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怎么搞高车速:国外最有名的汉学家是谁

费正清

李约瑟

凡埃斯博士教授、根茨博士教授、康蓬博士、密特勒博士教授、弥勒？萨伊尼博士教授。

非费正清没属！
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
1991年 9月 14日，美国知名中国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因心脏
病发作溘然长逝。费正清毕生致力于东亚尤其是中国研究，致力于发展美国的中国学，
推动世界的中国学建设，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笔者与他有过多次通信往来，对他
的史学思想稍有了解，深知在一篇短文中对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进行全面评价是
不可能的，这里只想就费正清对美国中国学发展的贡献谈几点想法。

开启一代新风的大师

费正清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学者。他一生笔耕不辍，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
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确实是著作等身①。他的论著大致可分四类。
第一类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及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中
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sts, 184诅-1854）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第二类是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
究的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他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

1898年至 1937年中国著述指南》（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y Guide to Chinese
Works，1898-19o6)、与邓嗣禹等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China's Re-
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是这一
类著作的代表。第三类是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
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从篇幅上说，第三类
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这类著作依据的是第二手资彩，是充分吸收最
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融会贯通在费正清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的产物。第四类是
直接论述中美关系、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一般的时评文章不同。他总是
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阐述问题，论述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就

事论事。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和美国）（Chin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
政策》(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a--American Relations）等。总
览费正清的上述著作，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
第一，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和实践。传统欧洲的汉学是以中国语言文化为主要研
究对象的。这似乎是一种象牙塔中的学问，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当然这
种为求知而求知也是需要的。但费正清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与他们根本不同。他没有系
统阐述过他的学术思想，但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他毫
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①。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
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
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理实政治的关系。他也以这种观念影响
他的学生，使他们感到自己肩负着把老师的这种“较少狭隘性而较好准备着了解东亚
的自由的、现实的美国观念发扬光大”的责任②。这是他的特殊经历及所处的特殊时代
所造成的。
费正清在牛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后即返回哈佛任教，并从1939年起与赖肖尔
（Edwin O．Reischauer）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他也许会在哈
佛安安稳稳地做学者。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4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战略
情报局前身）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在中国担任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
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这一职务使他有机会比较广泛和深入地观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
实际。他看到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艰难，政府效能低下，官员文括武嬉，知
识阶层对现政权强烈不满，所有这些与国民党在海外进行的宣传相去甚远。他认为，国
民党的统治“气数已尽，民心尽失”。这与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官员谢伟思（John
S．Service）、戴维斯（John P．Davis）等的看法不谋而合。同对他积极主张派美军观
察组去延安，并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人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1944年回国时带回去
的主要信念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的内在产物，它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
统特务们的高压所能扑灭的。蒋介石拿不出什么能与之抗衡的思想武器。正如他在给
国务院的一个报告中所说的：我们必须等待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朝一日终将发生①。
但当时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美国人太少了。而且恰恰是在1944年至1945年的冬
春，在赫尔利（Patrick J．Hurley）来华之后美国越来越偏向于片面支持国民党，其对
华政策由战时的扶蒋容多叫亢日向战后的扶蒋反共转变。1945年10月费正清再度来华，
担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直至1946年7月。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官员在接收中大
发横财，以及国民党的腐败和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使以前支持国民党的上层阶级也与
国民党离心离德。1946年 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费正清在战争期间就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有着特殊的联系，认为他们“代表了美国在
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是美国在华利益的象征”②。李、闻遇难使他深感震惊．也使
他对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失望。他愤然撰文，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强盗行
径”，同时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正“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革命将危及我们的自由主
义的利益，然而反动更是现时就破坏这种利益—…?我们似乎宁要反动的种种已知的罪
恶，而不要革命的种种未知的危险”，但“如果我们盲目地反对革命，那么我们终将发
现自己将被群众运动赶出亚洲。”③他痛感美国人对中国了解太少，美国对华政策“正
在走下坡路，只是美国公众还没有领悟到”④；他要尽一个学者应尽的教育公众的责任。
费正清把它作为自己毕生的工作，在撰写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的著述方面倾注了大量
的努力。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放在一边，首先致力于《美国与中国》的写作，并于1948
年出版。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而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
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
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在当时出版
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别
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
作品之一。后来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在准备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美国
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虽然费正清本人谦虚地把
它称做“众所周知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普及性读物”，但恐怕很难举出其他任何一种
著作在美国人了解中国方面起了比它更大的作用。在他的笔下，”历史变成了活生生的
东西”。每一次出版，费正清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注人新的内容，如在1970年完成第
三版时，他写道：“由于我们在越南的轰炸，美国生活中出现了道德灾难”，美国卷人
越南，像以前卷人中国一样，是“灾难性的，无结果的”，“不会取得胜利的”，而只会
增添“羞愧和耻辱”①。
除了《美国与中国》，费正清还撰写了大量的这类著述，包括他与赖肖尔合编的3
卷本的《东亚文明史》（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
mation；Eas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
inese Revolution），以及临终前完成的《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他在写作
这类著作时同样是抱着一种严肃认真、不断进取的态度。《剑桥中国史》的编辑工作使
费正清有机会对中国历史进行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的回顾，他也就有可能在此基础上
进行高度的概括，从而写出《伟大的中国革命》。但费正清并不满足，在完成《伟大的
中国革命》之后，几乎立即开始了师国新史》的撰写。他几乎读遍了近20年来美国
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
的930部作品，从而使美国中国学界在社会史、人口史、考古史及人类学等方面的成
就在书中都得到反映，而又经过了作者的融会贯通，成为别具一格的中国通史简编。他
总结说：“根据我的经验，‘拾人牙慧’的历史学家影响更持久些。这样的学者说话、写
作旁征博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来充实自己。这正是使我们名垂千古的秘诀。”②这是
一个可贵的经验。不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来充实自己，便不可能使自己永远处于学科的
前沿，越是到了信息时代越是如此。
费正清除了写作这些教育公众的著作外，还一直十分关注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
系的走向，除了麦卡锡主义横行之时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外，他在不同时期大胆提出自
己的政治见解。1949年夏，中国革命胜利在即，费正清在此时提交给哈佛大学一次讨
论会的论文中建议美国政府改变敌视中共的态度，停止支持蒋介石，更不要用美国军
队去阻挠中共取得台湾；而应对中共给予事实上的承认，与之保持切实可行的商业和
文化往来③。他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大致上取决于它适合中国舞台的程度，
它适应中国的需要和中国的国情的程度，以及它利用中国特有的机遇的程度。”从1961
年起，他就不顾麦卡锡主义投在他身上的长长的阴影，经常在美国有影响的报刊上发
表短文，阐述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④。1966年3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
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sht）主持的听证会上，他对知名中国学家鲍大可（A．Doak
Barnett）早先提出的改变美国现有的“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表示赞同，主张实行
“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认为“孤立北京只能使我们的处境恶化”，而“遏制的目的
也仅仅在于遏制，而不是进行恐吓，制造混乱，更不是进行挑衅”。他主张采取迂回的
方式逐步改善对华关系：首先允许别的国家与中国改善关系；允许和吸收中国参加多
种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直至联合国的各种机构，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打开方便之门①。
1971年基辛格（Henrg A．Kissinger）访华后，费正清立即撰文赞赏打开中美关系的
努力，并告诫说，中国与美国是很不相同的，中国人与美国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提
醒美国政府对打开中美关系进行充分的准备②。尼克松访华后，两国关系迟迟不能实现
正常化，费正清认为这种状况应该尽快结束，关键是确认一个中国的政策。他在1976
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美国的现行政策中，存在着一个中国的理论与美国同两
个政权打交道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他敦促美国政府当机立断，早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
化③。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许多历史学家不大关注现实政治，认为影响现实政治
不是自己的责任，且常常在某种程度上看不起政治学家，以为他们没有什么学问；政
治学家也看不起历史学家，以为后者的学问对现实政治没有多少用处。费正清是一个
历史学家，他把对历史的研究与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如此亲密地结合起来，这一点对我
们也是有启示的。
第二，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在费正清之前研究中国
历史，尤其是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如英国的马士（H．B．Morse）、法国的高第
（Henri Cordier）、美国的丹涅特（Tyler Dennett），他们几乎仅仅根据英国的、法国的、
美国的档案资料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认为仅有西方的档案和西方的观点就够了，中
国的资料是不可靠的，中国的观点是不需要的。他们的著作严格说来只是英国、法国
与美国对华关系史，而不是中国外交史。费正清与他们不同。他开启了使用中国档案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风。
费正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在中国完成的，他把发掘
中国档案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他1932年来中国对，故宫大内的档案刚刚开放，
费正清显然是最早使用这些档案的学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档案的外国学
者。1933年他用中英文档案写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以前鸦片贸易的合法
化》，在师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上发表。这是费正清登上学术舞台的
第一步。他对这篇处女作情有独钟，晚年再读，仍认为“是过得硬的”①。费正清根据
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更是依据了大量中国档案而写成
的。这部专著也许因为大专，不像《美国与中国｝）那样广为人知。但这是一部极具学
术价值的著作，它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牢固地树立了费正清作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
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的地位②。他后来回忆说，此书的完成“结束了我为培训他人而培
训自己的历程”③。此后，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历史成为费正清的一个学术规范。在
他后来的一些学术论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等无不如此④。他的学生、伊利
诺伊大学教授易劳逸（Lloyd Eastman）回忆说，“对他以及对他的学生来说，清季文
件不仅仅是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手段。它们还是通向另一世界的窗户，在那个世界有
活活泼泼的人性特征，有19世纪后期中国官员特有的观察世界的方式。”⑤也就是说，
费正清不仅把中国档案作为一种资料来源，而且作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征的重要
依据。
费正清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引导、帮助和要求学生这样做。为此，他做了扎扎
实实的工作。1939年至1941年间，他和他的学生兼助手邓嗣禹接连撰写了3篇文章在
《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第一篇论及清朝公文的传递方式，第二篇较详细地论述了清
季档案中的各种公文的类型及作用，第三篇考察了朝贡关系的管理和运作，可以说是
运用关于朝贡关系的文件和《筹办夷务始末》的一个示范。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即
《清代的政府：三项研究》（Ch’ing 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这样具体地讲述清朝文献，向学生讲解其意义及使用方法，在国外中国
学界是没有先例的。他还在学生刘广京、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邓嗣禹等协助
下完成了《近代中国：1898年至1937年中国著述指南）、《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s Communism，1921—1950）、《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
献通考》、《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清季史料入门》（Qing Documents: An Intro-
ductory Syllabus）等，都是为了教授学生使用中文文献而编写的教学用书。直到晚年，
费正清都十分看重这一类书。他写道：这些“目录学著作和清朝文献书目提要—样，对
我的学生们不久要开展的研究来说，都似乎是不可缺少的基础”，“读着这卷书（指
《近代中国：1898年至1937年中国著述指南》），我至今仍感到兴奋不已。只要我手头
持有这本书，我就能随时告诉我的任何一个学生他应我的中文原始资料的有关情况，并
让他知道如何去找。”费正清自称“获得了近40年来在哈佛大学开发该项富矿的特权，
大约有60种已出版的专著都直接源出于此。”①《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开了系统研究
．中国革命史的先河，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革命的必读书。他的学生和助手史华慈和
布兰特（Conard Brandt）在编辑文件的过程中也分别进行了各自的研究工作，写出了
题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的崛起》、《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的论文，两篇论
文都成书出版②。他的一位同事羡慕地说，“费正清总是做初步的勘探工作，发现矿石，
建立采矿公司，而把采掘工作留给他的学生。”③费正清造就了大量使用中国原始资料
研究中国的学者，这在西方中国学界是没有先例的。

卓有成效的学术企业家

虽然40年代以前美国在中国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说来，直到太平洋战争
之前，美国不仅没有东亚研究的传统，也没有支持这一研究的基础设施。从事东亚研
究的专业学者不过50人，东亚研究领域与家庭手工业十分相似；中国研究更是不成气
候，来华传教士的一些著作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中国研究成果，如恒慕义（Arthur Hum－
mel）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美国不曾有任何一
所大学有像样的中国历史专业，中国研究处于传统的欧洲汉学的樊篱之中。哈佛的情
况也一样，校方的注意力放在西方文明上，对亚洲研究的兴趣仅仅在于它能显扬酉方
文明，几乎没有一个博士生是以东亚史为专业的。所有主要的汉学家都来自巴黎，东
亚研究竟成为法国文化的一个分支，要研究汉学，首先要精通两门欧洲语言，然后再
学习古汉语。中国研究分散在历史系、远东语言系和其他一些系和专业，仅有的几个
学者各搞各的，互相之间缺乏交流和配合，完全没有形成阵营，“几乎连少数这方面专
家之间的合作基础都不具备”。人们对近现代中国更是很少兴趣，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社
长叶利绥（Seri Eliseeff）公开宣称，对 179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已越出历史学范畴，
只能归于新闻④。
当费正清1936年应聘到哈佛任教时，他立即主张打破传统汉学的束缚，重视中国
近现代史的研究。他决心以哈佛为阵地，充分利用哈佛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哈佛的
名望，建立一个新的领域，一种中国研究的新模式。战后，他的志向更有发展．从1936
年到退休的1977年间，他推动了数以百计的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学术研究项目，对促使
美国的中国研究成为一个系统的、影响深远和成果丰硕的学科起了比美国任何学者都
更大的作用。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创建之父”乃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共识。
1937年春天，费正清首次在哈佛开设了历史课程“1793年以来的远东史”，第二
年他开设了使用清朝文献资料的研究班讨论会。他以与邓嗣禹合写的3篇文章作为编
写教材的起点。1940年又写成《清朝文献介绍提要》，先是油印供学生使用，1952年
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46年他重回哈佛后，立即着手进行中国研究的组织
工作。是年，哈佛大学创立国家和区域研究专业委员会，包括9个研究部门．以扩大

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1946年至1949年费正清指导中国及其外围地区的区域性研究
计划，该计划除培养本科生外，还设有一个硕士点，用两年时间学习语言，接受训练，
完成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①。
费正清本人是历史学家，但他探知近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仅
靠历史学家是不够的，因此他不但不排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专家，而且想方设法罗致
社会科学家来哈佛充实教学力量。中心的现任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就是社会学家。
费正清还把年轻的政治学家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请到中心。他深知法学专
家对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性，因此力图从哈佛法学院吸引毕业生到中心工作。当
他在伯克利遇到杰罗姆?科恩（Jerome Cohen），知道后者正在学习中文和中国法律时，
便立即促成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邀请科恩去哈佛做访问学者，并打听在世界各地是否
还有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费正清还一直努力想在东亚研究中心设立一个经济学教授
的职位。但哈佛大学经济系却不同意，理由是经济系不应与某个专门学科联系起来，尤

其不应成为区域研究的一部分。直到1960年经济系才同意派一位经济学家去东亚研究
中心。费正清见到 26岁的经济学家帕金斯（Dwight Perkins）如获至宝，马上给他一
个讲师职位，并为他写了许多给日本、台湾、香港学者的介绍信。让他去亚洲各地考
察②。在他以及赖肖尔、叶利绥的积极努力下，哈佛大学部分学者组成了“国际研究和
区域研究教授委员会”，使原来互不相干的教授们捐弃门户之见，打破学科界限，汇聚
到一起，通过讲座、讨论和特定的合作项目，互相交流、补充，促进学科之间的互相
渗透。由于这个委员会的组织和协调，中国研究逐渐发展为包括对亚洲的人口、社会
流动、思想潮流、文化演变、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科举制度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等方
面的众多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而历史系又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因为历史学便
于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经过费正清等筚路蓝缕，竭力倡导，一种多学科、跨学
科的区域研究模式逐渐在哈佛发展起来。
费正清在给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一个国家也和个人一样，是会发疯的。”①
他说的美国的发疯就是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的横行。费正清由于坦率发表了对
美国对华政策的见解，自然在劫难逃。他被指责为是“丢失中国”的四个约翰之一
（其余三个约翰是谢伟思、戴维斯、范宣德 John Vincent），“是老牌的共产党的辩护
士”，甚至有说他是共产党员的。费正清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作证时驳斥了对他的
无端指控，他还公开支持和保护与他共过事的外交官柯乐博（O．Edmund Clubb）和
那三个约翰，并毫不犹豫地为另一东方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辩护。谢伟思
说：“对我们这些遭到攻击的人来说，他那清楚明白的作证，镇静自若的态度，以及始
终不逾的友情是在艰难岁月中对我们的鼓舞和巨大帮助。”②从1950年起，他受到联邦
调查局的调查，5年后，这一调查的卷案已达1000多页。他虽然也受到迫害，如拒绝
发给护照，限制旅行，不许到军事学院等处讲课，但幸运的是，他的遭遇远比谢伟思、
范宣德等外交官，甚至比拉铁摩尔等学者为好。由于校方的支持，他的工作没有中断。
麦卡锡主义对他的冲击是巨大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远离政治，改变初衷，放弃中国研
究。相反，他认为麦卡锡主义之所以能在美国猖獗，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美国人对东亚
的历史和现状太无知。由此，他更感到在美国发展中国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费正清
后来回忆道：“在中国问题上回击麦卡锡主义必须依靠教育。由于在‘丢失中国’的问
题上我受到公开的指责，我便下定决心，持久地负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③
1955年春，费正清大胆地在哈佛安排了关于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和近代中国经济的
研究项目，成功游说卡内基基金会对前一项目资助20多万美元，福特基金会对后一项
目资助27．8万美元，并在两年后得到30万美元的追加拨款。这两个项目为1956年在
哈佛大学正式建立东亚研究中心准备了必要的财力和研究人员。费正清担任该中心的
第一任主任，并一直任职达ZO年之久。1959年，费正清在其助手林德贝克（John Lind－
beck）的协助下，编制了未来10年的详尽的研究计划，并以哈佛对开展当代中国研究
负有国家义务为由，又争取到了福特基金会75万美元的资助，该基金会还为在社会学
系设置一个教授职位拨款41．6万美元，为在历史系设置一个研究日本的永久性职位拨
款20万美元④。50年代初，中心设有学制为两年的“区域研究——东亚 硕士班，每

年培养约14名硕士研究生。1955年，东亚研究专业（历史和语言联合）开始招收博士
生，当年就招收了26名（1975年达到70名）。约有25名教授在研究中心的执委会工
作，在1955年到1975年的20年间，约有200名研究人员和学生获得资助，另有60名
研究人员不享受资助，而是来利用这里的研究条件。半数以上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不是
在美国出生的，他们来自亚洲及欧洲各国，使东亚研究中心具有了真正的国际性质。在
此期间，有60多人在东亚研究中心获得历史和东亚语言学位，在哈佛其他各系科获得
东亚博士学位的则有275人左右①。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成为全美国中国研究的先驱。
到70年代，在哈佛取得东亚研究博士学位的学者占据了美国七八十所大学的讲坛，有
时同一个地方就有好几位，如密歇根州安阿伯就有6名。有人评价说，费正清所创立
的学派只有法国的年鉴学派才能与之相比②。有统计称，他在哈佛培养了几千名学生，
包括100多个在他的监督下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
称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③
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无疑是美国中国学的“旗舰”，但仅有旗舰还不成其为舰
队。东西海岸其他一些著名学府的中国研究也在发展。费正清深知，必须把美国各大
学的中国研究组织起来，互相协作，展开交流，才能取长补短，避免人力和物力资源
的浪费，推动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1951年春，费正清邀集一些对中国思想文化感兴
趣的学者在费城会商，成立了以芮沃寿（Arthur Wright）为首的中国思想研究会，作
为远东委员会的下设机构。该研究会于1952年9月在科罗拉多州的阿色本举行学术讨
论会，会后出版论文集《中国思想研究》。4年后，费正清又把该研究会学者关于儒家
思想、儒教国家制度和行为的论文汇编成册，出版了《中国的思想和制度》④。1957年
他当选为远东委员会会长。1958年，远东委员会更名为亚洲学会，费正清当选为第一
任会长⑤。
在从事美国中国学的组织工作方面，费正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大度和宽容，没有
门户之见和宗派观念．当时美国的中国学家分裂成亲台湾的和亲大陆的两派，自然真

正亲台湾的是少数，他们主要集中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以研究太平天国的中国学
家戴德华（George Taylor）为核心。两个研究中心，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形成
分庭抗礼之势。费正清深知，要发展美国的中国学，必须克服麦卡锡主义给美国中国
学造成的破坏。1959年他请福特基金会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