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远出入境网上签证:请解释以下内容。

1、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汉无名氏作（其中有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

　　多疑其不确）。非一时一人所为，一般认为大都出于东汉末年。南朝梁萧统合为一

　　组，收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

　　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

　　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辞海》1989年版）

　　之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之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夫。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之三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之四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

　　之五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之六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之七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

　　之八

　　冉冉狐生竹，结根泰山阿。

　　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之九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之十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之十一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之十二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

　　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之十三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之十四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

　　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之十五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之十六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

　　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

　　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

　　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

　　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

　　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

　　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

　　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

　　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目希〕。

　　徒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之十七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

　　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之十八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

　　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

　　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之十九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2、“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后比喻优秀的文学作品或文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诗歌；《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诗歌总集。它们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故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骚”也因此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3、赋 比 兴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更新时间：2005-4-25文章录入：admin责任编辑：admin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
　　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作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维妙维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维妙维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词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
　　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的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强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参考书目
　　刘勰：《文心雕龙》卷八《比兴》，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8。
　　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北京，1980。

1。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汉无名氏作（其中有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非一时一人所为，一般认为大都出于东汉末年。南朝梁萧统合为一组，收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
http://www.lingshidao.com/gushi/poem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