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备 英语: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 儒 家 】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的起源：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有人认为儒者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国故论衡·原儒》）。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据郭沫若考证，"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
　　庄子后学评论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

　　儒家创始人：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
　　《史记·孔子世家》载："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

　　儒家的发展：
　　儒家在先秦时，和诸子地位平等。而且，在秦始皇时受到重创，便是所谓的"焚书坑儒"。再至汉代，汉王朝以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为其文化建设的基本路线，而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经，孔子以继承华夏民族文化著称，因而儒学本身便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由于宗经而尊儒，这也是儒家交上好运的原因之一。 孔子作古，"儒分为八"（《韩非子》），其中主要有两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传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传经，这便是先秦儒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先有今文经学为官方经学。《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怀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此后，便有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古文经学家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便是"我注六经"，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今文经学家也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便是"六经注我"，借助经典来阐述时代精神或者发挥自已的新见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便是沿着这一路数下来的。之后古文经学一代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纳今文经学，结束了相争两百年的今古文之争，"郑学"而后延绵。除汉代今古文经学外，魏晋南北朝时有"南学"与"北学"；唐朝又有融"南学"和"北学"于一炉的义疏之学，这便是汉唐经学……

　　至北宋，儒家学者为应付佛老的挑战，便抛开了汉唐儒家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形式。以直接了当的形式来阐述经典中的义理，讨论人性、人心、天命、理气等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这便是"理学"。但理学也包括了明清两代的理学和心学，所以又称"宋明理学"，其派别很多，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二程"洛学"、张载"关学"，朱熹"闽学"，陆王"心学"等……

　　到五四时期，虽然儒学遭到空前大难，但现代新儒家已经萌发。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在儒学受到空前挫折的背景下，梁漱溟挺身而出，为孔子辩护，揭举儒学复兴的旗帜，成为新儒家的前驱。

　　广泛意义上的新儒家有：第一期主要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钱穆、冯友兰，第二期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第三期杜维明、刘述先，第四期也已出现，但还未经学术界定论。从那时到现在的80多年中，以此为志业者大有人在，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现代新儒学已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重要思潮之一（另一是马克思主义派，一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

　　现代新儒家有"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预言二十一世纪，儒家将在继秦汉儒学、宋明理学后，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迎来第三次辉煌的大发展。

　　儒家在近代的没落：
　　儒家思想以传统封建社会为物质承担者，而传统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承担者，传统社会的瓦解，致使孔子权威丧失。当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国们时，近代便开始了反孔运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资产阶级革派的民主思潮，以及达到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八十多年前，时人发愤于国之积弱，诟龟呼天。一批深受西学影响又急欲救亡图强的激进青年，以胡适、陈独秀为主将，发起了一场中国近代以来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运动"。运动员们抱着"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否定了作为中华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

　　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发起后至今，其间又遭"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劫，这场充满强烈政治目的色彩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文革"运动，使儒学历经空前的厄运。亿万人民（其中不乏文育）高喊"打倒孔老二"的噪音充斥在中国的大地上，就这样使孔孟儒学乃至孔孟本人蒙上了不白之冤。至此，历五四，经文革后的儒家所有学说，似乎全是恶名昭著，不屑一提。甚至于一些人一听说是"儒学"、"孔孟之道"，就怒斥为"腐儒"、"孔老二"，神经紧张地象似拉上弓弦的箭矢，不分青天红皂白大加诋毁。

　　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
　　《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
　　《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
　　《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
　　《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儒家主要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稳坐儒家第二把交椅）、荀卿、董仲舒、程颐、朱熹（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守仁、王阳明。

　　儒家的特征：
　　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
　　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儒家思想鉴借：
　　如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已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等等。

　　儒家余话：
　　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儒学有二千多年历史，至今海外犹有传人。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梁任公曾指出："......所以我们可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饮冰室书话》〈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任公所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这话或者稍过了点，但中国几千年文化史是以儒学为主流则无庸置疑。"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从儒家的当代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牟宗三）。

　　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主体这问题，本来可以不提。但五四运动以来，今人对儒家已是疏远地厉害，且有着一种莫名的反感，一些偏激谬论充斥于世并混淆视听，在社会上也渐趋形成了一种影响。

　　事实上，肯定儒家是国学主体，决不是只凭现代新儒家、某些学者的主观情感，而是有着客观依据的。儒家之所以是为国学主体，是由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定的，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

　　因此，再兴国学，可以说便是重振儒学。而重振儒学却绝不是某些人所误解的"复古"，更不是什么开倒车，而是本着马克思主义对待古代学说"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去理性地解剖它，应用它。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完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扬弃、赋予新解。中国现代化还需要儒学，之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它之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干；其次，我们今天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个中国特色，当然少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色彩。

　　一般来说，儒学既将复兴或是时势所然，但儒学复兴恐也已很难再成为今日中国“唯一的”文化信仰，今日国人“唯一的”精神支柱。

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
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儒家文化
儒家的道德文化面对着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进攻节节败退，但它始终占据着世界精神的一席之地，它的魅力何在呢？儒文化的本质是它的“心性”哲学，从人的存在引申天理和人事，引申出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完善，引申出国家的伦理秩序和丰功伟绩。

儒文化不像希腊哲学一样从世界中去寻找终极。世界是我们人的世界，与我们人的先天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的先天感性和理性，世界只是“无”。不管是根本性的物质形态，还是微观的原子和宏观的宇宙，它们只是我们感性和理性的表象，终极存在也只能是作为本源的“心”。所以说，儒文化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学说。它不像宗教学说一样从彼岸的上帝中祈求恩赐。万物都有普遍性，人也一样，人的主观不管怎样努力，人的意志不管如何超脱，人只能在他本性的范围内活动，先天规定了他的责任和使命。有的人成功，是他悟到了自己的本性，发挥了自己的潜能；有的人碌碌无为，是他与自己的本性分离，成了自然体系中的一颗浮尘。儒文化注重人的性情发掘，培养人的崇高和伟大。儒文化是“心性”哲学，这是它精神性的根本一面，它不同于经验知识，来源于实践的总结和理性的推理，而是来源于思想的领悟和自我的直觉。

儒文化与实证哲学是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儒文化也好，希腊哲学也好，宗教学说也好，它们都是对真理的探求，对自我价值的寻找，所以它们是一种形而上的知识，是人的精神升华和境界的提高，是一种“德”的培育。实证哲学是对事物性质的确定，是对客观关系的认可，所以它们是一种形而下的知识，是对世界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是一种“功利”的需要。前者回答世界为什么这样？后者回答世界就是这样。前者追问世界之根，后者描述世界之实。前者为了价值，为了人格，为了真理；后者为了利益，为了实用，为了权力。

儒文化是形而上的知识，是对天理的领悟，是对人格的完善，所以它是不可言说的，也无法传授的，只有特有的灵魂，在片言只语中引起共鸣，在生存体验中感悟到它的魅力。如果用理性从字面上去理解，只能产生歪门旁道。诗书是对情操的陶冶，礼义是人格的一种自然流露，三纲是天理的一种社会显现，“存天理，灭人欲”是精神升华的一种途径，忠孝仁义信是人本真的一种实践，伦理社会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一种揭示。它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示了人的一种责任和美德。

儒文化是“心性哲学”，它与现代社会的个性解放是否矛盾呢？“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商品经济冲破了社会的伦理秩序，儒文化真的阻碍了社会发展吗？现代社会本来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流，它的劣根性越来越被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所揭穿，科学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财富，实证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功利，但是，人却失去了本真，家庭失去了温情，社会失去了和谐，人类失去了家园。如果不再改变，人类将成为自己创造物的奴隶和受害者，现代制度和现代科技只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沙滩上的，它只能给社会带来道德的沦丧和理想的破灭，带来利己主义的泛滥和民族矛盾的加剧。

社会发展了，现代性表示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宗教和儒文化把人类从自然状态这解放出来，回到了精神的怀抱，现代性是把人类从内在的精神性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的主人地位。现代性不是不要宗教和儒文化，不是不要终极关怀，而是希望通过人把整个世界精神化，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前现代社会是与自然界是分离的，世界处在文明社会和自然变化莫测的对峙之中，宗教和儒文化只注意内心的宁静，以不变对万变，面对着世俗和自然，精神也显的软弱无力。人类要成为主人，必须要征服自然，把自然力纳入人类社会自身之中，自然才能精神化，社会才能显露出他的崇高和伟大。社会前进了，人的责任加重了，人的生存方式也必须加以改变。封闭式的自我修养远远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儒文化的伦理道德也不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人们不但要真理，还需要经验知识，不但要道德，还需要科学，不但要理想，还需要求实精神。遗憾的是，人们在追求知识、科学和实证之时，抛弃了真理、道德和理想，用理性和实证来认识真理，以功利来取代道德，以实用主义来对待理想，所以尼采说：“我看到的不是人，只是残缺不全的肢体。”有个性的人只能是那些保存传统文化并能运用理性功能和求实精神的时代新人。如果丢掉终极关怀的实证哲学统治了人类，人类只能走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