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双剑幻化:孔子晚年出的书

孔子所以能中兴那五六百年来受人轻视的“儒”，是因为他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杂居，文化逐渐混合的趋势，也知道那个富有部落性的殷遗民的“儒”是无法拒绝那六百年来统治中国的周文化的了，所以他大胆地冲破那民族的界限，大胆地宣言：“吾从周！”29他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这就是说，夏殷两个故国的文化虽然都还有部分的保存，——例如《士丧礼》里的夏祝商祝——然而民族杂居太长久了，后起的统治势力的文化渐渐湮没了亡国民族的老文化，甚至于连那两个老文化的政治中心，杞与宋，都不能继续保存他们的文献了。杞国的史料现在已无可考。就拿宋国来看，宋国在那姬周诸国包围之中，早就显出被周文化同化的倾向来了。最明显的例子是谥法的采用。殷人无谥法，《檀弓》说：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

今考《宋世家》，微子启传其弟微仲，微仲传子稽，稽传丁公申，丁公申传公共，共传弟炀公熙，公子鲋弑炀公而自立，是为厉公。这样看来，微子之后，到第四代已用周道，死后称谥了。——举此一端，可见同化的速度。在五六百年中，文献的丧失，大概是由于同化久了，虽有那些保存古服古礼的“儒”，也只能做到一点抱残守缺的工夫，而不能挽救那自然的趋势。可是那西周民族在那五六百年中充分吸收东方古国的文化；西周王室虽然渐渐不振了，那些新建立的国家，如在殷商旧地的齐鲁卫郑，如在夏后氏旧地的晋，都继续发展，成为几个很重要的文化中心。所谓“周礼”，其实是这五六百年中造成的殷周混合文化30。旧文化里灌入了新民族的新血液，旧基础上筑起了新国家的新制度，很自然地呈现出一种“粲然大备”的气象。《檀弓》有两段最可玩味的记载：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壑。
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

这都是最自然的现象。我们今日看北方的出殡，其中有披麻带孝的孝子，有和尚，有道土，有喇嘛，有军乐队，有纸扎的汽车马车，和《檀弓》记的同时有四种葬法，是一样的文化混合。孔子是个有历史眼光的人，他认清了那个所谓“周礼”并不是西周人带来的，乃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这里面含有绝大的因袭夏殷古文化的成分。他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这是很透辟的“历史的看法”。有了这种历史见解，孔子自然能看破，并且敢放弃那传统的“儒”的保守主义。所以他大胆地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这句“吾从周”的口号之下，孔子扩大了旧“儒”的范围，把那个做殷民族的祝人的“儒”变做全国人的师儒了31。“儒”的中兴，其实是“儒”的放大。

孔子所谓“从周”，我在上文说过，其实是接受那个因袭夏殷文化而演变出来的现代文化。所以孔子的“从周”不是绝对的，只是选择的，只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里说：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这是很明显的折衷主义。《论语》又记孔子说：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里的选择去取的标准更明显了。《檀弓》里也有同类的记载：

孔子曰：“拜而后稽颡，颓乎其顺也（郑注，此殷之丧拜也）。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郑注，此周之丧拜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者。”

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

殷练而，周卒哭而。孔子善殷。

这都是选择折衷的态度。《檀弓》又记：

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夏也。

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这两家的送葬的礼式不同，更可以使我们明了孔子和殷儒的关系。子张是“殷士”，所以他的送葬完全沿用殷礼。孔子虽然也是殷人，但他的教养早已超过那保守的殷儒的遗风了，早已明白宣示他的“从周”的态度了，早已表示他的选择三代礼文的立场了，所以他的送葬也含有这个调和三代文化的象征意义32。

孔子的伟大贡献正在这种博大的“择善”的新精神。他是没有那狭义的畛域观念的。他说：

君子周而不比。

又说：

君子群而不党。

他的眼光注射在那整个的人群，所以他说：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他认定了教育可以打破一切阶级与界限，所以曾有这样最大胆的宣言：

有教无类。

这四个字在今日好像很平常。但在二千五百年前，这样平等的教育观必定是很震动社会的一个革命学说33。因为“有教无类”，所以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所以他的门下有鲁国的公孙，有货殖的商人，有极贫的原宪，有在缧之中的公冶长。因为孔子深信教育可以摧破一切阶级的畛域，所以他终身“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时时提出一个“仁”字的理想境界。“仁者人也”，这是最妥帖的古训。“井有仁焉”就是“井有人焉”。“仁”就是那用整个人类为对象的教义。最浅的说法是：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进一步的说法，“仁”就是要尽人道，做到一个理想的人样子，这个理想的人样子也有浅深不同的说法：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了。此外还有许多种说法：

樊迟问仁，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比较孔子在别处对樊迟说的“先事后得”）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为之难，言之得无乎？”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其实这都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引申的意义。仁就是做人。用那理想境界的人做人生的目标，这就是孔子的最博大又最平实的教义34。我们看他的大弟子曾参说的话：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仁以为己任”，就是把整个人类看作自己的责任。耶稣在山上，看见民众纷纷到来，他很感动，说道：“收成是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曾子说的“任重而道远”，正是同样的感慨。

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

“儒”本来是亡国遗民的宗教，所以富有亡国遗民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所以“儒”的古训为柔懦。到了孔子，他对自己有绝大信心，对他领导的文化教育运动也有绝大信心，他又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同化的历史实在是东部古文化同化了西周新民族的历史，——西周民族的新建设也都建立在那“周因于殷礼”的基础之上——所以他自己没有那种亡国遗民的柔逊取容的心理35。“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这个新运动的新精神，不是那个“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柔道所能包涵的了。孔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他的弟子子贡问他：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怨不怨呢？孔子答道：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这都不是柔道的人生哲学了。这里所谓“仁”，无疑的，就是做人之道。孟子引孔子的话道：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颇疑心孔子受了那几百年来封建社会中的武士风气的影响，所以他把那柔懦的儒和杀身成仁的武士合并在一块，造成了一种新的“儒行”。《论语》说：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分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成人”就是“成仁”，就是“仁”。综合当时社会上的理想人物的各种美德，合成一个理想的人格，这就是“君子儒”，这就是“仁”36。但他又让一步，说“今之成人者”的最低标准。这个最低标准正是当时的“武土道”的信条。他的弟子子张也说：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曾子说：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这就是“见危致命”的武士道的君子。子张又说：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张是“殷士”，而他的见解已是如此，可见孔子的新教义已能改变那传统的儒，形成一种弘毅的新儒了。孔子曾说：

刚毅木讷，近仁。

又说：

巧言令色，鲜矣仁。

他提倡的新儒只是那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37。所以说：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又说：

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是一个新的理想境界，绝不是那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

孔子自己的人格就是这种弘毅的人格。《论语》说：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论语》又记着一条有趣的故事：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这是当时人对于孔子的观察。“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的新精神。这是古来柔道的儒所不曾梦见的新境界。

但柔道的人生观，在孔门也不是完全没有相当地位的。曾子说：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这一段的描写，原文只说“吾友”，东汉的马融硬说“友谓颜渊”，从此以后，注家也都说是颜渊了（现在竟有人说道家出于颜回了）。其实“吾友”只是我的朋友，或我的朋友们，二千五百年后人只可“阙疑”，不必费心去猜测。如果这些话可以指颜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些话是说孔子。《论语》不说过吗？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这不是有意的“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吗？这不是“有若无，实若虚”吗？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这不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吗？《论语》又记孔子赞叹“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不是“犯而不校”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吾友”是指孔子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吾友”只是泛指曾子“昔者”接近的某些师友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这是孔门某一个时期（“昔者”）所“尝从事”的学风呢？

大概这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本来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孔子本来不曾抹煞这一套，他不过不承认这一套是最后的境界，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境界罢了。（曾子的这一段话的下面，即是“可以托六尺之孤”一段；再下面，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一段。这三段话，写出三种境界，最可供我们作比较。）在那个标举“成人”“成仁”为理想境界的新学风里，柔逊谦卑不过是其一端而已。孔子说得好：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恭与慎都是柔道的美德，——孟僖子称正考父的鼎铭为“共（恭）”，——可是过当的恭慎就不是“成人”的气象了。《乡党》一篇写孔子的行为何等恭慎谦卑！《乡党》开端就说：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郑注：便便，辩也。）

《论语》里记他和当时的国君权臣的问答，语气总是最恭慎的，道理总是守正不阿的。最好的例子是鲁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的两段：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他用这样婉转的辞令，对他的国君发表这样独立的见解，这最可以代表孔子的“温而厉”“与人恭而有礼”的人格。

《中庸》虽是晚出的书，其中有子路问强一节，可以用来做参考资料：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抑而强欤？

“宽柔可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这里说的话，无论是不是孔子的话，至少可以表示孔门学者认清了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又可以表示他们并不菲薄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即是“犯而不校”）的柔道38。他们看准了这种柔道也正是一种“强”道。当时所谓“南人”，与后世所谓“南人”不同。春秋时代的楚与吴，虽然更南了，但他们在北方人的眼里还都是“南蛮”，够不上那柔道的文化。古代人所谓“南人”似乎都是指大河以南的宋国鲁国，其人多是殷商遗民，传染了儒柔的风气，文化高了，世故也深了，所以有这种宽柔的“不报无道”的教义。

这种柔道本来也是一种“强”，正如《周易·家传》说的“谦尊而光，卑而不可窬”。一个人自信甚坚强，自然可以不计较外来的侮辱；或者他有很强的宗教信心，深信“鬼神害盈而福谦”，他也可以不计较偶然的横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但他也有流弊。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原”是谨愿，乡愿是一乡都称为谨愿好人的人。《论语》说：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孟子》末篇对这个意思有很详细的说明：

孟子曰：“……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

万章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章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这样的人的大病在于只能柔而不能刚；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阉然媚于世”，而不能有踽踽凉凉的特立独行。

孔子从柔道的儒风里出来，要人“柔而能刚”，“恭而有礼”。他说：

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

乡原决不会有“众恶之”的情况的。凡“众好之”的人，大概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论语》另有一条说此意最好：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这就是《论语》说的“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中庸》说的“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这才是孔子要提倡的那种弘毅的新儒行39。

《礼记》里有《儒行》一篇，记孔子答鲁哀公问《儒行》的话，其著作年代已不可考，但其中说儒服是鲁宋的乡服，可知作者去古尚未远，大概是战国早期的儒家著作的一种。此篇列举《儒行》十六节，其中有一节云：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畏），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

这还是儒柔的本色。又一节云：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礼之以和为贵，……举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这也还近于儒柔之义。但此外十几节，如云：

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

非时不见，非义不合。

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伸）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其规为有如此者。

这就都是超过那柔顺的儒风，建立那刚毅威严、特立独行的新儒行了。

以上述孔子改造的新儒行：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那“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儒”的大事业40。

春秋

看楼上的回答完,没人敢再回答啦,哈哈

超强啊

我就敢回答呀!
孔子晚年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哲学思想孔子所处春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孔子思想中充满新与旧的矛盾，反映了大变动时代的精神风貌。天命鬼神观孔子继承了传统的天命鬼神观，视天为万有的主宰和人格神，认为天命主宰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治乱。他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同时他又否定周时盛行的占卜活动，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五谷生焉”，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所以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记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回避了关于人死后是否变鬼的问题。
详细请看:http://www.cycnet.com/encyclopedia/history/person/bookman/991102051.htm
晚年他致力整理文献典籍，有《诗》、《书》等，后世将其称为“六经”、亦或“六艺”。公元前 479年，孔子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三岁。
详细请看:http://www.zh5000.com/ZHJD/ru/ru-index.htm
《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张京华

摘要：《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今学者论及孔子，多由哲学一面立论，较少有人论及孔子的史学观念。又学者所据以讨论的文献，主要限于《论语》一书。钱玄同先生曾说：“我们要考孔子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1]（P70）此语虽然是在古史辨派兴起之际说出的，但是影响一直存在。周予同先生曾说：“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进而提出“描画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的问题[2]（P338－339）。金景芳先生也提出：“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呢？……有人说，真正可以称为孔子的遗产的，只有《论语》一书。……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孔夫子变成‘空夫子’。”[3]《汉书·艺文志》称《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所以最能代表孔子自己的思想。除此之外，当属《六经》（实际为《五经》）。其实在《六经》之外，如孙星衍所辑《孔子集语》，引用《六经》以外现存书目在220种以上，直接或间接涉及孔子的学说与形象，未必不含有珍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然会因其一生所处的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孔子一生经历有宦游与讲学二大主题，二者有时交叉错落，有时也有明显的划分，如司马迁所说，曾有一个时期，“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随着宦游与讲学阶段的不同，孔子的思想旨趣也有不同。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是以“多闻”、“多能”和“博学”而著称于世的。《庄子·秋水》：“河伯曰：‘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所谓“少仲尼之闻”，意谓当时学者以孔子为闻见最广。故儒家《六经》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并非由孔子独创，而是孔子对于以往知识综合选择的一个结果。《六经》是经过选择以后的“百科全书”。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4]（《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寄托于前代典章的做法，使得孔子的思想伴随着以往的历史而长存，但是客观上也更加分化了孔子的形象。“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当时已能明此。

《春秋》旧以为孔子所删定。孔子与《春秋》及鲁史的关系，最初的一个说法是“修”《春秋》，《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由现代著作观念来说，“修史”一语是最为切实的，因为古代史学为专门之业，世官史职，编年载籍陈陈相因，诸子之学可以是“空言”，史学则本非一人可以杜撰。但是到孟子时，则不言“修”而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至司马迁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 ，班固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5]（《汉书·司马迁传赞》），都使用了“作”字。司马迁的本意，是指孔子曾做修《春秋》之事，但是后人理解转生误会，如张载说：“《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所以学者不得不再加分辨。杜预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春秋左传集解·序》）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7]（《朱子语类》）顾炎武说：“《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8]（《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现代学者杨伯峻先生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孔丘不曾修改。……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9]（《前言》P13－15）都认为《春秋》与鲁史有关，甚至是直接抄录了鲁史。但是杨伯峻先生也承认孔子与《春秋》有关，说：“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3]金景芳先生也说：“六经亦称六艺，实际上它是当时孔子为了教学所编的教科书。”[3]本文同意选编教科书的说法。

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后二年，孔子卒。同时，《孔子世家》中还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而《韩非子》也有“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10]（《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子夏为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四十四岁。则知孔子确实是在晚年“退而不仕”的情况下，整理了《春秋》。刘知几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11]（《史通·六家》）这种文体，特别是二百余年中史官所作的持续的记载，不是孔子所能够“独创”的，这与以思想见长的诸子不同，刘勰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12]（《文心雕龙·诸子》）诸子可以议论见志、空言游说，而史家不能。所以旧史所说的孔子“著作”《春秋》，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拥有著作权”的“著作”。杨伯峻先生曾举出例证，在今文家认为寓含一字之褒贬的地方，其实《春秋》与《汲冢竹书纪年》完全是一样的[9]（《前言》P12－13）。但是孔子仍然有可能“删削”过鲁史，因为为《春秋》作传的《左传》所增加的大量史料，同样应该源自鲁史，而孔子将其省略掉了。匡亚明先生说：“孔子是把《春秋》作为现代史教材进行教学的，这只是一部分教学大纲；作为教学大纲，也只能是提纲挈领，不能过分铺张繁复。”[13]（第九章，P363）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左传》旧以为《春秋》三传之一。班固说：“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5]（《汉书·司马迁传赞》）刘知几说：“《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11]（《史通·六家》）关于左丘明的身份，《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及《汉书·艺文志》《春秋》家班固自注，都说：“左丘明，鲁太史。”《史记·裴骃集解序》司马贞《索隐》说：“仲尼作《春秋经》，鲁史左丘明作传，合三十篇，故曰《左氏传》。”刘知几说：“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檮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11（《史通·申左》）以上数家都认为左丘明的身份是太史。由《论语》孔子尊重其德行来看，他的年寿应该大过孔子。他不是孔子的弟子，所以司马迁要称之为鲁君子。然而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影响巨大，又是删削鲁史，所以即使不为弟子，左丘明还是有可能为孔子所删削的《春秋》作传。近代以来学者多怀疑左丘明其人，如杨伯峻先生说：“无论左丘明的姓氏如何，无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或同时人，但《左传》作者不可能是《论语》中的左丘明”[9]（《前言》P32）。本文认为，近代以来的怀疑并不足以否定旧说，左丘明以鲁太史、鲁君子的身份，“以同圣之才，同在一国”[11]（《史通·申左》），从而为《春秋》补充大量史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关于《左传》的真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证说：“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几‘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左传正义》）解释了《春秋》、《左传》二书有经后人所续的可能性，但是维持《左传》为左丘明所作的传统说法，而且论证了《左传》的性质与史料来源。既然《春秋》与《左传》的关系犹如后世史家的“纲目”与“长编”，则二书体例与内容原为历代史官所守所撰，其中言辞间有不甚一致之处的疑问，便也不难理解了。

《春秋》三传比较，刘知几曾说：“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然自丘明之后，迄及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之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11]（《史通·申左》）所说概述出《左传》与《公》《谷》二传的沉浮互动，同时也揭示出二者在经、史两途上的不同归属。蒋伯潜先生曾概述说：“《左传》不当附《春秋经》，前人已多言之。卢植、王接曰：‘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为经而发。’高祜、贺循亦皆谓《左传》为史。《大中遗事》及《北梦琐言》并载唐陈商亦称：‘左丘明为鲁史，记述时政，以日繁月，本非扶助圣经，是太史之流。……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朱子亦言：‘《左传》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叶梦得曰：‘《左传》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事，而事未必实；《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吴澄也说：‘载事则《左传》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精于《左氏》。’刘逢禄曰：‘《左传》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15]（第十章《〈春秋〉经、传述要P115）杨伯峻先生也说：“《左传》的解《经》，不像《公羊》和《谷梁》。……何休《公羊解诂》和唐人徐彦的《疏》……有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现在看来，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总而言之，《公羊传》、《谷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然而《左传》以具体史实来说明或者补充以至订正经文。行文简劲流畅，自东汉以后更为盛行，自魏晋以后便压倒《公羊》、《谷梁》二传。”[9] （《前言》P24、26、28）所说极有启发。因为三传虽然并称，其实却是二个系统。《公羊》、《谷梁》以弟子的身份传承师学，所以重在“微言大义”的一面，《左传》以史官、君子的身份补充史料，所以重在“良史”、“实录”的一面，二者原则完全不同。

西汉以后儒家有今古文家派之争，古文家长于名物训诂，主于“实事求是”，《左传》为古文，所以杜预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春秋左传集解·序》）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今文家主于“微言大义”，《公羊》、《谷梁》为今文，所以何休等人重在阐释“三科九旨”。清代今文家皮锡瑞说：“《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19－20）“按《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而解说独详，盖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删订诸经为尤大，与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说《春秋》大义，亦与《孟子》、《公羊》相合。则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说未可非矣。”[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45）甚至还认为：“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30）也就是说，由孔子所揭示的“大义”，早在孔子以前《六经》尚没有称为“经”之时，就已经包含在内了。

皮锡瑞此语虽不免具有其今文经学的立场，但并非毫无道理。实际上自秦汉以后，凡史学一系均认同《左传》，而不认同《公羊》、《谷梁》。班固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5]（《汉书·司马迁传赞》），即认为孔子与左丘明皆具史官资格，而《公羊》《谷梁》不与。刘知几称诸史之作有“六家”“二体”，二曰《春秋》，三曰《左传》，而《公羊》《谷梁》不与。另一方面，战国两汉之际，凡经学一系均认同《公羊》《谷梁》，而不认同《左传》。由孔子自语、子夏说《春秋》、孟子所言及司马迁、班固所论，“微言大义”的阐释，应该更符合孔子的原意。金景芳先生说：“孔子的这一著作，政治性很强。……用今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真正做到为当时的政治服务。”[3]（P25）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总之，《春秋》一书而兼具二种性质。朱熹说：“《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蒋伯潜先生说：“孔子据《鲁春秋》以作《春秋》，其事则无非齐桓晋文之事，其文则多同鲁史之文，故与晋《乘》、楚《檮杌》大致相同。唯其义，则孔子之义，不但为《乘》与《檮杌》所无，亦为《鲁春秋》所无。《春秋》之所以为‘经’者，即在于此。”又评刘知几说：“刘氏是史学家，不是经学家。他以史学批评《左氏》，是对的；以史学批评《春秋经》，却是错了。”[15]（P116、106－107）

但是，孔子所谓“微言大义”其实也是渊源有自的，它本不是经学所独有，而同样是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中国史学自上古以来本就是以“实录”与“史鉴”二种传统并行的；或者说，“良史”、“实录”是体，“微言大义”是用。刘知几在其批评经学的著名的《疑古》篇中，曾经说：“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准的。其于事也则不然。……《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又说：“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他事。遂使两汉儒者，疾之若仇。故二传大行，擅名后世。又孔门之著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11]（《史通·疑古》）随之列举《尚书》之中隐讳不明的史事十条。在另一批评孔子的著名的《惑经》篇中，又说：“按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没而微言绝’，观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邪？”[11]（《史通·惑经》）随之列举《春秋》之中“未谕”者十二条，“虚美”者五条。其说虽意在批评经学的隐讳、虚美，但亦可以证明在孔子之前，虞夏、周公之时，久已存在“微言”的传统。

“微言”的传统依照皮锡瑞所说，是将其纳入经学之内，区分《春秋》有“事”、“文”、“义”三层含义；依照刘知几所说，则是将其纳入史学之内，区分史学有“记言”与“记事”二种体裁。依照杜预所说，孔子是“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6]（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即孔子是继承周公一系而来。而依照司马谈、迁父子所说，“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4]（《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班固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5]（《汉书·艺文志》），则孔子整理《春秋》，是自居于史官地位的。细绎杜预之说，其所谓周公，亦是指周公所建立的史官制度，而其整套典礼、王道，亦得由此史官制度而体现。因此，就史官制度与职守而言，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中崇尚微言大义、重在阐释史鉴的传统，是以孔子为代表并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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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六经就是《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著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楼上的答非所问。
参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

由此观之，孔子晚年作的应为：易传，诗、书，加上春秋，应为四部。
另：易传是否为孔子编订，有些人持怀疑的态度，我认为是孔子编订的。如果一定要回答孔子晚年编订的三本书，那就是诗、书、春秋。

《春秋》、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