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 英文:哪位知道<<花和水果>>的作者凡德尔的资料

普凡德尔（1870-1941），德国著名现象学家，第一期现象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现象学慕尼黑小组的领袖，《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的编者之一。

当然，特别是在德国以外，普凡德尔的光彩仍然不仅被胡塞尔的占压倒优势的地位所遮盖，而且也被更有才华的舍勒，更有影响的海德格尔，更为令人感动的改宗的修女和被纳粹杀害者E.施太因所遮蔽。然而按照年纪和资历，普凡德尔比胡塞尔以外的其他人都更高，是现象学运动的元老。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慕尼黑大学度过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他是慕尼黑小组公认的领袖，他能有这样的地位，也是由于他是李普斯最杰出的学生，而且是第一个在该大学担任了教授职位的学生。

尽管如此，普凡德尔在国外没有引起很大重视并不仅仅是偶然的。他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在他那里也没有任何极其普遍存在的在学问上的妄自尊大和奢望。他以从容不迫的坚实步伐进行研究，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经过在教学中长期讲授的检验和修改以后才发表的。再也没有比夸夸其谈的计划和最初几卷中提出一些不能完成的许诺更与他格格不入了，而这对于其他现象学家是很典型的。这就使这样一种情况更加具有悲剧性了，即在他50岁的时候，由于长期内心的不安，妨碍了他将自己已提出的大部分洞察概括为系统著作的计划。

普凡德尔最大的特点是他理智和道德上的正直，他的直率简直达到生硬的程度。他的直观丰富而新颖，他在批判的论争与讨论中深刻而坚定；然而他又能以同情和激励的态度理解别人的思想，这在其他现象学家中间是无与伦比的。他并不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学家，他的写作平易而清晰，避免使用几乎所有那些胡塞尔著作中特有的专门词汇。同时他又提供大量富于想象力的例证，这些例证都是以巧妙的有时是幽默的笔触写就的，他使用隐喻的语言（常常达到危险的程度，至少是手法上不太严谨）以便帮助读者独立地发现和观察新现象。同时他的著作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系统组织的不寻常的价值。因此，普凡德尔对于写得好的著作的最高评价，就是这个有些过时的谓词“gediegen”（扎实），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1904年5月在慕尼黑初次会面以后，普凡德尔显然给胡塞尔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由于以后不久普凡德尔寄给胡塞尔的他的非正统著作《心理学导论》。也正是这种印象，使胡塞尔主动地通过道伯特提议1905年在蒂罗莱泽阿尔卑斯山的泽菲尔德共度一次重要的暑假。也是应胡塞尔的邀请，普凡德尔承担写一篇新的逻辑文章，发展《逻辑研究》意义上的纯逻辑的思想，该文发表于1912年的《年鉴》上。在1920至1927年间，普凡德尔是《年鉴》的实际上的编辑。根据施皮格伯格说，在那个时期，他曾亲自听胡塞尔说过普凡德尔是“我们最可靠的工作者（solider Arbeiter）”。也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20年代早期，即海德格尔到来之前，胡塞尔曾认为普凡德尔是他退休以后他在弗赖堡讲席的最适当的接任者。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胡塞尔因普凡德尔显然对超验的还原和超验的构成等问题不感兴趣很感失望，而这些问题却越来越深地吸引着胡塞尔。后来胡塞尔常常谈到普凡德尔和慕尼黑的现象学家们陷入了（stecken geblieben）“本体主义”和“实在论”的泥沼，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在他本人的现象学中发生的新的彻底变革。这种对普凡德尔信任方面的过分错爱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1931年以后胡塞尔与普凡德尔之间的接触减少了，并且最后完全停止了。

普凡德尔是一位在现象学基础上为有条理地通向一种完整的哲学而进行研究的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意愿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Wollens），1900年；第3版1963年；《动机与动机引发》（Motive und Motivation），载《慕尼黑哲学论文集》（Münchener 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en），1911年等。中文资料有普凡德尔：“《意愿现象学》引论”，张廷国译，载《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倪梁康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我有他这些资料!
普凡德尔（1870-1941），德国著名现象学家，第一期现象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现象学慕尼黑小组的领袖，《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的编者之一。

当然，特别是在德国以外，普凡德尔的光彩仍然不仅被胡塞尔的占压倒优势的地位所遮盖，而且也被更有才华的舍勒，更有影响的海德格尔，更为令人感动的改宗的修女和被纳粹杀害者E.施太因所遮蔽。然而按照年纪和资历，普凡德尔比胡塞尔以外的其他人都更高，是现象学运动的元老。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慕尼黑大学度过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他是慕尼黑小组公认的领袖，他能有这样的地位，也是由于他是李普斯最杰出的学生，而且是第一个在该大学担任了教授职位的学生。

尽管如此，普凡德尔在国外没有引起很大重视并不仅仅是偶然的。他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在他那里也没有任何极其普遍存在的在学问上的妄自尊大和奢望。他以从容不迫的坚实步伐进行研究，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经过在教学中长期讲授的检验和修改以后才发表的。再也没有比夸夸其谈的计划和最初几卷中提出一些不能完成的许诺更与他格格不入了，而这对于其他现象学家是很典型的。这就使这样一种情况更加具有悲剧性了，即在他50岁的时候，由于长期内心的不安，妨碍了他将自己已提出的大部分洞察概括为系统著作的计划。

普凡德尔最大的特点是他理智和道德上的正直，他的直率简直达到生硬的程度。他的直观丰富而新颖，他在批判的论争与讨论中深刻而坚定；然而他又能以同情和激励的态度理解别人的思想，这在其他现象学家中间是无与伦比的。他并不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学家，他的写作平易而清晰，避免使用几乎所有那些胡塞尔著作中特有的专门词汇。同时他又提供大量富于想象力的例证，这些例证都是以巧妙的有时是幽默的笔触写就的，他使用隐喻的语言（常常达到危险的程度，至少是手法上不太严谨）以便帮助读者独立地发现和观察新现象。同时他的著作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系统组织的不寻常的价值。因此，普凡德尔对于写得好的著作的最高评价，就是这个有些过时的谓词“gediegen”（扎实），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1904年5月在慕尼黑初次会面以后，普凡德尔显然给胡塞尔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由于以后不久普凡德尔寄给胡塞尔的他的非正统著作《心理学导论》。也正是这种印象，使胡塞尔主动地通过道伯特提议1905年在蒂罗莱泽阿尔卑斯山的泽菲尔德共度一次重要的暑假。也是应胡塞尔的邀请，普凡德尔承担写一篇新的逻辑文章，发展《逻辑研究》意义上的纯逻辑的思想，该文发表于1912年的《年鉴》上。在1920至1927年间，普凡德尔是《年鉴》的实际上的编辑。根据施皮格伯格说，在那个时期，他曾亲自听胡塞尔说过普凡德尔是“我们最可靠的工作者（solider Arbeiter）”。也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20年代早期，即海德格尔到来之前，胡塞尔曾认为普凡德尔是他退休以后他在弗赖堡讲席的最适当的接任者。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胡塞尔因普凡德尔显然对超验的还原和超验的构成等问题不感兴趣很感失望，而这些问题却越来越深地吸引着胡塞尔。后来胡塞尔常常谈到普凡德尔和慕尼黑的现象学家们陷入了（stecken geblieben）“本体主义”和“实在论”的泥沼，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在他本人的现象学中发生的新的彻底变革。这种对普凡德尔信任方面的过分错爱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1931年以后胡塞尔与普凡德尔之间的接触减少了，并且最后完全停止了。

普凡德尔是一位在现象学基础上为有条理地通向一种完整的哲学而进行研究的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意愿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Wollens），1900年；第3版1963年；《动机与动机引发》（Motive und Motivation），载《慕尼黑哲学论文集》（Münchener 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en），1911年等。中文资料有普凡德尔：“《意愿现象学》引论”，张廷国译，载《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倪梁康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普凡德尔

普凡德尔（1870-1941），德国著名现象学家，第一期现象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现象学慕尼黑小组的领袖，《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的编者之一。
当然，特别是在德国以外，普凡德尔的光彩仍然不仅被胡塞尔的占压倒优势的地位所遮盖，而且也被更有才华的舍勒，更有影响的海德格尔，更为令人感动的改宗的修女和被纳粹杀害者E.施太因所遮蔽。然而按照年纪和资历，普凡德尔比胡塞尔以外的其他人都更高，是现象学运动的元老。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慕尼黑大学度过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他是慕尼黑小组公认的领袖，他能有这样的地位，也是由于他是李普斯最杰出的学生，而且是第一个在该大学担任了教授职位的学生。
尽管如此，普凡德尔在国外没有引起很大重视并不仅仅是偶然的。他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在他那里也没有任何极其普遍存在的在学问上的妄自尊大和奢望。他以从容不迫的坚实步伐进行研究，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经过在教学中长期讲授的检验和修改以后才发表的。再也没有比夸夸其谈的计划和最初几卷中提出一些不能完成的许诺更与他格格不入了，而这对于其他现象学家是很典型的。这就使这样一种情况更加具有悲剧性了，即在他50岁的时候，由于长期内心的不安，妨碍了他将自己已提出的大部分洞察概括为系统著作的计划。
普凡德尔最大的特点是他理智和道德上的正直，他的直率简直达到生硬的程度。他的直观丰富而新颖，他在批判的论争与讨论中深刻而坚定；然而他又能以同情和激励的态度理解别人的思想，这在其他现象学家中间是无与伦比的。他并不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学家，他的写作平易而清晰，避免使用几乎所有那些胡塞尔著作中特有的专门词汇。同时他又提供大量富于想象力的例证，这些例证都是以巧妙的有时是幽默的笔触写就的，他使用隐喻的语言（常常达到危险的程度，至少是手法上不太严谨）以便帮助读者独立地发现和观察新现象。同时他的著作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系统组织的不寻常的价值。因此，普凡德尔对于写得好的著作的最高评价，就是这个有些过时的谓词“gediegen”（扎实），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1904年5月在慕尼黑初次会面以后，普凡德尔显然给胡塞尔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由于以后不久普凡德尔寄给胡塞尔的他的非正统著作《心理学导论》。也正是这种印象，使胡塞尔主动地通过道伯特提议1905年在蒂罗莱泽阿尔卑斯山的泽菲尔德共度一次重要的暑假。也是应胡塞尔的邀请，普凡德尔承担写一篇新的逻辑文章，发展《逻辑研究》意义上的纯逻辑的思想，该文发表于1912年的《年鉴》上。在1920至1927年间，普凡德尔是《年鉴》的实际上的编辑。根据施皮格伯格说，在那个时期，他曾亲自听胡塞尔说过普凡德尔是“我们最可靠的工作者（solider Arbeiter）”。也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20年代早期，即海德格尔到来之前，胡塞尔曾认为普凡德尔是他退休以后他在弗赖堡讲席的最适当的接任者。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胡塞尔因普凡德尔显然对超验的还原和超验的构成等问题不感兴趣很感失望，而这些问题却越来越深地吸引着胡塞尔。后来胡塞尔常常谈到普凡德尔和慕尼黑的现象学家们陷入了（stecken geblieben）“本体主义”和“实在论”的泥沼，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在他本人的现象学中发生的新的彻底变革。这种对普凡德尔信任方面的过分错爱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1931年以后胡塞尔与普凡德尔之间的接触减少了，并且最后完全停止了。
普凡德尔是一位在现象学基础上为有条理地通向一种完整的哲学而进行研究的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意愿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Wollens），1900年；第3版1963年；《动机与动机引发》（Motive und Motivation），载《慕尼黑哲学论文集》（Münchener 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en），1911年等。中文资料有普凡德尔：“《意愿现象学》引论”，张廷国译，载《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倪梁康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