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公尺:讨伐纣王的那场战役叫什么名字?

牧野之战啊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方国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方国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帅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讨伐纣王的那场战役叫牧野之战。
　　又称“武王伐纣”， 是周武王的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今河南省淇县南、卫河以北，今卫辉市境内）进行的决战。由于帝辛（商纣王）先征西北的黎，后平东南夷，虽取得胜利，但穷兵黩武，加剧了社会和阶级矛盾，最后兵败自焚，商朝灭亡。故《左传》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

　　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中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六百年的商王朝，确立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为西周时期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牧野之战中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牧野之战也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面纱。当时的记录下，帝辛尚不失为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英雄人物，然而到了后世，“纣王”却成了荒淫无耻、残暴不仁的昏暴之君，被泼上了越来越多的污水。与之相应，牧野之战这场“血流漂杵”的征服战争，也就成了吊民伐罪的反抗暴政的正义之战。在后世儒家的传说中，周军“前歌后舞”，没有杀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商朝就自行崩溃，在人民的拥戴下，武王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当然，这样的神话，在后世仍然一场又一场地上演，不过再也没有像牧野之战这样成功的了。

牧野大战的战场地望，随着近年来研究工作的深入，越来越趋于明朗：它就是今淇县即古朝歌西南的牧邑之野，而不是某些专家按《尔雅》解释的，所谓“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的牧野，更不是一些地方志所诚心作假的某个村落一隅。我们的主要论据是：
首先，甲骨文不但有“牧”作为邑落的记载⑴，而且有主宰牧邑的行政首脑如“子牧”的记载⑵，甚至还有“取虎于牧鄙”⑶即在“牧邑之野”取虎的记载。这些，都是我们一百多年前的史学先贤们，不可能知道的。
其次，西周开国以后的史料，《逸周书》说：武王伐纣时与诸侯们约定的军事集结地点就是牧邑，即“约期于牧，案用师旅”⑷；《礼记·大传》说：胜利后曾在牧邑作过祭祀，即“设奠于牧室”⑸；周穆王时期的祭公谋父追述说：武王伐纣的原因是商王帝受，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⑹；小速鼎铭文说，牧邑还是“殷八师”的驻军之所，即“复归在牧师”⑺。一句话，牧邑的地位更加明确并且提高了。
第三，东周至两汉，先是从《左传·隐公五年》（即公元前718年）里可以看到，商之牧邑已成了卫之牧邑；接着是墨子、苏秦、荀子、以及《铁盐论》里的“文学”等人，随口便称牧之野，说明当时牧邑依然健在；《逸周书》、《诗经》、《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白虎通》、《论衡》等一系列典籍，牧之野与牧野并用，更证明“牧野”乃“牧邑之野”的简称无疑。
第四，牧邑的具体历史地理位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讲得最为清楚，是“坶（即牧），朝歌南七十里地。《周书》：‘武王与纣战于坶野。’”⑻；牧邑又名陈城，即今天卫辉市的旧城区，因周武王曾于当地陈兵布阵筑城而得名，《魏书》、《括地志》等记载的也十分明白。据此，所谓牧野，指的应是今卫辉市周围的广阔原野，牧野主战场应是其在东北的淇县方向。它和《水经注·清水》条所说的，牧野战场在今卫辉市与淇县间的仓河两岸，即仓水“东南历牧野”；牧野“有殷太师比干冢”也是若合符节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卫辉市这一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曾作为州、郡、路、府、道的治所，从西晋到民国初年，延续了一千七八百年；所辖与牧野战场有关的汲、新、辉、获、原、延等县，和今天新乡市的行政区划大体相当。为此，我们不妨借用唐朝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再给牧野一个与时俱进的说法。张守节说：“卫州，即牧野之地，东北距朝歌七十三里。”我们说：“新乡，即牧野大地，市政府所在地东北距淇县约50公里。”

二、牧野之战的意义
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商周之际。”其结果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⑼。我们说，导致这一巨大变革的关键之关键，正是牧野之战。
从政治层面着眼：殷商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而西周已有了封建制的萌芽。笼统地说，凡是分封、礼仪、宗法、婚姻等制度，商周之变，均有划时代的演进。具体地说，殷纣王的父亲帝乙驾崩，一次人殉达165人；周武王的父亲文王，发现了无主的尸骨却派人重葬。殷纣王凶暴残忍，对诤谏之臣、自己的叔父比干竟然剖腹挖心；周文王仁德敬贤，对“浑然齿堕”的姜太公曾“一日五返”⑽，即一日内五次登门请教。纣王曾断“朝涉之胫”；武王曾下马重系自己松开了的鞋带，不肯委以近臣。尽管这当中每有儒家的视点，但基本的事实应是相去不远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论述“商周间过度情形”时说：“旧社会像个母体，怀孕着代替自己的新社会。”（《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三联书店出版 1962年）不言而喻，牧野之战正是给周王朝这个“新社会”催生的天使。
从军事角度剖析：牧野之战一战结束了殷商王朝555年的统治，并为一个有着八百年前程的周王朝奠定了基业，已经是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了。更有周方军师姜太公的谋略宝典、战法精华，也无一不是后世兵家们指路的星斗、尊奉的圭臬。如它的速战速决，战一日“擒纣于南单之台”⑾；如它的以少胜多，以四万五千人胜殷纣的七十万之众⑿；如它的“用间”和侦察，被《孙子兵法》称作是“必成大功”的“上智”，“三军之所恃而动”的用“兵之要”；如它的“背济水向山阪而战”，被兵书《尉缭子》颂作轻“天官”重“人事”的典范；如它的车战和致师战术，开启了六百年车战时代的先河……尤其值得特别一说的，是它以民为本和惩恶扬善的性质，不是也被三千年后的毛泽东同志，称作了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⒀么！
从思想文化梳理：我们首先应该感激牧野之战的，是它促成了中华民族一次思想上的飞跃——从商代的“神权独尊、巫卜至上”向着周代的“尊天保民、天人合一”⒁的大飞跃。我们知道，殷商王朝是以神为本的，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文，无一不是占卜的记录。商王及其统治集团，对日常发生的和必须应对的事物，大至祭祀、征伐、继承、婚丧、生育，小到出行、田猎、天气、收获、疾病等等，都要征询上帝和祖先神的意见。我们又知道，周王朝虽也信从天命，但却是神人并重、以民为本的。姜太公面对酆邑起兵时“筮逆占凶”的回答是：“枯草朽骨，何知吉凶？”⒂周公旦对于伐纣进军途中，霍叔恐惧的“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答复是：“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荀子·儒效》）重视的也是人事而非天命。周武王在牧野之战战前的誓词《泰誓》里，更是喊出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⒃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⒄的口号。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从以信神为主过度到以信人为主的文化价值，都是无可估量的。
让我们为牧野之战曾发生于故乡这片热土而自豪吧！

三、 如何弘扬牧野文化
牧野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凡与牧野大地有关的文化对象，都应属它的组成部分；牧野文化又应有主有次，主，就是牧野之战这个“龙头”。只有龙头动起来，牧野文化的弘扬才会有龙飞凤舞的阵势。对于如何让“龙头”进一步舞动起来，我们有以下粗浅的想法：
首先，是要加强对牧野之战的基础性研究，相关的课题很多。比如人物，近见《新乡日报》十大历史人物侯选名单中少了邑姜，可以说是这一欠缺的反映。我们知道，邑姜是姜太公之女⒅，周武王的正妃，至少生育了成王姬诵和晋国的开国君主唐叔虞，七十多岁还在随孙子康王出征。山西的晋祠有专门祭祀她的圣母殿，西周铜器有五件铭文记有她的事迹。周武王有对她的称颂，孔子和朱熹有对她的赞语。她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巾帼英雄，我们实在不该冷漠了这位牧野同乡。
其次，是应精心打造文化产品，也只举一个例子。比如，翻新容诗、歌、舞于一身《大武》。据文献记载，夏朝开国的舞蹈叫《大夏》，商朝的叫《大护》，周朝的叫《大武》。《大武》第一章表现的是孟津观兵，第二章就是牧野大战，孔夫子曾为他人专作评点，并反问：“且汝独未闻牧野之语乎？”。《牧野大战》一章中有一段叫《武宿夜》，表现的是武王兵临牧野，“停止夜宿，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⒆的情形，被古人称为“舞中之最”。如果运做得好，更出“唐风汉韵”之上，也未必不能。
第三，是要酌情复原一些价值大、影响广的“硬件”，不妨先搞个规划，从小处做起。比如，重刻姜太公后裔“四十八姓”的唐碑。该碑由唐京兆曹卢若虚刻录，礼部员外郎崔颂制铭⒇，至少是半官办的。众所周知，姜太公是关乎牧野之战首屈一指的人物，用新的“软、硬件”对其包装，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各种收益。比如，在姓氏方面，笔者曾做过粗略的统计，如果把姜太公后裔的“百余姓”加上“比干八姓”，将会有五分之一的中华儿女，即两三亿人在牧野大地上追寻到他们的祖根。问题在于下了真工夫没有。文化以传统为核心。东汉的汲县县令崔瑗立了一通碑，不但让姜太公的故乡得到确证，也使自己的名字流芳了近两千年，我们期望更多今天当政的官员能有崔瑗的雅致。
西方的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特洛伊之战，就是用“木马计”攻破特洛伊城并被《荷马史诗》赞颂的特洛伊之战。该战例的时间先后和规模大小，都和牧野之战有相似、可比之处。如果我们的有关工作确实做好了，就可以逐渐预期，再过若干年，比如50年，到牧野之战的3100周年，完全可能让我们的牧野之战进一步走向世界，和特洛伊之战一东一西交向争辉的。

⑴ 郑杰祥：《商代地理简论》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年
⑵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
⑶ 郭沫若、胡厚宣：《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 1982年
⑷ 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⑸宋元人注：《四书五经·礼记》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 1988年
⑹李维奇标点：《国语·战国策·周语上》岳麓书社 1991年
⑺妈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⑻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⒀⒀
⑼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中华书局 1984年
⑾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
⑿《史记·周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编 1991年
⒀《毛泽东选集·别了，司徒雷登》人民出版社 1966年
⒁王 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年
⒂ 郑 文：《论衡析诂·卜筮》巴蜀书社1999年
⒃黄朴民等：《白话四书·孟子》三秦出版社 1991年
⒄《汉魏古注十三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华书局 1998年
⒅《帝王世纪·山海经·逸周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
⒆ 清 陈 立撰：《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 1997年
⒇ 清 王 昶撰：《金石萃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0年

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是中国商朝和周朝交替时，周朝武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今中国中部河南淇县），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灭亡商朝的一次决战。

殷商末年（公元前11世纪），以纣王为首的奴隶主统治集团日益腐败，逐渐在内外矛盾交织中走向崩溃。而崛起于商国西面的周族方国，在周太王、王季时，已将势力伸入江、汉流域。周文王转移商纣视线，暗中积蓄力量，积极争取与国，各个击破商西部属国，奠定了灭商基础。周武王又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侦探，加紧灭商准备，待机兴师。

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公元前1057年,一说公元前1027年），得知商纣王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王族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而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周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于十二月二十八冒雨继续东进。从汜地（今中国中部河南荥阳汜水镇）渡河水（黄河，一说由孟津渡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于一月初四拂晓进至牧野。

商纣王惊闻周军来袭，仓促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开赴牧野迎战。初五凌晨，周军布好阵，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商纣罪行以激励将士斗志，统一战斗动作以保持阵形严整，严格申明不准杀降以瓦解商军。随后武王命吕望率一部精兵冲击商军前阵。商军纷纷倒向周军。武王乘势以主力猛烈突击，商军土崩瓦解。纣王仓皇逃回朝歌，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周军占领商都，商朝灭亡。

此战是中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周争取人心、除商羽翼、乘虚进攻的谋略，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牧野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