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子科学院 校招:从《史记》看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坷，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二、《孝武本纪》能证明司马迁对汉武帝有偏见吗？

张教授说：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心中自然有所怨愤，因此他在写《武帝本纪》时，多记求仙问药之事，对汉武帝的评价有失偏颇。”

这里：1，《武帝本纪》应为《孝武本纪》，一字之差，内涵不一样。2，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自己写过《孝武本纪》。可是，该本纪在流传时有缺失，只剩了个开头，是残篇。后人是用《史记•封禅书》将《孝武本纪》补全的，真的《孝武本纪》我们已看不到了。而《封禅书》是专记汉武帝“求仙问药”之事的篇章。3，张教授将《封禅书》当成了《孝武本纪》来读，不妥。张教授以《封禅书》为据，揣摩司马迁对汉武帝“有所怨愤”、“评价有失偏颇”，是对司马迁的不公和真的“评价有失偏颇”。司马迁受过宫刑，可能对汉武帝有“怨愤”，但从残存的《孝武本纪》中反映不出来。

司马迁的《史记》对武帝一代历史记载比较详尽。但是因为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了宫刑，司马迁出于个人情感，很难客观公正评价汉武帝。这也是历代史学家早有定论的，所以《史记》有“谤书”之称。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武帝的政策负面描写较多，时不时暗藏讽刺。对汉武帝所宠爱的人多作讥贬，包括霍去病，卫青等一代名将，具体描写好处比较少。而对不受汉武帝重用的人描写则比较多，例如对李广。
对于汉武帝的封建专制统治，司马迁则予以揭露。揭露汉武帝的残暴虚伪，奢侈纵欲。《封禅书》所记汉武帝大搞“鬼神之事”，《酷吏列传》所记酷吏，则绝大部分是汉武帝时的官吏。如司马迁用讽刺的文辞，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凶残和奸诈，活龙活现。
司马迁不但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还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他写《平准书》时曾说过：“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这篇《平准书》先记汉初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后述由于汉武帝拥有汉初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引起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连年用兵的问题，其结果使财政困难，经济破坏，由此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的变化，等等。

《史记》对于“今上”汉武帝也颇多微词，据说《史记》中原著《武帝本纪》因触犯忌讳太多而被抽掉，今本《景帝本纪》、《孝武本纪》是后人补撰的。但从《史记》的其它篇章里，仍旧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揭露和讽刺是不亚于刘邦的。《封禅书》写武帝求仙访道的荒唐可笑的事实；《平准书》记载武帝为享乐和对外发动战争而加重税敛；《酷吏列传》细致地记述了围绕在武帝周围的一群酷吏：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最受武帝信任，治狱时，巧立名目，不问是非，专以武帝私心好恶为标准。杜周治狱，“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质问杜周，“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王温舒任河内太守，大肆捕人，“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按照律令，立春后即停止用刑。这个嗜杀的酷吏，竟气急败坏地顿足：“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马迁满怀激愤地写道：“其好杀伐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原来武帝十这群刽子手的总后台。

摘之中国古代文学（1）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