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通天帝国影评:秦始皇为什么要坑书焚儒

用历史观剖析焚书坑儒：尊孔兴儒亡国灭种

说到“焚书”便不能不提到让中国人就会习惯性想到的它的孪生词“坑儒”，究竟有没有这麼一回被后人所称的对“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的“非正义的、反文化的歹毒之谋”的“空前的浩劫”呢？这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始皇三十五年（西元前212年）“坑儒”的确是一个真实性的历史事件，但坑的是否就是儒家人士的“儒” 还是骗钱哄人的“术士”或“方士”，其历史真实性从古到今确实一直存在著争论。

关於“坑儒”的记载最重要的根据是西汉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方士侯生、卢生潜逃后，秦始皇大怒)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此《史记》为尚被人称为性格率直、治学严谨的司马迁先生所著，他在此处文中很明确地记载了被“坑之咸阳”所谓“诸生”即为被秦始皇“赐之甚厚”“甚众”的“方术士”。因为在秦时代，无论是统一前的秦国还是统一中国后的秦王朝，始终都有大量的儒生在朝为官，直到秦朝行将灭亡之时仍然如此。任何一个朝代为了在初期巩固其政权，都会多多少少的找一些藉口从肉体上消灭危及自身政权的人士，秦朝自然也不例外者，可见这场屠杀也是秦王朝的“镇压反革命”和“反动会道门”等组织时不为例外的政策。

大概是后世的儒生们对秦始皇没有把“儒家人士”纳入秦朝的“政治局”不满抑或是因为秦始皇对孔学的不感冒而愤恨不已吧，为了营造儒家先辈是被秦始皇如何折磨屠戮，儒家能够生存是如何不易，於是便编造出了一个破绽百出、十足荒谬的悲情故事来。列於《后汉书·儒林列传》之中的东汉人卫宏在其《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於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秦朝灭亡二百五六十年之后的东汉忠诚儒生卫宏的确不简单，他在发挥出其天才绝妙的文学想像才能，象讲童话故事一般给大家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坑儒”的悲惨故事，故事很短却很动人，没有具体年代、没有人物姓名，但却有地点、有情节、有情景，甚至还用了类似於现代派纪实纪录片的手法，想必其苦心竭虑地绕了这麼一个大圈子其实质无非就是想给秦始皇脸上再抹一把黑灰。

其实卫宏先生也没有动脑筋想一想以后再编故事，当时的秦朝已经有了一套严格的行政司法程式，连“焚书”之类的政令尚且要经秦始皇批准后才正式颁布“焚书令”，更何况一次性要集体处决几百秦政府的官员这种人命大案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已经大权在握、自以为已经至高无上的秦始皇杀起人来绝对称得上是典型的“明火执仗”，从他能毫不手软地公开下令坑杀长平一战中赵国四十万降兵的“气派”来看，何至於对屠杀区区四百多个手无寸铁的儒生耍一套种瓜的“阴谋”？脾气急躁、性格暴戾的秦始皇不立马在咸阳市的朝廷上宣判儒生们的罪名当场拉出去砍掉脑袋却要耐著性子非要等到第二年的春天远远地跑到几百里之外的临潼县骊山陵谷中去费事费力，他就不怕万一买到了假瓜籽种子出不来苗的话就只能再耐著性子等到第三年坑杀群儒？就不怕万一买的塑胶薄膜是假冒伪劣产品搭了个走风漏气的大棚导致瓜儿长不大？也不怕这浩浩荡荡的一大帮子被拜为郎的七百官员得用几百辆小轿车大客车拉上他们并哄著依著走几天几夜才到得了临潼县？也不怕正在骊山脚下为秦始皇修陵墓的几十万劳动人民看见这些“诸生贤儒”无聊的跑到地裏看瓜玩？也不怕万一有那麼三瓜两枣的专家学者在华清池那绿盈盈暖烘烘的温泉裏洗个桑拿按摩浴睡过了头赶不到瓜地裏可咋办？

“学术谎言”可是儒奴们向来最会玩弄的拿手把戏，此邪风在西汉东汉尤为盛行，常常闹出“孔壁藏书”之类的造假案，还有什麼孔子是他妈妈与黑帝“梦交”怀胎所所产之子，孔子出生时胸前天生就有“制作定世符运”的文字，真是贻笑大方。东汉光武帝时得势的大儒生卫宏先生更是其中最优秀的谎言专家和造假高手，此儒的功夫好生了得，足可称得上御用“狗仔队”队长，惯以制造“Ⅲ”级当量的耸人听闻“史书”为乐事，不是今天出版一本“皇家警察施虐刑刑讯逼供，史学教授司马迁惨死狱中”的爆炸性“论断”，就是明天撰写一部“七百儒生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西瓜地，三秦瓜农田间锄草豁然惊现万人坑”的“揭谜”的报料。
惯以连续肥皂剧形式制造“史书”的大编剧卫宏编造的这段由“秦始皇精心策划，先以官职引诱儒生，再以种瓜之计诳骗儒生，最后将儒生坑杀的阴谋诡计”的故事实在是经不起推敲，可能是他为了报复咒骂秦始皇太过於心切或者是气愤地失去了理智，这种能哄得三岁小孩儿掉眼泪的小小童话倒也真的能把后世无数的学者糊弄地当成了真，一说起“焚书坑儒”来便会替他再讲个n多遍。卫宏儒生的“坑儒”故事虽然编得能让许多人以为他本人当年就站在“坑儒”的大土坑旁边亲自操著一架摄像机现场拍摄DV，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出於个人好恶而臆造出来一个如此虚妄的史实，不能不让人怀疑儒家人物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后世的儒奴们大概也觉得“焚书坑儒”的故事编的太离奇了，实在不能抹杀秦朝灭亡时还有许许多多的类似於待诏博士叔孙通这样的博学鸿儒在秦廷为官和秦朝灭亡后孔子书籍尚在流传的事实，便就有了孔子后裔、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在孔子住宅壁中“发掘”出的古书，但为学者经考证后确定为伪书的笑话。儒奴自然也明白这一点，倘不如此的话，岂不是儒生自秦后便要绝种，儒家自然也就没有孔子经典来奉为“圣经”了。

说起秦朝的灭亡，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人物，这就是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此君著实潇洒，虽说人在秦朝为官，做了待诏博士，但却是一个拿了人家秦家的工资不干活的活宝，日常的工作也就是说些二五不著调的黄色段子笑话逸事逗秦二世乐一乐。

当年各路义军自立政权，一路杀入行将进入潼关了，被雪片般飞来的加急电报弄得六神无主的二世向了叔孙通讨对策，此君侃侃而谈：当今天下已经都归了你们秦家一家，你家的一代领袖秦始皇帝早已下令把社会上的管制刀具全部没收，上缴到了公安部妥善保管，当今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国内社会稳定，各族人民安定团结，内参上说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小毛贼根本就不用操心，当地的派出所领几个联防队员就能轻松解决，更何况你家的数十万兵众全副秦式装备的那几个重型集团军就在岭南的广州军区，立马就能空降几个陆战旅到大泽乡进行立体作战，区区小事何须著急上火？叔孙通的这一通胡侃用我们秦陇人现在的土话来说就是给二世美美地“弹(音dan)”了一板。

眼睛高度近视到连梅花鹿都能认成非洲斑马的可怜的秦二世这才放了心，当即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事后又被赵高老师逼著回去继续看图识字学拼音去了。号称精通“儒术礼法”的权威专家叔孙通先生真是缺德，一点儿也不象他的老师孔子那样厚道，就凭他给二世“弹(音dan)”的这一板也太阴损了，日弄得本来就傻乎乎的二世更加晕乎乎了，一直到义军打到了咸阳城裏，二世还以为是人民的子弟兵回来跟他开展军民共建“双拥模范城”哩。

叔孙通笑嘻嘻地把孔老师教给他的“忠义”二字换成了钱，再加上刚刚领到的二十匹帛和一袭衣，当晚便悄悄地坐上咸阳直发滕州的夜班车回了老家。事后，这一介幼习“儒术”精通“礼法”的儒学权威专家便先后投了无数无数的“王”，说他是“十姓家奴”一点儿都不夸张。

这个鸿儒最终的发迹乃是替刘邦拟制的一套《大汉帝国皇家干部觐见中央领导人程式管理暂行条例》，严格地制定了皇家干部(含副地(厅局)级)向领导汇报工作时的握手顺序、握手手势、握手次数、握手力度、握手时限，……。叔孙通因了此功，倒也享受了一辈子的汉家丰厚薪水。
后世人们受了对秦始皇痛恨之极的儒奴们在话语霸权下的误导，总要把秦朝的灭亡归罪於秦朝的“暴政”和“不仁”，实际上分析秦王朝灭亡真正的原因，可以归结为，首先是统一六国之后没有及时停止战时政治经济政策，没有将工作重点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而是为了超前消费，以至於沉重的赋税徭役和大规模土建工程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其次，尚未被儒教扑灭的“民权”“平等”“自由”思想再加上尚未被儒教磨蚀的大汉民族血性的尚武精神，朝代的更替是历史的必然。
没有及时采纳儒家建议的愚弄人民的儒家学说来为秦朝的统治服务，也是秦朝统治者没有想到的，倘若用了“德治”和“仁政”，广大的劳动人民即使再经历几个秦朝也未必会知道自己也有人权，再“残暴无道”几倍的秦王朝没准儿还会存在几百年，即使要亡也要在出现“朱熹”“张熹”“刘熹”之流的鸿儒大师指导之下的秦二百五世皇之后了。

但从秦朝和秦始皇的教训来看，儒奴们可是万万招惹不得的，假使一时不慎得罪了儒奴，那可是什麼黑水和污言秽语都能骂出口的。秦始皇仅仅是没有采用人家儒教的学说，烧了孔孟书籍，便给自己招来了几千年的骂名，秦家王朝是“暴政”，秦氏家族都是“暴君”，甚至不顾了“德”，忘掉了“礼”，失去了“义”，更抛弃了“智”，后世的儒生们更象些村野泼妇一般，叉著腰用笔杆子破口大骂，无聊到要对秦氏家族进行人身攻击和污辱，不是编造些秦始皇是吕不韦的野种就是秦家后代都是痴呆傻瓜的风流韵事，还有那强行拆了人家孟姜女夫妻去修长城的乡野传说等等荒诞不经的故事，实在没什麼下流的招数了，乾脆就拿秦始皇的长相大做文章，不是今天这个儒生考证出秦始皇天生的是一个侏儒，身材短小，举止猥琐，走路三瘸两拐，或者明天又来个儒生得出秦始皇面相丑陋，性格怪戾的结论，而且还有心理障碍，患有严重的“统一中国”妄想症。

无论是秦始皇开创一统中国先例的强秦，还是秦二世无力为继丢了祖业家产的弱秦，秦朝总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朝代，是个没有遭受儒教影响，未被儒教左右的朝代，正是由於有了秦始皇无意之间“焚书”的壮举，致使此时的汉族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尚且保持了“民权”“平等”“自由”的思想，大汉民族血性的尚武精神依然留存在了继而兴起的大汉王朝的子民血液中。

所以当秦朝的农村基层干部出身的生产队长(屯长)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时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便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不甘心当一辈子秦朝国营汽车站站长的(亭长)刘邦也敢於生出“大丈夫生当如此”的念头，更有蔑视皇权贵族的民营企业家项羽立下了“彼可取而代之”豪言壮志，一场场不受“忠、孝、仁、义、礼、智、信”束缚，无惧“天地君亲师”权威，为了争取自由实现民权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便是个儒生眼裏的“大老粗”，他向来对儒生们简慢无礼，更不要说相信儒教信奉的“天命正统”邪说，对待儒生们是张口“竖儒”闭口“腐儒”，常以辱慢儒生为乐，对待儒生们讨厌到了连人家儒生穿的衣服款式也看不惯的程度，儒生们稍一不留神，他老人家便会强行解下人家儒生的帽子当尿盆子使。在他的眼裏，汉朝的天下是靠长矛大刀打打杀杀搞掂的，他最喜欢的是由流行歌曲改编的进行曲《爱拼才会赢》，而那些秦始皇没杀尽留给他的儒生们不过是些摇唇鼓舌之徒，除了会卖卖嘴皮子，别无他用。“物以类聚，鸟以群分”，汉朝的伟大革命领袖如此性格，和他混在一起闹革命的同志的素质也就显而易见，虽然都进入了高级国家干部的队伍，仍然摆脱不了屠狗卖席贫下中农的阶级成份，依仗了替刘家打天下的功劳，对那些儒生们的态度也是打心眼儿裏十二万分地瞧不起。

刘邦旗帜鲜明蔑视儒生的性格一举博得儒家后世徒孙的“青睐”，所以两千多年来，儒家徒孙们从骨子裏对刘邦是又气又恨，只要是在儒生把持的史书、笔记、札记、文章等舆论工具裏，都要无一例外地授予刘邦“无赖”“流氓”“粗陋”“蛮横”“粗俗”一系列头衔。不管怎麼说，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史实：“粗陋”皇帝过了一把由儒生给他安排的如何摆架子当皇帝的瘾头后便弃之脑后，“无赖”皇帝为了减轻天下百姓赋税，仍然还是喜欢吃家常的香油咸菜就小米饭，“流氓”皇帝让丞相萧何把皇宫规模一减再减，直到吃饭睡觉办公的房子都一体化了才肯住进去

焚书坑儒事件是秦始皇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于不同政见的士人的残酷镇压。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宴会，始皇很高兴。可是有一个思想保守的博士名叫淳于越，原齐国人。他当场批评周青臣是阿谀奉迎。他说：“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他批评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说如发生大臣篡权之事，无以自救。他又讥讽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当场进行了批驳，他指斥淳于越是“愚儒”，还谴责儒生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认为这样一群儒生是一种危险势力，建议始皇坚决制止他们的非法活动，并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是“焚书坑儒” 吧。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在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中有很明确的描述。
焚书最主要的原因是李斯的上书，当然起因是因为淳于越。
坑儒最主要的原因是秦始皇对求丹药不得引起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