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幼儿园打孩子事件: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内容是什么?

时空观:
1.时间和空间是运动著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时间是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顺序性,时间的特点是一维性.空间是运动著的物质的伸张性、广延性,空间的特点是三维性.时间和空间同物质运动的不可分离性,表明了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
2.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时空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包含两方面的含义：
1.时空客观实在性的不变性和具体特性的可变性时间和空间作为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它们的客观实在性是不变的、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而受物质运动特性所制约的时间和空间的具体特性是可变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人们关於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也是可变的、发展的,因而也是相对的.
2.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时空是无限和有限的辩证统一.物质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而具体事物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有限的,在时间上是暂时的,在空间上是有界限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本来是丰富的，可是在我们手中变成了几条干巴巴的“原理”。追根溯源，这也许要怪始作俑者俄国人先搞了本“原理”，但更多的恐怕要怪我们自己，怪我们哲学文化土壤的贫瘠。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在《哲学——一种精神意境》一文中曾说,“中国几十年来未曾出过一位真正像样的‘哲学家’”。他认为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失落了自己的家，哲学家也跟着失去了自我的缘故。”我想，我们失落的“家”，首先是马克思等人的原著这一精神之“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大多没有读原著的习惯，缺乏对马克思等人文本的深入研究，人们的教研重心只是放在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并且抱着这部“原理”高喊着要丰富和发展它。 粗糙的“哲学原理”在我国哲学文化中确有喧宾夺主之嫌——尽管它与其他教材相结合教育了中国几代人、功不可没。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指出的：“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说，几乎每一条原理都没有搞得很清楚，都可以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苏联人发明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决不是在系统解读原始文本形成的符合马克思与恩格斯本来思想的理解和阐释，而是一个体现苏联人的哲学理解力的话语系统。由于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以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都作出了有违原意的解释，把一些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附加其中。而这些缺陷在我们的原理教科书中至今仍在。例如，我国最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仍然是以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认识论来安排篇章结构，而不是描述马克思等人的真实的思想发展历程。这样，不仅导致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固有内容的曲解，也使各条“哲学原理”的阐述零散无序而缺乏整体性。 事实上，马克思作为预示新世纪的哲人，其学术大成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解剖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他的哲学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著作中，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和社会发展的学说。这只要深入马克思的著作殿堂就可以知道这一点。马克思从早年办《莱茵报》时初次讨论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时遇到难事后，开始作《克罗茨纳赫笔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转而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清算德国各种唯心主义思想流派后，进而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继之撰写以《资本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系列。到晚年，他又回归到作《历史学笔记》，摘写《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和《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等著作，并关心非西方的亚洲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发展。马克思同时还留下了《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从美国革命到1801年合并的爱尔兰》和《法兰西内战》等政治分析著作。这许多著作记录了马克思辛苦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心路历程，纪录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长期关注和对社会结构以及具体形式演化的终身研究。马克思也很关心科学的发展，认为它与人类的解放切切相关。故他更看重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作用，更看重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同样关心人的解放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关心社会主义事业；不过他比马克思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去研究自然界的规律，并留下了《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明确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总体特征后，就不难知道“原理”的叙述与之相去太远，几乎是两个话语体系。 正因为这样，“原理”教科书虽然力求吸取国内外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产生的成果，但不是很成功。例如“原理”吸收了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讨论成果，突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但它没有把同样重要的需要、利益、主体等概念与实践放在一起作全面的叙述。“原理”的这种弱点也许反映了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一种通病，即在研究问题时总爱从原子论的观点出发孤立强调某一点，要么说“人”或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要么说需要或利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而不是以系统的眼光把实践、需要、利益等看成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特征。 从文献学角度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可以尝试从三个系列来解读：人的哲学、社会哲学、自然哲学。人的哲学内容包括作为主体的人本身，人的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政治活动、认知活动、科学技术活动及其他精神活动等），人的交往，人的需要和利益，人的权力，人的发展，人的解放和自由等。社会哲学内容包括人类社会结构（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即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精神结构等），社会形态，社会交往，社会发展规律，社会管理（如国家政权及各职能部门的功能，各种社会组织及其作用等），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方向，社会远景等。自然哲学内容包括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认识（如物质观、时空观，联系、发展观等），人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及对它的运用，人对客观环境的改造，自然界及其发展、演化的规律，等等。 不从原著出发系统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就有可能对某些理论和概念的解释造成“失真”。例如“原理”教科书对马克思揭示社会结构的一组相关概念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解释就不恰当。由于受斯大林式的解释的影响，它把政治上层建筑隶属于思想关系的范畴，未注意马克思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剖析政治社会的实况。同时，它把同政治法律制度相适应的机构与设施如国家政权、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都称之为有组织的暴力，这缩小了上层建筑的整体功能，强化了其暴力作用，淡化了其民主、管理能职、经济职能及其他职能。从原著看，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同他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他也运用了系统研究的方法。对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三者内在联系的研究，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系列中表现最透彻。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作为现实基础的生产关系同时是法的关系，它本身离不开社会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以及人们的意识活动；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司法、军事等行为属生产过程中的“非生产劳动”，是一种对生产劳动的服务；而社会意识则直接指导着人们的经济、政治行为，人们的智力、人们所创造出来的知识尤其是科学技术会直接成为生产力和管理要素。显然，马克思是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这三个相关层次视为构成整个社会系统的各构成部分，把它们各自发生的相对独立功能看作社会功能的总和。 “原理”的另一个弊端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任意进行附加。这主要表现在自然哲学部分。例如，“原理”教科书中讲时间与空间的节次，主要是讲牛顿、爱因斯坦的时空观，读后不知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在哪里；其无限性节次所讲的内容主要涉及现代宇宙学，然而人类目前的科学实践对这些尚无法证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最终解决这一任务；其系统观的内容是从古希腊的“系统”观点讲到贝塔朗菲的现代系统观，可是讲完后却声明“系统论毕竟不是哲学”；其文化、文明等章节则是自成一说，于中几乎难以见到对马克思的文化与文明思想的阐述。这种附加，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加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使人弄不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由上可见，要真正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该扭转以“原理”为中心研究和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恢复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权威，即转向以解读马克思等人的文本为根本的治学方向。读原著虽然是个常识问题，但不一定能作到。原著不仅是汉文译著这样的“原著”（我们已习惯称之为原著），而是马克思、恩格斯用德、英、法文写成的原始文本。这不仅要有较好的外语修养，也要懂得西欧历史和文化。而正确的解读方法是，应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怎样从事理论活动，进行怎样的理论活动，关注些什么重大问题，在著作中使用过哪些概念、术语和话语表达思想，他们的观点、理论、思想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和转化；而不是把眼睛仅仅盯住一些概念和术语，将它们固化或割裂，或停留在对已经固化的文字的浅层理解上，或摆脱不了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偏见，并带着这种先入之见去认同原著的思想，去曲解原著的精神。 读原著的优点是有助于了解汉文译著与原著之间存在的差异。由于中、西社会条件和语言的特质，使一些语言文字难译甚至“不可译”，使汉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或不能恰如其分地翻译。加之一些汉译文也许缺乏精心推敲，这导致原著意思的走样。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中的Staat（德）或State（英）一词，与中国的国家概念差异较大。从辞源上看，汉语中是先有“国”这个词。“国”的内容比“国家”的内容要丰富。汉语中的国家还往往与社稷并用，加之孔子的仁政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纲常在政治文化中占统治地位，掩盖了统治者的阶级身份，古时的国家对中国人来说有点像个宗族大家庭。国家一词中包含阶级压迫的机关等意思是在20世纪上叶列宁学说传入中国以后才有的。 但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国家观与近代以前中国人的国家观的差异是明显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按地区划分国民，设立公共权力，政府官吏掌握公共权力和征税权，并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德文中，Staat作为可数名词有国、国家的意思，其转义为政府，或动物集群等。在英文中，State一词不下20个释义，其政治释义有国家、政府、领土、州、国务、国务院等等。在俄文中，государство和страна这两个词用来表示国家，前一词具有政治学意义，其同根词如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ть有国家组织、国家体制等义；后一词则指国、国家、地域等。这与德、英文用一个词表示多种意义也有所区别。然而，汉文却只用“国家”一个词去对应翻译德、英文中的Staat、State或俄文中的государство，这不免有局限而造成误译。因为Staat、State、государство（的同根词）等译成汉文时，是表示国家，还是表示握有国家权力的政府，或是表示政要的政务活动，一切取决于语境。朱光潜先生曾提出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改译为《国权与革命》，正是根据语境而言，因为列宁著作中所言的用革命来摧毁的不是国家整体而是国家政权。这有其道理，也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以反抗暴政的理念为旗帜相通。在汉语环境中，说国家是暴力机关会造成思想混乱：如果这一命题成立并且合理，那么每个公民都生活在法治缺失的暴力中就是合理的了。可见，这个词的具体译法应该细心推敲，该译成政府或政权的地方就不作他译。 汉译文缺乏精心推敲使原著信息失真，从“意识形态”这个重要的译词被普遍滥用带来不良后果更可看出来。王荫庭教授早在1988年就指出它译得不对。“意识形态”的对应词法文是idéologie，德文为Ideologie，英文为ideology，俄文为идеология，其源自希腊文，由ιδεα（思想或观念）和λογοσ（理性或学说）这两个词合成，意思是“思想或观念之学”。在20世纪上叶，中国学术界在根据原文翻译这个具有多种含义的名词时有过多种译法，如译成“思想”、“思想学”、“思想体系”、“空论”、“观念学”等等。将这个词译为“意识形态”的主要有郭沫若，他1938年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Die deutsche Ideologie’时，即将书名译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本）。1960年，中共中央编辑局编辑‘Die deutsche Ideologie’的新译本时，本着约定俗成原则对“意识形态”的译法未作改动。但如王荫庭教授指出的，把Ideologie译为“意识形态”严格说来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复合词中的-logie有“规律”之意，而根本没有“形态”的意思。 可见，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先要在原著上下苦功。不过，在消解原理情结的基础上全面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更要面向实践，并且需要大力提倡创造性和反对教条主义，这是中国几代革命者的成功经验。创造性要求不拘守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语而是与时俱进。例如，我们在建构社会哲学、研究社会结构时，是否一定要沿用马克思的术语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式呢？也许，使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精神文化结构”这些与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同一的概念来表述可能更精确，至少不会造成人们的任何误解，也和其他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术语更具通约性。当然，这决不是鼓励话语越新越好，术语越奇越好，更不是提倡“跟风”，如国外学者关注什么问题，提出什么话题，我们即接过来谈。你谈现代性，我也谈现代性，甚至更进一步谈后现代、谈当代性。但“现代性”是一个容易谈清楚的问题吗？这正如我们手中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等话题难于真正谈清楚一样。 消解原理情结，要抛弃构造一个绝对真理体系的理念。我们不能试图用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去囊括一切优秀哲学理论和观点，更不能把仅从哲学角度难于释清的问题纳入到哲学中来。我们不仅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还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时空观要点：无穷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