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召唤4安装不了: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宋朝，其名称是什么？

交子 也称会子

会子——宋朝官办纸币

一、 会子的由来和“会”字的读音

“会子”的名称产生于北宋，是一种取钱物的凭证。见于记载的有会子、钱会子、铅锡会子、寄附钱物会子等。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吕惠卿在讨论陕西交子时说：“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动无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①由此可知会子即是纳钱和取钱的凭证。钱会子② 和会子的意思一样。铅锡会子③是出卖铅锡给政府后所得的取钱凭证。

寄附钱物会子可能同寄附铺有关。唐代长安已有寄附铺。《霍小玉传》说霍小玉往往命侍婢将服玩之物托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出卖。南宋初年吴曾说“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铺”④，说明寄附铺在北宋已相当普遍。寄附铺对所寄存的钱物开出凭证称“寄附钱物会子”。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因“诸色人多将京城内私下寄附钱物会子之类出城及于外处行使，有害钞法(盐钞法)”，下诏禁止⑤。寄附钱物会子能出城行使，则具有汇票的性质。绍兴末年，知徽州洪适在《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说：“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⑥这会子又是一种民间的纸币了。

临安(杭州)在南宋初年即有民间发行的“寄付兑便钱会子”，“寄付”当即寄附，“兑便钱”即便钱，意为汇兑。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曾下诏禁止寄付兑便钱会子出城，受到居民的反对，次日即取消了禁令⑦。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知临安府，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为官营，“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⑧。七月钱端礼为产部侍郎，会子亦由户部接办，于次年二月设立行在会子务进行管理。行在会子务后来改名为“行在会子库”，故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和吴自牧《梦粱录》中都有会子库而无会子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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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二熙宁九年正月甲申。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七引陶宣干《河东逢虏记》。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六元佑五年八月乙未。
④ 吴曾：《能改斋漫录》逸文(《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六引)。
⑤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
⑥ 《盘洲文集》拾遗。
⑦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三绍兴五年九月乙酉。书中“兑便钱”的“兑”字写作“兑”，这是“兑”的一种写法，并非错字。有学者错认为“充”字，以为它是错字。
⑧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

记》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说绍兴三十一年“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后隶都茶场的应是会子库。《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说：“会子库，在榷货务置，隶都茶场……以务门(榷货务门官)兼职，以都(都茶场)司官提领。”会子库一度撤并，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恢复，绍定五年因毁于火而重建①。

会子“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②，以左藏库钱10万贯为准备金。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将会子推广到淮、浙、湖北(治今湖北荆州)、京西(治今湖北襄樊)路各州、军行使。会子初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等，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增加五百文、三百文和二百文三等。会子因由行在会子库发行，故称“行在会子”：因主要在东南流通，故又称“东南会子”。行在会子虽由中央政府发行，但并不是全国通用的纸币。

会子的“会”应读何音，有必要提一下。“会”可以读hu)音，也可以读kuai音。现在在谈到会子时，两种音都有人读，显得不统一。从会子的由来不难推断出“会”字的正确读音。会子意为取钱凭证，有“会合”之意，而无“会计”之意，可见应读hui而不读kuai。后来产生于明末的汇票，很长时期都写作“会票”，后逐渐被“汇票”所取代。从“会票”一词的演变也可见会子的“会”应读hui音。

二、会子的分界和完全搞清分界情况的不可能

会子开始不分界，后来才决定分界，分界后又实行两界并行。何时宣布分界和两界并行，史书的说法不尽统一。何时宣布分界共有三说。第一是孝宗乾道四年 (1168年)说，见于吴泳《鹤林集》卷一五《乾淳讲论会子五事》、《宋史·食货志下三》、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二《楮》和马端临《文献通考·钱币二》。第二是乾道五年春说，见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第三是淳熙五年(1178年)春说，见于《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六和《宋史全文》卷二六下。三说中，第三说显然是错误的，会子分界不可能那么晚。《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和《宋史全文》的文字相同，都作：“是春，诏会子以一千万缗为一界。寻又诏：‘如川钱引法，两界相沓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为宋人著作，而《宋史全文》为元人著作，可见是后者抄前者。考《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作者的致误之由，一定是搞错了年号，而没有搞错年份，故将乾道五年春说成是淳熙五年春。如这考订成立，则淳熙五年说也可归人乾道五年说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乾道五年说是将“以一千万缗为一界”和“两界相沓行”并在一起说的，好像两者出于同一诏书，都在乾道五年春，并注有具体日期为“正月辛酉”，即正月初四。而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可知两事出于先后两个诏书，而且时间相隔不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正月初四应是宣布“两界相沓行”的时间，而宣布“以一千万缗为一界”的第一个诏书的发布时间在前，只要在四天前就是乾道四年了。《鹤林集》正是这样说的：“四年戊子，又诏以一千万为一界，寻又以两界相沓而行。”所以可以肯定宣布会子分界的时间必在乾道四年。至于何时宣布两界并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定为乾道五年正月初四，日期明确，当是可靠的。但章如愚《群书考索》说：“乾道之四年，而会子始行用，时两界杂沓，二千万缗而止。”他既搞错了会子产生的时间，又将两界并行定在乾道四年，也是错误的。总之，正确的说法应是：乾道四年宣布会子以一千万贯为一界，乾道五年正月初四又宣布会子两界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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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咸淳临安志》卷九《监当诸局》。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八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辰。

会子分界发行后，旧会子收回，收换期自乾道四年十二月一日至乾道五年三月十曰①。收换时每贯收糜费钱20文，几百文的收10文。会予以三年为一界。由于《宋史·食货志下三》说交于是三年一界，实际上却是两年，有的学者怀疑会子实际上也是两年一界。其实两者不能类推。《宋史》作者说交子三年一界是误以为三年，并不是用三年来代表实足两年②。而说会子三年一界则不是误以为三年，自然不能推彼及此。《宋史·食货志下三》记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宣布第7、第8界会子展界，臣僚言：“会子界以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何以示信?”三年一界，两次展界共为九年；如果是实足两年一界，加起来就只有六年了。

会子一共只有18界，要搞清各界的发行和收兑时间好像并不难。其实不然。这是因为：

第一，资料不足。现存有关会子的资料中，关于会子分界的内容很不完备。根据这些资料要想搞出一个完整的分界时间表，只能依靠推测。合理的推测必须建立在有相当资料的基础上，而现存的会子分界资料不足以成为推测的基础。

第二，第l界会子的开始时间难以确定。如上所述，会子分界开始于乾道四年，那么第 l界会于是不是从乾道四年开始发行呢?对此史书上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宋书·食货志下三》说，乾道五年权许行在榷货务都茶场“收换第一界，自后每界收换如之”。这是把乾道四年以前发行的旧会子算作第1界，因为如果乾道四年以后发行的会于是第1界，则乾道五年还没有到收换期。但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六却说：“乾道四年造成第一界，才一千万耳。至七年行第二界，即置局收第一界。”明确把乾道四年发行的算作第1界，这又同《宋史·食货志下三》所说的淳熙“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发生了矛盾：照《玉海》的说法，乾道七年发行第2界，则三年后的淳熙元年才发行第3界；而照《宋史》的说法，淳熙三年第 3、第4界都已经期满而宣布延期流通了。

第三，何时开始两界并行难以确定。乾道五年初决定两界并行，何时开始实行各书记载不一。《玉海》说到淳熙六年“始叠用第六、第七两界”，这时距宣布两界并用的时间已足足10年。而《宋史》说淳熙三年宣布第3、第4界各展限三年，则两界叠用至迟在乾道九年或淳熙元年就开始了。而且对两界并行本身也难有确切的解释，可以是一开始就发行两界；也可以是一界发行一年、二年或三年后再发另一界，原来一界并不收回，从而形成两界并行的局面。

第四，三年一界并未严格执行。会子虽有三年一界的规定，但并未严格执行。如第14界会子在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或四年开始发行，到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还在流通，前后达20余年。

以上情况说明会子分界情况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后人根本无法完全搞清它的本来面貌。对会子的各界起迄年份已有多人试图列出完整的时间表，但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张时间表是完全正确的。这并不一定是用功不到，而是因为客观上不可能。

从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开始，会子不再分界，第17、18界“永远行使”。到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颁行金银见钱关于，一贯准第18界会子三贯，限一月内以第18界会子收兑第17界会子。第18界仍继续流通，直到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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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献通考·钱币二》。
② 参见拙文：《<宋史>交子起源析误》，《中国钱币》2002年第1期。

以下的“会子分界资料汇总表”是笔者根据南宋和元人著作中的资料整理而成的，不同的说法并存，并各注明其出处。从中可以反映出会子分界资料的不完备和一些异说的并存。其中有的说法是可以否定的，如《群书考索》说乾道四年的“两界杂沓”。有的就难以确定了，如嘉定时的收兑旧会子有嘉定初、二年、三年、四年诸说，说的是同一件事；嘉定二年和四年说都不是孤证，只能存疑。

会子分界资料汇总表

时 间| 分界资料| 出 处
乾道四年(1168)|以三年为一界，每界1000万贯|《宋史·食货志下三》，《文献通考·钱币二)
乾道四年(1168)|两界杂沓|《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二
乾道五年(1169)春|以三年为一界，每界1000万贯，
两界相沓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东南会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误为淳熙五年春)
乾道五年(1169)|收第1界|《宋史·食货志下三》
乾道七年(1171)|行第2界，收第1界|《玉海》卷一八六
淳熙三年(1176)|第3、4界展限三年|《宋史·食货志下三》，《文献通考·钱币二》
淳熙六年(1179)|始叠用第6、7界|《玉海》卷一八六
淳熙十年(1183)三月|有司请造第7界|《宋史·孝宗纪三》
?|以第8届收换第6界，以后每界增至4000万贯|《玉海》卷一八六
绍熙元年(1190)|第7、8界再展限三年，诏造第10界，立定年限|《宋史·食货志下三》，《文献通考·钱币二》
庆元元年(1195)|定每界3000万贯|《宋史·食货志下三》，《文献通考·钱币二》
开禧三年(1207)|第11、12、13三界并行|《鼠璞·楮券源流》，《玉海》卷一八六
嘉定初(1208)|以第14、15界收换三界，以一易二|《玉海》卷一八六
嘉定二年(1209)|以旧会二换新会一|《宋史·食货志下三》，《文献通考·钱币二》
嘉定三年（1210）|以第14界收换第11、12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东南收兑会子》
嘉定四年(1211)|以旧会二换新会一|《鹤林集》卷二一，《贵耳集》卷上，《真文忠公文集》卷二
绍定六年(1233)|发行第16界，第14、15、16界并行|《鼠璞·楮券源流》
端平初|发行第17界，废第15界，以第17界准第16界之二|《左史谏草》附方回《监簿吕公家传》
端平二年(1235)四月|广收第16、17界|《宋史全文》卷三二
嘉熙四年(1240)九月|以第18界收换第16界，第17界以五准第18界一行用|《宋史全文》卷三三
淳佑七年(1247)二月|第17、18界永远行用|《宋史·食货志下三》(无月份)，《宋史全文》卷三四
淳佑八年(1248)秋|第17、18界永远行用|《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景定五年(1264)元旦|造金银见钱关于，以一准第18界三，废第17界不用|《宋季三朝政要)卷三
景定五年(1264)十月辛亥|限一月内以第18界收换第17界|《宋史·理宗纪五》，《宋史全文》卷三六
景定五年(1264)十月乙丑|行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第18界三|《宋史·理宗纪五》，《宋史全文》卷三六

三、宋孝宗管理会子的成功

会子发行后即遇上宋金战争。政府用会子支付军费，而并无保证会子币值稳定的有效措施，贬值是不可避免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次年为隆兴元年(1163年)。隆兴二年宋金达成和议，孝宗即着手整顿会子。乾道二年(1166年)七月，用内库及南库银100万两收兑会子，次年又以内库银 200万两收兑会子焚毁①。这两次的收兑资料出处不一，可能后者包括前者。从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三年，共印造会子2800余万贯，到乾道三年正月在外流通的尚有800余万贯。因当时规定各路纲运全部要现钱，故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外地商人低价收买会子，运到临安兑钱或向各地榷货务兑物，造成六榷货务的供应紧张。淳熙二年(1175年)辛弃疾曾在奏疏中谈到会子贬值的情况说：“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②宋代行省陌制度，以770文为一贯，“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说明会子贬值达一成以上。乾道三年正月以后，继续用度牒、助教帖各500道供榷货务定价收兑会子。到这年六月，在外会子只剩下490万贯。乾道六年闰五月又规定“诸路总领监司州军受纳、解发钱贯须是现钱、会子各半”，实行了“钱会中半”③之制。

乾道五年宣布两界并行后，会子的发行额又逐步增加，至淳熙元年(1174年)民间流通的会子达2200余万贯④。经过回笼以后，淳熙二年四月在外会子降到了200万贯，会子成为难得之物，出现了“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的情况。商人用会子的好处是：“一为免商税(金银有税)，二为省脚乘(运费)，三为不复折阅(贬值)。”⑤

发行额200万贯只是一时现象，淳熙三年以后会子的发行不断增加，到淳熙末年已达4000余万贯⑥，超过了规定两界发行额的一倍以上。虽然发行额大大增加，而会子币值却继续保持稳定。淳熙七年还是“会子与见钱等”⑦。淳熙十二年临安会子一贯可兑钱750文⑧，比省陌少20文，恰好等于糜费钱。即使糜费钱在外，贬值也不多。淳熙十三年仍是“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⑨。淳熙年间的会子流通，曾被朝臣们誉为“楮币重于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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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道二年见《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会子》；乾道三年见戴埴《鼠璞·楮券源流》，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和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是内藏、南库银各100万两。
②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
③ 《庆元条法事类》卷三○《钱会中半》。
④ 《宋史》卷三八四《叶衡传》。据叶衡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时间推算应在此年。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五二《楮》说淳熙甲午(元年)会子的发行额达4120万贯，和《叶衡传》不一致，不大可信，故不取。
⑤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淳熙二年四月壬子。
⑥ 《玉海》卷一八六说淳熙六年第6、第7两界会子共发行4800佘万贯。淳熙六年是始发年份，4800余万贯则应是第6、7界的最后发行数字。而且淳熙六年的年份也可存疑，因为据《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淳熙十年才请造第7界会子。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则说第6、7界共发行 4123万贯。
⑦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癸亥。
⑧ 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
⑨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三淳熙十三年七月。

或会子“重于见钱”①。纸币重于黄金或现钱虽是溢美之辞，但反映了当时会子确有相当的稳定性，受到了民间的欢迎。

宋孝宗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纸币币值稳定并留下了不少纸币管理言论的皇帝。他管理纸币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一是实行钱会中半的制度，使人民手中的会子能保持对政府的一半的法偿能力；二是控制会子的发行数量，在会子贬值时就实行纸币回笼政策。淳熙十年，当他看到新印会子的数额时，说道：“新印会子比旧又增多。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②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朴素地反映了纸币流通的规律。由于财政的需要，他不得不增加会子的发行，但对会子贬值一直存有戒心。他多次告诫朝臣要谨慎对待会子流通，会子的发行数量决不能过多。淳熙十二年，他还表示自己因担心会子贬值，“几乎十年睡不着”③。会子作为封建社会的国家纸币，它的发行主要不是为了有利于商品流通，而是为了财政的需要。因此这一年孝宗又表示：“会子之数不宜多。他时若省得养兵，须尽收会子。”④养兵成了孝宗心目中发行会子的最主要的原因。

乾道淳熙年间会子发行额表

时 间| 界 数|发行额(万贯)| 出 处
乾道二年(1166)七月|—| 2800余|《文献通考·钱币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六，《宋史全文》卷二四下
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 980|《文献通考·钱币二》
乾道三年(1167)正月|—| 800余|《文献通考·钱币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六，《宋史全文》卷二四下
乾道三年(1167)六月|—| 490|《文献通考·钱币二》
淳熙元年(1174)| ?| 2200余|《宋史·叶衡传》
淳熙二年(1175)四月| ？| 200|《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宋史全文》卷二六上
淳熙?年|第6、7界| 412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东南收兑会子》
淳熙?年|第6、7界| 4800|《玉海》卷一八六

二、 会子的贬值

光宗绍熙(u90~1194年)以后，会子逐渐贬值。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把每界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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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淳熙二年留正等曰，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癸亥赵雄等奏。
②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淳熙十年正月辛卯。又见《宋史全文》卷二七上。戴埴《鼠璞·楮券源流》和吴泳《鹤林集》卷一五《乾淳讲会子五事》作“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③ 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
④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二淳熙十二年七月癸未。

额提高到3000万贯，这时每贯已跌到620文①。开禧年间(1205—120年)因韩侂胄主持发动对金战争，军费开支大增，会子不仅三界(第11、 12、13界)并行，而且每界都超过了发行限额，三界共发行1。3938亿余贯②。嘉定二年(1209年)用出卖官告、度牒、乳香、官田等钱和黄金15万两收兑会子，使会子发行额量有减少，但仍达1．156亿余贯③。嘉定二年或四年用第14界会子按1：2的比率收兑第11、12界旧会子，正式宣布第11、 12界会子贬值一半。“新令一行，物情疑骇，怨咤之声，盈于道路，豪家大姓至有聚楮(纸币)而焚于通衢者。”④

理宗时会子的发行继续增加，绍定六年(1233年)第14、15、16三界会子共发行3．2416亿余贯⑤。端平二年(1235年)曾用金银、盐钞、乳香及度牒、四色官资付身、紫衣师号、封赠敕告、副尉减年公据等广收第16、17两界会子，还规定有官之家、簪缨之后及寺观僧道每亩田交纳第16或17界会子一贯⑥。嘉熙四年(1240年)第16、17界会子的发行额仍高达5亿贯。同年发行第18界会子，新会一贯准第16、17界会子5贯，16界收回，17界继续流通。淳佑六年(1246年)的发行额，第17界会子为4．2亿贯，第18界会子为2．3亿贯⑦，两者合计为6．5亿贯。因第18界和第17界的币值之比是1：5，故按第18界计算，两者合计的名义价值只有3．14亿贯，比嘉熙四年的发行额还低。淳佑七年(1247年)规定第17、18界会子更不立限，取消了分界发行办法。从嘉熙四年到景定五年(1264年)的25年间，第18界会子每贯值钱250文，第17界会子每贯值钱50文⑧。

开禧以后会子发行额表

时 间| 界 数| 发行额(万贯)| 出 处
？| 第7、8界| 10200余|《玉海》卷一八六
开禧三年(1207)|第11、12、13界| 13 938.71|《鼠璞·楮券源流》
嘉定二年(1209)|第11、12、13界| 11 560余|(宋史·食货志下三》
绍定五年(1232)| 第14、15界| 22961|《鼠璞·楮券源流)
绍定六年(1233)|第14、15、16界| 32416余|(鼠璞·楮券源流)
嘉熙二年(1238)| 第16、17界| 40000余|《蒙斋集》卷二
嘉熙四年(1240)| 第16、17界| 50000|《蒙斋集》卷七
淳佑六年| 第17、18界| 65000|《雪窗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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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
② 戴埴《鼠璞·楮券源流)：“开禧所出益夥，第十一界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第十二界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第十三界五千五百四十八万，几及一亿四千万。”
③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会子)。
④ 吴泳：《鹤林集》卷二一《缴薛极赠官词头》。
⑤ 戴埴《鼠璞·楮券源流》：“十四界十一千二百六十三万，十五界十一千六百九十八万”，绍定六年第16界“用过九千四百余万”。
⑥ 《宋史全文》卷三二。用金银、盐钞、乳香收兑据吴泳《鹤林集》卷二一《缴薛极赠官词头》。
⑦ 孙梦观：《雪窗集》卷一《丙午轮对第二札》。
⑧ 吕午《左史谏草》附方回《监簿吕公家传》。

南宋时期，人们将维持或提高纸币币值的措施称为“称提”(或作“秤提”)。称提对象原不限于纸币，但主要用于纸币①。宁宗、理宗时期的称提总是无效，淳佑年间许衡批评宁宗以来的纸币贬值说：“但见称提之令每下，而百姓每受其害，而贯陌益落矣。嘉定以一易二，是负民一半之货也。端平(应是‘嘉熙’)以一易五，是负民四倍之货也。无义为甚。”②“以一易二”、“以一易五”就是以上所说的两次折价收兑旧会子。

“钱会中半”原是维持会子币值稳定的一项有效措施，但到后来走向了反面。南宋铜钱的铸造本来就少，又常被偷运出境(日本是偷运的主要国家)。纸币贬值，在恶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作用下，处于流通中的铜钱更是越来越少。这样，民间交纳赋税，铜钱就成为难得之物。为了交纳占赋税额一半的铜钱，要用会子贬价去换取。故嘉熙二年监察御史吕午指出：“会价之落多在输官之时。方官物起催限急星火，钱会中半顷刻难违，人忧责罚之严，只得低价兑纳。会价一落，增长愈难。”③他建议除军兵月俸仍钱半中半付给外，其余国家收支从权全部改用会子，认为这样可以减轻楮轻钱重之弊。这建议自然不会被采纳。

南宋最后十几年，贾似道又发行了新纸币。景定四年十二月，“令会子库造三色零百钱关二千万，便民旅交易”④。“零百”是每张面值以百文为单位，如一百文、二百文等。“钱关”即铜钱关于，这是发行新纸币的前奏。因贾似道主张发行新纸币，而理宗不愿意，发行零百钱关是两种意见折中的结果。景定五年十月，理宗病危，贾似道乘机以理宗遗诏名义颁行金银见钱关子(简称“金银关于”、“银关”、“铜钱关子”等)，废第17界会子，限一月内以第18界会子收兑。金银见钱关子一贯准第18界会子3贯。以后一直是金银见钱关子和第18界会子并行，直到宋亡。

会子的最小面值为200文，这对零星交易使用不便。嘉熙二年吕午指出：“近来州县权时施宜，或为纸帖子，或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一百文。虽不可以通行，而各处行之为便。”⑤这是一种小额代用币。传世有临安府行用钱牌，近年又发现和州(治今安徽和县)铅牌和江州铅牌，都是南宋末年各地制造的代用币。这些是金属制品，故能留传至今，纸帖子、竹木牌就不会留存下来了。《宋史·度宗纪》咸淳元年(1265年)七月“督州县严钱法。禁民间用牌、帖”，这是贾似道为推行金银见钱关子和第18界会子而颁布的禁令。

元朝灭宋时，“以宋会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折算茶价⑥。按中统钞一贯准第18界会子50贯计，加上两次折价收兑旧会子，则会子已贬值为初发行时的五百分之一。如“宋会”是指金银见钱关子，则会子已贬值为一千五百分之一。这只是大致的估计，可能还有一些贬值收兑的情况在史书中未予反映。如方回说：“端平初……郑清之相，骤废十五界，新行十七界，以准[十]六界之二，而物价腾踊。”⑦第17界准第16界之二，未见他书记载。如将这准折计人，则会子应贬值为三千分之一了。

附记：李埏、林文勋教授所著《宋金楮币史系年》，1996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资料详实。笔者多年收集有关会子的资料，大部分已见于此书。此书有助于笔者更充分掌握有关会子的资料，并为撰写本文提供了方便，谨向李、林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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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文：《说称提》，《中国钱币》1996年第1期。
② 《许文正公遗书》卷七《楮币札子》。
③ 《左史谏草》戊戌年四月二十四日奏。
④ 《续文献通考·钱币一》。
⑤ 《左史谏草》戊戌年四月二十四日奏。
⑥ 赵世炎等：《经世大典序录·茶法》。《元文类》卷四○。
⑦ 吕午《左史谏草》附方回《临簿吕公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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