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宁邮电局招聘:历史上的9月7日发生了哪些事

大事记
1822年——巴西宣布从葡萄牙独立。
1901年——中国与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比利时签定辛丑条约。
1904年——英国强迫西藏签署《拉萨条约》。
1975年——香港佳艺电视成立，但维持不足三年便倒闭。
1953年——赫鲁晓夫出任苏联国家最高领导人。
1977年——巴拿马条约签订。
1996年——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完工下水。

出生
786年——嵯峨天皇，日本第52代天皇
1533年——伊丽莎白一世，英国女王
1707年——布丰，法国博物学家
1709年——塞缪尔·约翰逊，英格兰文化人物
1909年——伊利亚·卡赞，美国话剧、电影导演
1930年——袁隆平，水稻专家
1930年——博杜安一世，比利时国王
1958年——陈百强，香港知名创作歌手
逝世
1809年——拉玛一世，暹罗国王
1994年——吴印咸，摄影家（生于1900年）

刘丽川领导上海小刀会起义（1953年）

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带头起义，占领上海县城。
刘丽川(1820—1855)，广东省香山人，农民出身，曾经行医为业，1845年在香港参加天地会，1849年到上海后组织天地会。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即联合上海及青浦周立春、嘉定徐耀等各秘密团体组成统一的小刀会组织。9月7日与陈阿林、潘起亮等在上海起义，击毙上海知县，逮捕苏松太道吴健彰，建号“大明国”。很快众至万余人，攻占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嘉定等县城。后宣布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刘丽川上奏洪秀全，请求“差官莅任”。多次派员去南京，但始终未取得直接联系。鸦片战争后的上海不仅成为清政府江南地主饷源的重要商埠，也是英、法、美等外国侵略者决心要控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基地。清政府从江南大营抽调兵力，前往镇压，外国侵略势力公开出兵进攻起义军。义军奋起抗击，多次打败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1855年2月17日，终因弹尽粮竭，被迫突围。刘丽川、陈阿林等大部分将士牺牲，小部分突围后在潘起亮率领下辗转到达天京参加了太平军。

《辛丑条约》签订（1901年）

1901年9月7日上午，阳光正灼，暑热未消。清廷全权代表奕劻和李鸿章，与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俄国、荷兰、西班牙等11国代表到齐会场。李鸿章扶病而来，力不能支。十二款条约是早已议定好的，无须再议，各代表依序在12个文本上签字后，正式生效。条约十二款为：
第一款 (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林德大臣被残害一事，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书以拉丁、德、汉各文。
第二款 (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二)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第三款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
第四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兹将建碑之坟茔，开列清单附后。
第五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
第六款 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四百五十兆系照海关银两市价易为金款。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还。
第七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
第十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一、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二、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载明。三、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四、上谕以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
第十一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
第十二款 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
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1689年）

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历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清朝初年，沙皇俄国加紧向外扩张，先后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了雅克萨和尼布楚两个据点，将它们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清政府多次派军打击侵略者，但每次中国军队得胜回师之后，沙俄匪徒就卷土重来。
为了彻底解决东北边境问题，康熙皇帝亲自到东北了解情况，并决定增加兵力，镇守黑龙江地方。他还写信给沙皇，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两国争端。但沙皇迟迟不给答复，于是康熙皇帝派兵攻克了雅克萨城。沙俄政府见势不妙，只得同意进行边界谈判。
1689年8月，中俄双方代表集中到中俄交界处的尼布楚城，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外交谈判。8月22日，中国钦差大臣索额图和俄国首席代表戈洛文各带40名随员和260名卫兵来到谈判地点。谈判地点设在距双方驻地各5里的地方，在那里搭起两座紧连在一起的大帐篷。戈洛文提出以黑龙江为界，河北岸划归俄罗斯帝国，南岸属于中华帝国。索额图根据史实，说明黑龙江两岸一直是中国领土，是俄国强行占领了中国的土地，要求归还尼布楚和雅克萨等地。双方各不相让，谈判进入僵局。
第二天，索额图根据康熙皇帝的意图，提出作出让步，两国以尼布楚为界。但戈洛文仍不接受，还在尼布楚哨卡增派300名火枪手，进行武力恫吓，并以停止谈判相挟。其实，沙皇方面早就拟定了三种谈判方案：第一方案以黑龙江为界；第二种方案以尼布楚为界；如果前两种方案行不通，则商定日后派代表团再协商解决。因此，戈洛文也担心谈判破裂，无法向沙皇交差。但当中国使团再次作出让步，提出以格尔必齐河为界时，戈洛文还企图索取雅克萨。这时，尼布楚周围的居民由于不堪忍受沙皇的残暴统治，纷纷起义，并要求与清朝使团联合进攻尼布楚。戈洛文发了慌，于是同意中俄边界以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为界，再沿外兴安岭向东直到海边。河东岭南归中国，河西岭北归俄国。他们还保证拆毁雅克萨城堡，把军队撤离中国领土。
1689年9月7日，中俄双方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索额图和戈洛文先在条约上签字、盖章，然后宣读誓词，相互交换条约。这个条约就是《尼布楚议界条约》。为表示庆贺，双方互赠礼品，还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尼布楚条约》虽然把原属于中国的一些土地让给了俄国，但这是清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同意的，是双方商议的结果。所以说，《尼布楚条约》是个平等的条约。此后150年间，中俄这段边界一直比较平静。

英国强迫西藏《拉萨条约》签订（1904年）

1904年9月7日，英国上校荣赫鹏强迫西藏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噶尔丹寺)寺长罗生戛尔曾等人在拉萨布达拉宫签署《拉萨条约》，荣赫鹏称选择布拉达宫作为签约地点，是要“昭告万国，使英国权威重又树立西藏”。
1903年12月，英国以边界的通商问题为借口，发动侵略西藏的战争。1904年8月，攻陷拉萨，强迫签订此约。规定不得英国同意，西藏在土地、财政、铁路、矿产等方面没有独立主权；开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英国可派驻官员；赔偿兵费50万英镑；拆毁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的防御工事。条约严重损害中国主权，清政府拒绝签字。经重新交涉，1906年4月27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承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但仍将《拉萨条约》作为附约。《拉萨条约》规定：开放江孜、葛大克、亚东为商埠；赔偿英国兵费50万英镑；拆毁自印度边境至江孜、拉萨的防御工事；非经英国同意，不得向任何别国出让、出租西藏土地，不允许任何别国干预西藏事务或派员入藏；不得以铁路、道路、矿产等权利给予任何别国或别国人，亦不得将西藏各项税收给予或抵押予任何别国或别国人。从此，英国在我国西藏的侵略势力日益加强。
9月8日，清政府电示驻藏大臣有泰，明确表示“英员开送10条，有损中国主权”，拒绝批准前一日由西藏地方当局与英军上校荣赫鹏签订的《拉萨条约》，并斥责有泰，指责其听任藏人与英方立约。

赵尔丰大肆屠杀成都市民(1911年）

1911年9月1日，川路股东大会决定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分厘，并通告全国。赵尔丰因连受到申饬，遂下镇压决心。
7日上午，他诈请保路同志会。股东会和咨议局的领导人来督署议事。罗纶、邓孝可、江三乘、王铭新、叶秉诚、张澜先到，彭芬续至，再后是蒲殿俊、颜楷。入暑即被捆绑扣押。赵尔丰随即贴出“ 只拿首要，下问平民”，“聚众入署，格杀勿论”的告示，全城“人心大愤，鬼哭神号。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勿论老幼男女，各出一人”，成千的人即奔总督衙门要求放人。人们头顶光绪牌位，焚香而行。忽然枪声四起，秩序大乱，满街尸血，督署的马队来回驰逐，当场死亡32人，伤者无法统计。赵尔丰下令关闭城门。人夜，各街保路协会鸣锣集众，人群冒雨再度涌往督署，至晨始散。
翌日，“城外附近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多且七十以上者，徒手冒雨奔赴城下。问其来意，谓如罗、蒲等已死，即来吊香，未死即同来求情，赵帅又命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噪，而城外妇女居民遭难投河者尤无数”。
9月7日，赵尔丰大开杀戒后。同盟会员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用木板数百片，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然后把木片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江中，顺流而下，传播消息。
9月8日上午，秦载庚率同志军千余人，冒雨到成都东门外攻城，当天侯宝斋也率部扑向成都，与清军战于红牌楼。 9日再与清军战于南关外。翌日，四方同志军响应而来者万余人，与清军大战于东山庙、琉璃厂一带。
张达三、张捷先等率西路同志军由郸县出发，以学生军500余人为先锋，至犀浦和巡防军血战，80余人战死。荣县民军5000人也至仁寿与清军激战。仅七八天，10余个州县的起义军约一二十万之众。从四面八方向成都汇集。
16日，候宝斋部民军撤离省垣，在双流与清军反正的周鸿勋部会合，合力攻占新津县城，民军号称10万以上。张达三部则联合温江民军吴庆熙部与崇庆民军孙泽沛部作战，砍断了官方电报线，拦缴清军武器，破坏了桥梁交通。同盟会员。雅安哥老会首领罗子舟集众千人，杀清军侦察员祭旗起义。9月19日，攻占荣经，罗号称川南同志会水陆全军都督，扼通成都的要道大相岭上大关。

中共在中南各地领导农民武装暴动（1927年）

1927年9月7日，东江地区共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为接应南昌起义军南进东江，领导农民自卫军及农民群众举行秋收起义，占领陆丰、海丰两县城。国民革命军进行反扑，农民起义武装转移到农村。
9月8日晚，中共鄂南特委集中农军300人，在蒲圻县中伙铺拦截火车一列，俘虏押车的国民革命军一个班，缴获步枪16支，子弹5箱，饷银3万余元。接着，咸宁、通山等县农民相继举行暴动。9日，通山县农民自卫军攻进通山县城。10日，咸宁农军、通山农军经过激战占领汀泗桥，13日又进占马桥。18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一个连分三路进攻农军，马桥失守。下旬，又集中一个多营兵力，分两路进攻柏墩和白沙桥，起义农军被打散，一部分在咸宁边境山地组织了一个十多支枪的游击队，坚持斗争。
10日，中共鄂中特委领导湖北天门、汉川等县农民开始秋收起义。当晚，特委和沔阳县委负责人肖仁鹄、邓赤中、刘镜珊等，组织部分秘密武装配合农民群众，捕杀了沔阳南部戴家场的土豪涂老五，打响了鄂中暴动的第一枪。
9月中旬，中共鄂西特委领导公安县农民约300人起义，组成游击队，并占领公安县城。沔阳、公安起义后，石首、江陵、当阳等地相继举行起义，建立了游击队。
9月23日，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海南岛总起义爆发。杨善集率领一路工农革命军从乐会出发，王文明率领一路工农革命军从定安出发，攻占了嘉积县椰子寨。万泉河南岸起义部队失利，损失很大，杨善集牺牲。南岸起义部队及中共琼崖特委机关遂由特委委员黄昌伟指挥，撤回阳江市农村。北岸起义部队由王文明率领，返回定安县石壁一带活动。

杨虎城被秘密杀害（1949年）

1949年9月17日，杨虎城将军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终年56岁。
杨虎城，陕西蒲城人。1892年生，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24年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主席等职。1936年12月，与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抗日。后辞职出国考察。全面抗战爆发后，杨虎城于1937年11月回国参加抗战，随即被介石逮捕。1946年在重庆政协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释放杨虎城，被蒋介石否决。1949年蒋介石“引退”后，代总统李宗仁曾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因蒋阻挠，没有执行。本月蒋介石下达杀杨命令，特务们将杨虎城从贵阳押解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松林坡的戴公祠内秘密杀害。同时被害的还有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及不满10岁的女儿、杨虎城秘书宋崎云夫妇及孩子宋振中、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

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1966年）

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必须迅速返回。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两套班子，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未开展文化革命而生产任务较重的单位，文化革命要推迟进行。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在文化革命中对领导干部的撤换由上级党委主动调整，不主张采取群众“罢官”的方法。

周总理生前接见的最后一位外宾（1975年）

1975年9月7日，周总理生前接见的最后一位外宾是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主席伊利耶·维尔德茨。
维尔德茨满头银发，精神矍铄。他于1998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情地回顾着：
“那次见面令人终生难忘。”维尔德茨沉默片刻，接着说，当时他率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那时病情十分严重，却不顾医生反对，坚持要接见我们代表团。他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显得十分消瘦。他引我们走进客厅。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说的话：‘维尔德茨同志，咱们先和代表团一起照张相。’这张照片在《人民日报》头版刊载。我现在还保存着这张珍贵的报纸。然后，他请我单独和他到旁边的房间谈话。他说：‘医生不让我多说话，所以你说，我听。’”
“医生在旁边提醒陪同的中国同志，让我说话尽量简短。我说到大约20分钟时，便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看了一眼手表。周恩来始终认真注视着我，立刻发现了我的迟疑，便说：‘看来咱们的谈话没意思，否则你不会看手表。’我立刻说，'不，很有意思，只是医院有规矩，而我是守纪律的。’他说道，‘医生不会惩罚客人，咱们接着谈。’就这样，我们的谈话又持续了将近1小时20分钟。”
维尔德茨73岁了。他于60年代同周恩来总理相识。当时周总理到罗马尼亚参加罗前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的葬礼，维尔德茨担任副总理。他敬佩周总理的为人，称赞周总理“是当代最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家，对国际问题有深入研究，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也是罗中友好关系的缔造者之一”。维尔德茨说，在他见过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中，他最景仰“周恩来这样思想深邃、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这样热爱和平、反对强权的外交家”。
他说，“当时我们对国际上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中国尚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主要讲了他对中国前景和罗中关系的展望。周总理说，‘请你相信，中国对罗马尼亚的友谊不会改变’，‘领导未来中国发展的人是邓小平。’他还讲了许多赞扬邓小平的话。在谈到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周总理说，中国人民永远站在罗马尼亚人民一边，支持罗马尼亚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主权和正义事业所进行的斗争。不过，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远水救不了近火’。中罗毕竟相距太远。周恩来认为，欧洲的事情不能由美苏两个大国主宰，中小国家的安全不能指望超级大国，只能靠这些国家自己团结起来，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才能取得和维护民族独立。现在回过头来看周恩来当时的讲话，真是非常有道理。”
维尔德茨拿出一本《周恩来的外交风采》画册，翻到他同周总理见面时的那一页。照片上的周总理身穿灰色中山装，面庞清癯，略带微笑。维尔德茨则满头黑发。他说：“你看，当时我还很年轻。那次谈话中，周恩来还请我多送一些罗马尼亚的电影到中国，要反映罗马尼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当代生活和建设情况的影片。他说，‘可惜我不能再去罗马尼亚了。我们给乔治乌-德治送葬时，徒步行走了一个多小时。可是现在我连几分钟的路都走不动了。’他显得十分疲惫。我坚持邀请周恩来在恢复健康后到罗马尼亚访问。他回答：‘维尔德茨同志，那只是幻想了。我可能再也见不到美丽的罗马尼亚了！’我们相互拥抱告别时，他对我说：‘我相信中罗两国的友谊会得到发展。也请你相信，邓小平是罗马尼亚人民的忠实朋友。’我们就这样分别了。”
维尔德茨接着说，“我对周恩来的话深信不疑。中国随后发生的变化完全如同周恩来所预见的。1980年，我以总理身份再次访华，同邓小平见面。我们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谈话。我告诉他周恩来对我讲的话。邓小平对我说，中国对罗马尼亚的立场永远不会改变。他还说，中国人民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将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并开始进行深入的经济改革，一定能实现周恩来同志建设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遗愿。”
1992年，维尔德茨第三次到中国访问，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参观。“12年里，中国的变化让我又惊又喜。我坚信，中国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一定会在21世纪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强国。”他说，“由于周恩来对未来的远见，由于邓小平坚持改革的勇气，使中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基础上，这些年经济改革进行得有步骤、有章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我高兴地看到，江泽民等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正在继续把改革引向深入。”
维尔德茨强调，“我对中国人民始终怀着友好的感情。这是因为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是为权宜之计而建立，而是有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的牢固基础。这正是周恩来提倡的现代国际关系的准则。”他最后祝愿中国继续取得新的成就，祝罗中友谊不断发展。

毛泽东谈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1953年）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召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他说，3年多的经验证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但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完成整个过渡时期，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3000日本青年访华（1984年）

1984年金秋9月，3000名日本青年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邀请，与中国青年友好联欢了15天，走时多依依不舍。这3000人的规模堪称宏大，作为东道主，是下了大决心作了大准备的，尤其当时中国尚不宽裕。与此对应，日本每年邀请100名中国青年访日，至今仍在进行。

中国首次评选十大“扶贫状元”（1994年）

1994年9月7日，中国首批十大“扶贫状元”，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半月谈》杂志社主办的评选活动中产生。
十大状元是：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山东省牟平县新牟里村党支部书记常宗琳，河南省农牧厅高级农艺师梁长俭，陕西谓南市五里铺村党支部书记雷仁义，河北省涉县西戎村党支部书记刘金鱼，山东省淄博市柳杭村党支部书记朱洪俊，四川省军区后勤部仓库助理员龙成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李庆文，甘肃省扶贫基金会会长葛士英，香港浸会学院理学院院长、振华科技扶贫奖励基金创始人吴清辉。

摄影家吴印咸在北京逝世（1994年）

中国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名誉主席吴印咸同志，因病于1994 年9月7日在京逝世，享年94岁。
吴印咸1900年生于江苏省沐阳县，1922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青年时积极参加左翼电影运动；拍摄了《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印咸奔赴延安，成功地拍摄了《南泥湾》、《白求恩大夫》等珍贵纪录片。
吴印咸一贯重视培养摄影人才，战争年代为革命根据地培养了第一批摄影骨干。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担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期间，培养了大批摄影新秀。吴印咸对摄影艺术执著追求，不断创新。建国以来，他拍摄了《红旗谱》、《白求恩大夫》等优秀故事片，其中《红旗谱》荣获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摄影奖。数十年间，他拍摄了数以万计的摄影作品，热情赞美祖国的壮丽河山、人民的多彩生活，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他编辑制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组照，在第十六届全国摄影艺术展上获得“特别荣誉将”。吴印咸同志为摄影理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他完成了《摄影构图》等十余部共计百余万字的理论著作。
吴印咸献身电影和摄影事业70余年，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北京、上海等20多个省市及美国、法国、瑞士、新加坡、巴西等国家都举办过他的个人影展。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授予他“摄影功勋证书 ”，法国阿尔勒第十九届国际摄影节上特设“吴印咸月”，港澳摄影协会也授予他“摄影大师”称号。

俄法博罗季诺决战（1812年）

1812年9月7日，在莫斯科西面120公里左右的博罗季诺地方，曾发生过一场空前激烈的战争。战争的双方，一方是著名的法国军事家拿破仑领导的法军，另一方是俄国著名的军事家库图佐夫率领的俄国军。战斗十分残酷，仅一天时间，法军伤亡5万余人，俄国伤亡4.4万余人。历史上通称这场战争叫“博罗季诺决战”。
1812年6月12日，拿破仑率领50多万军队对俄国不宣而战，当时俄军只有18万人，不战而退，法军长驱直入，俄国大片土地被法军占领。8月8日，俄皇任命库图佐夫为抗击法军的总司令。库图佐夫到任后，没有和敌人死打硬拚，而是把军队撤到博罗季诺附近，进行周密的布署，选定这里为决战的地方。
9月7日拂晓，炮声隆隆，博罗季诺决战开始。法军拥有兵力13万余人，俄军约有12万人。库图佐夫把自己的军队编成右翼、中央、左翼和预备队4个集团，中央、右翼集团军为主力，预备队配在右翼之后。这样，使拿破仑难以从两翼突破。拿破仑也意识到这一点，只好采用正面进攻，以期在巴格拉季昂棱堡突破防线，插向俄军后方，从而打开通向莫斯科的门户。从早晨6时许到11时，法军发起7次冲击，皆被俄军击退。 12时许，法军开始对巴格拉昂棱堡发起第八次进攻。拿破仑集中了4.5万人和400门火炮，对付俄军1.5公里防御地段上的1.8万人和360门火炮。双方短兵相接，战斗白热化，棱堡四周及其附近，尸横遍野，法军付出巨大伤亡才占领棱堡，接着发起新的冲击。在这危急时刻，图库佐夫果断地派出两支部队迂回到法军左右翼实施突袭，迫使法军推迟了冲击时间，库图佐夫利用这段时间重新调配兵力，加强俄军的中央和左翼。战斗一直进行到18时，俄军仍然坚守住阵地。拿破仑不得不放弃已占领的俄军工事，将军队撤回原地。
博罗季诺战役，标志着拿破仑的“伟大的军队”覆灭的开始。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场恶战。拿破仑事后曾写道：“在我一生的作战中，最令我胆战心惊的，莫过于莫斯科城下之战。”

美国和巴拿马政府签署巴拿马运河新条约（1977年）

1977年9月7日，美国和巴拿马政府签署了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新条约。条约生效后，将取代美国1903年强加给巴拿马人民的不平等的“美巴条约”和一切有关修正案，并在运河区升起巴拿马国旗。新条约规定，美国将在1999年底以前把运河和运河区的全部主权和管辖权逐步交还给巴拿马。

纳吉布掌握埃及大权（1952年）

1952年9月7日，经过大规模追捕与前国王法鲁克政权有牵连的人员之后，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已控制了埃及政府，结束了阿里-马海尔的短暂的首相生涯。纳吉布新内阁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有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参加的内阁。穆斯林成员会不论是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里都忠于穆斯林原则，而决不妥协。急性子的纳吉布认为马海尔早该实行土地改革和采取其它深远意义的措施。

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195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美苏对立，进入“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急欲把日本变成反共防波堤；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加快推行对日单独媾和方针。
1951年9月7日，52个国家在旧金山召开媾和会议。中国、朝鲜等国没有被邀请，印度、缅甸、南斯拉夫拒绝参加，苏联、波兰和捷克期洛伐克等3国拒绝在条约上签字。最后由48个国家签署《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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