戈尔巴乔夫急功近利，在加速战略没有取得明显成效之时，便向政治体制发起猛攻，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增加了对立面和反对势力，失去了大批群众与党员，失去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当“紧急委员会”宣布取消其总统权力之后，他没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而且以个人的名义宣布：解散共产党，宣布社会主义寿终正寝了。 三 所谓社会主义共生学，就是研究社会主义有机体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以及与外部政治共同体之间如何共生的一门学说。这虽然是本文作者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这并不是为了猎奇而提出的新名词，它实在是这个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规律。 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开始建设的，更应该利用共生所带来的活力，去推动社会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共生学的实质就是共生的双方在一定的权利过渡之后，使自己获得新的营养与功能。 社会主义国家在共生学的问题上需要吸取的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党关系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应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处理与其它党派的关系，则至关重要。从社会主义共生学来看，如相处在一个系统内相互发生作用，彼此能从对方取得新的能量，其生存方式就更好、更有效率。那么共生就两受其益，分则两受其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团结好其它党派，只要是不反对社会主义的其它党派，就应该让其参政议政，为共建社会主义而出力。原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与其它党派的关系上，则违背了这一原理。如罗马尼亚、捷克把其它党派彻底进行了取缔，或者进行了仓促的组织合并。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对社会民主党加速了合并。苏联代表在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强烈指责西欧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帮凶和奴仆的同时，还向东欧各国共产党提出，不再把社会党人看成是最接近共产党的力量，在建立统一的工人党时必须把相当一部分社会党人、其中包括左翼社会党人排除在外。据此，东欧各国共产党不得不追求匆忙的，没有思想统一的组织合并，使社会民主党不再存在。罗、匈、捷等大多数国家在1948年都采取了类似的合并办法。 从表现上看，执政的共产党清除了政治上的竞争者，实际上减少了自己的同盟者。 第二，在民族关系上。社会主义共生学要求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领域共生共存、共同发展。民族虽有大小、强弱、先进与落后之分，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与不足，这是民族共生的前提和基础。各民族之间只有共生共存，才能使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和睦相处，否则社会就不会稳定，民族团结就会遭到破坏。 关于民族之间必须坚持共生共存的关系这一点上，在前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有深刻教训的。一是民族之间存在不平等现象。例如，在东欧国家的20～30年代，捷克民族和塞尔维亚民族在多民族共同体中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占据优势，组成共同体的其他民族处于无权的地位。尽管南斯拉夫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仍然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塞族人在政治生活中占了明显的优势。二是原苏、东一些国家搞民族同化政策。一些执政的共产党提出了抽象的民族同一性口号，不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民族的同化问题，人为的过急的去同化，他们忽视民族问题的存在。这实际上是压抑民族意识的表现和民族平等的要求，是完全违背民族之间必须共生共存的原理的。三是民族沙文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搞民族沙文主义必然会破坏民族之间的共生，因为民族沙文主义的政策必然招致被压迫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仇恨，民族的基本的正当的权利得不到满足，一遇适当的政治气候，就会产生离心倾向和民族分裂。斯大林时期曾经搞过大俄罗斯主义，把一些少数民族赶到边远贫困地区，把一些俄罗斯人移居到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搞所谓的“民族融合”，这就造成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和仇恨，当政治危机爆发时，为什么一些民族地区首先发能，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从社会主义共生学的理论来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是应该和可以共生的。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几种客观的东西，特别是社会主义确立了市场经济以后，其相似性就更多了。这就为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共生提供了前提条件。二是互补性关系。两种不同的制度和不同性质的经济，虽是相互对立的，又由于两者是非自足的，都需要双方的某些让步，才不致于孤立地发展。性质相反，量上相当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共生的。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太多了。 十月革命后，清一色或者说纯而又纯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只搞了三年左右就面临许多困难而被终止。在1921年开始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允许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共生共存、平等竞争。这一政策实施以后，苏联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可是斯大林在苏联党内两次大的理论争论胜利以后，就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搞了一套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其模式被照搬到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基本上都采取了限制、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和做法。东欧个别国家，在一天之内竟突然宣布没收所有的私人企业和银行归国所有。 在这里有这么几点值得我们注意：如果说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允许一定的资本主义的存在要冒太大的风险的话，那么，为什么其它没有参加“情报局”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没有让资本主义长期共生共存呢？这除了指导思想上对资本主义有疑虑和与传统理论相佐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理论上搞清楚两种不同性质经济的共生共存对社会主义（尤其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利大于弊的道理。如社会主义道路的南斯拉夫，虽然允许资本主义在其国内的存在与发展，但由于过分担心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故对其采取了种种近似于严酷的限制，如赢利部门不准在外国投资，外资份额不得超过40％；对利润汇出国外规定了种种限制等等，这都说明，违背了共生的原理。没有互利，那有共生？天下没有这等美事。因此，南斯拉夫在17年里，引进的外资微乎其微。 站在20世纪的最后时刻，深思社会主义的教训，对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说是有深刻的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