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投资及风险管理:关于禁毒的课件!

鸦片烟祸与近代甘宁青社会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代的百年史上，鸦片从民族危机的象征进而转化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促进了社会的畸形发展和恶性运行，又成为这种发展和运行中的不可或缺的内在条件。在旧制度覆灭前，鸦片是近代中国无法根绝的大毒瘤。鸦片，曾在近代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业，并在传统的行业中占有重要一席，探究近代鸦片业的形成、发展、特点和影响，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寻找毒品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脉络，对中国应对当下世界毒品泛滥大潮起到借鉴作用。西北一隅的甘宁青地区由于地理交通、社会局势、农业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条件，鸦片的流毒更具特殊性。笔者力图从鸦片的种植、运输、销售、吸食、禁政以及屡禁不止的原因等方面的系统整理中来揭示近代这一地区烟祸的全貌。

鸦片烟祸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它与整个时代相始终。西北一隅的甘宁青地区由于地理交通、社会局势、农业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条件，鸦片的流毒更具特殊性。笔者力图从鸦片的种植、运输、销售、吸食、禁政以及屡禁不止的原因等方面的系统整理中来揭示近代这一地区烟祸的全貌。

一、鸦片、洋药、土药的流变

鸦片，又名阿芙蓉，俗称大烟，起源于南欧、小亚细亚，是由一种草本植物罂粟的汁液，加以凝缩炼制而成的麻醉毒品。它的汁液自古作药材用，有催眠、镇静和止痛作用。唐代始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明朝开始一直作为药材征税进口。17世纪，吸食鸦片烟的恶习，从南洋传入中国。此后，中国流行用烟枪灼火吸食。

鸦片的输入和清政府“严禁”与“弛禁”间的游移。晚清衰世中，中国封建社会正在过分成熟中腐烂。老大帝国保守着“天朝上国” 的迷梦，闭门独居于东亚。泰西列强带着得自《马可·波罗行记》的冲动，几次试图扣开这扇紧闭的大门，均以失败告终。觊觎中国这一巨大的消费市场，各国蠢蠢欲动。英国是这场争夺战的排头兵。英国为了畅通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祭起了鸦片这块敲门砖。美、葡、荷、西、俄等国也纷纷加入到这罪恶的鸦片贸易中。自1800年到1820年，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有4000余箱左右。1822年—1830年，每年平均销售鸦片11804箱，而1839年到1840年仅一年，就达到3.5万箱。清政府真切地体会到了白银外流的紧迫。按当时的价格，一箱烟土需400元到800元银洋，3.5万箱鸦片共值2000万银洋。银洋1元大体合库平银7钱，折元成两，其数在1000万两上下，其时国库全年收入不过6000余万两。这个数目必然影响到国计。至于民生，民谣有曰：“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鸦片戕害吸食者的身体，“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至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并且泯灭他们的良知，还对吸食者的家庭，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购买烟具，为食日中”。罪恶的鸦片贸易为殖民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鸦片开始吸食时可以减轻疲劳兴奋精神，但日久成瘾则会使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以至不务正业，懒惰成性，自私贪婪，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卖妻鬻子。一旦家财耗尽，则男盗女娼，颓废堕落，最终悲惨死去。官吏和士兵吸食鸦片，意志萎靡，不理政事，不习武功。鸦片烟不仅摧毁了许多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扰乱了货币流通过程，银价上涨，银贵钱贱，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健康的发展。

晚清中央政府在禁烟毒的方式上有“严禁”与“弛禁”的争论。1836年，太常少卿许乃济提出弛禁鸦片的主张，道光皇帝下令大臣对鸦片买卖提出意见。中央及地方官员分化为两派：弛禁派以穆彰阿、琦善、许乃济、广东地方利益集团等为代表，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可阻绝官员贪污舞弊，鸦片买卖所课征的关税能充实国库，更提议在国内种植鸦片，价格会较便宜；严禁派以朱嶟、许球、黄爵滋、陶澍、林则徐等为代表，认为鸦片祸国殃民，尤其是对于国家的财政、兵源、民生有重大的妨碍与危害，应该“严例禁遏”。虎门销烟使 “严禁”主张变为禁烟现实的顶峰。鸦片战争后，禁烟法令成为具文。通过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贸易合法化。清政府准予鸦片进口，“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鸦片厘税成为清政府止渴的鸩酒，它的毒害更加肆无忌惮地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自此全国进入长期的“弛禁”时期。鸦片，清政府美其名曰“洋药” ，但它却给中国人民换来了“东亚病夫”的侮辱。清政府为了减少外国鸦片的进口，减少白银的外流，企图以土抵洋，允许甚而至于鼓励内地百姓种植鸦片，土药肇兴，鸦片“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辗转传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实际上，咸丰、同治以后，印度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技术，已经随洋烟传到了清朝的18个行省。土烟的生产数量1866年约为5万箱，1870年已达7万箱，已超过进口洋烟的数量。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土烟的总量已是进口洋烟的二到四倍。到了20世纪初，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又有很大的发展。据1906年调查，中国22省遍植鸦片。估计种植面积有18713600亩。产鸦片584800担，比1890年约增加了5倍。鸦片烟祸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病体上的恶性毒瘤。

二、甘宁青地区的烟祸流毒

（一）甘宁青地区农业社会的破败

中国封建社会的迟暮在西北的甘宁青地区表现的更为充分。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会处的甘肃、宁夏、青海，农业枯滞，人口稀少，种族复杂，文化落后，经济衰颓，灾害频仍，人民生活困苦。甘宁青地区在鸦片战争前约有人口600余万，垦田数为23万顷（实际耕地数则要少些）。社会经济是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在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主要是畜牧业。经济作物主要有烟草、麻、药材等。人民手中很少有货币，穿的是粗制的毛皮制品。嘉庆初年，有少数地方开始种植棉花。道光年间，民间织布才成为风气。农民身负地主的剥削和政府的压榨，正税而外，各种附加税、额外浮收，往往是额征的数倍；官府衙役，大小官员，贪污横行。乾隆四十六年，查出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私收折色银两，并与道府州县的各级官吏，捏报灾情，侵食赈粮，贪污共计折银达一百六十余万两，相当于当时甘肃全省赋税正额的八倍左右（每年额征白银20余万两）。

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甘宁青地区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造成人口的巨大损失并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发生在1862年的西北回民起义使甘肃人口锐减。嘉庆末年，甘肃有2208344户，15238974人，同治乱后，甘肃的人口大约只有350万左右，比嘉庆末年减少了1173.9万人，有77%的人口在这次大动荡中损失。此后大约每隔25年就发生一次规模较大的社会动荡，如1895年河湟地区的“乙未事变”有100万人口被消耗；1928年的“河州事变”“被杀者，达50余万”。自然灾害也造成人口的损失，如1928年发生在海原的8.5级大地震，波及周围十数县，约有24.6万人丧生。因此，甘肃人口恢复是十分缓慢的，光绪末年才达到509万，只是嘉庆末年的33.4%，1928年666.5万，是嘉庆末年的43.7%。这些变乱、灾害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如1862年陇东“村镇皆瓦砾，田亩悉荆榛。城中尚有未烬之屋，为兵勇难民所占住，满街瓦砾断井颓垣，不堪言状。”左宗棠看到的景象则更为凄惨，“平（凉）、庆（阳）、泾（州）、固（原）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1928-1929年的华北西北大旱灾波及65县，河西地区饥民遍地，“掘草根，剥树皮，与皮革共煮，勉以果腹”。原本虚弱不堪的社会系统在战乱和大灾面前土崩瓦解，贫苦百姓挣扎在痛苦的深渊中。

（二）、烟毒与禁政

1、鸦片产地和消费地的形成 西北甘宁青地区，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极不发达，但是，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长，鸦片的产量、品质都比较高，“甘肃所产之烟，名为‘西土’与‘广土'、‘南土'交称'”，是一个著名的鸦片产地。甘肃是在道光末年才引种罂粟的。最初“购种于陕，要试种之，居然成熟。凉州之武威、古浪所属大靖，产烟最多，其味亦浓”，于是，到咸丰时期，“各县皆种矣”。宣统年间，甘肃产烟最多的地区为皋兰、永登、古浪、武威、张掖、武山、甘谷、靖远等地，皋兰五泉山所产的鸦片竟成了地方名产。

西宁道属七县除丹噶尔，大通，巴燕戎三县地处高寒，不适种植外，西宁（包括今湟中、平安、互助），碾伯（包括今乐都、民和）等县水地，多种罂粟，少种谷类。据当时估计，每年产烟土七百多万两，征收烟苗税银二十万两以上。

道光初年，宁夏境内已有“成段地亩栽种罂粟”，道光末年，“罂粟花遍地栽植，五六月间，灿如锦绣，妇孺老稚，用铜罐竹刀，刮浆熬炼，江、浙客贩，挟资云集。据索提督（甘肃提督索文）说，每年各属并计，约有百余万两。虽未必如此之多，大约三四十万银，所赢无绌”。光绪年间“宁夏种植罂粟地方以河东为上，每亩可出烟土七八十两，上年（光绪三年，1877年）各属奸民偷种，中卫幅员较广，更觉其多，宁灵厅，灵州次之；河西碱地每亩只可出烟土三四十两，以夏、朔、平罗三县相较，宁夏县为多，宁朔、平罗次之。惟花马池土地不宜，尚无种植。”

农民用传统的精耕细作的方式侍弄罂粟，目的只是希望多几分收入。在靖远，由于气候寒冷，罂粟一般“在农历二月下种，七月收割结束，山区二阴地最迟在八月收毕”，各品种并植，以便综合利用地利、人力和劳动时间，获得良好的收益。种罂粟可比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收益高三至五倍。烟土市价最高时，每“百两需银六七十两”，价低时每百两也“需三十余两”。正是由于鸦片是“高效作物”，因此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大规模、成百亩地种植。

民国时期，由于地方军阀的强迫以及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交通不便等条件的制约，甘宁青地区大面积种植罂粟，据有关资料记载，“甘肃烟田占全省农田四分之三，鸦片产额占农作物90%”。天水“出城遍地是烟苗，东从校场至二十里铺、东泉、甘泉，西自坚家河、天水郡、太京、藉口、牡丹、杨家场等地的大片土地都种植鸦片，其中牡丹、杨家场烟农最多，几乎家家户户都种鸦片”宁夏城附近的通贵堡“农场作物，罂粟约占35%，麦及杂粮约占百分之三十。未种闲地约占百分之三十五”，省城附近已是这般，其他地方可想而知。这种畸形的农村经济结构使部分农民除了鸦片以外，几乎别无其他农副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并且社会风气随之恶化，处处呈现出颓废腐朽的景象。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内地禁烟运动的深入，甘宁青地区本来地广人稀，工业和农业颓废，但是政治军事经费的需要却逼迫其财政走到“实际的重税政策”上，甚至不得不依靠鸦片为首要的收入来源。这种情况，加速了商业的停滞和农工业的不振。一般百姓的生活更陷于困顿。曾经的“金张掖、银武威、秦十万”，俱变为惨痛的凄凉。1934年宋子文视察西北后认为西北“苦于派饷制度，民不聊生……至于鸦片成害较之长江各省千百倍之。本人在宁夏视察两乡村，肥瘠相差，一则宗奉回教，无染烟癖者，既富且康；一为汉民，，遍染烟毒，既弱且懒。”。

由于鸦片的大量种植，甘宁青地区出现了专门的鸦片市场。20世纪30—40年代古浪县“全县山川曾广种鸦片，每当收烟季节，商户云集近千家，或坐地收购，或长途贩运，鼎盛一时。”在甘肃靖远县，罂粟种植较多者“因收割时间紧迫，多有雇短工者，农村出现了临时的人市。远来的劳力，清早集中在桥头或庙门，地户需要短工的到那里去叫。工资是有行市的，不用商量，用几个人就叫几个人。大的地户种百八十亩的要叫几十人短工，除管饭外，工资是付钱，无钱也可以大烟支付。今日割明天收，算做一个劳动日。每年的工资行市不同，大约一个工1两大烟，每元可买白面（面粉）30斤”。随着收获季节出现的大量短工——刀儿匠的涌入，各种商贩、娱乐班子也纷至沓来，于是出现了临时的繁荣——烟会（烟场），周围群众逐渐形成了赶烟会的习惯。因此，一些集镇变成了鸦片市场。在天水，每年五六月间便陆续开刀割浆，烟会也就开始了。“这时城市大量无业贫民和苦力劳动者，都到农村赶烟会打短工。小商小贩也备齐农村所需各样货物，到乡下烟场换烟土。城里说书的、唱戏的、算卦的、装水烟的、打‘泥娃倒’的、‘打扳子’的等，也都纷纷下乡赶烟场。尤其是唱秦腔的鸿盛社戏班子，这时也下乡演出，他们晚上演大戏，白天化整为零深入田间低地头，吹吹拉拉，清唱几段，讨点烟吃。县政府的官差衙役也趁此下乡，勒收亩捐借机发财，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在陇西，“收烟时引来陕西、河南等省形形色色的人来赶烟场，有富商大贾，有流氓乞丐，有妓女和各种杂耍，真是乌烟瘴气，盛况空前。”靖远县，年产烟土600万两，大烟收割忙时，“远近土客接踵而来，东路来客最多，兑来大批现金，坐地收购。庄客多半集中在县城西关，小贩和农民以烟求售，有牙纪行，名曰‘土店’。这样的土店不知有多少家，每一庄客，起码都收购万八千两。西关大街拥挤得摩肩接踵。有很多巨商在靖远作汇兑，兰州的万顺成就在靖远设有分号。土客的资金和政府的解省公款，动辄以万计，都是经过汇兑，可免带款被土匪抢劫。”

烟土的贩运和销售。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虽然清政府十八行省罂粟花到处盛开，处处都生产鸦片，但还是有两大鸦片生产地区，即云贵川为主的西南地区和山陕甘为主的西北地区。由于甘宁青地区的鸦片质量较高而且产量较大，除满足本地自吸外，还大量运销外地。这种局面自晚清以来，一直到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变化较少。国内鸦片长途贩运主要的三条路线中，一般西北鸦片（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东运，在华北、京津一带大量销售。1933年蒋介石设立禁烟督察处，实行所谓的“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其实质是官卖官营。规定只许鸦片公运，公运鸦片（即特货）都由蒋介石武汉军事委员会行营发给印花，由督察处粘贴，对运输路线的规定中，陕甘西货产于甘肃者，集中于兰州、平凉，北出晋绥，南出豫鄂皖，以前运输路线漫无限制，以后自陕甘联运，实行以潼关为荟萃征税地区，以兰州至西安的公路及西安至潼关的铁路为共运路线，并由陕甘两省的禁烟机关派员押运。宁夏的烟土在陆路沿传统的商业通道：吴忠—湃土—神龙庙—碱湖—蔡灯—大水湾—包头，由骆驼、马帮驮运，到包头后即可分销于华北各地。1936年，马步芳所运烟土，大部分“以骆驼或皮筏装载，越过河西走廊，与宁夏、绥远等地方势力勾结，直达包头，通过包头地区的军阀、土匪、流氓以及日本浪人，转运北平、天津出售。”

甘肃临夏为西北贩运鸦片的重要集散地，鸦片主要来自于川康一带的黑水、那娃等地。临夏烟贩但是被称为“马客”，百十人为一伙，后来一伙有数百人乃至上千的，该地贩运鸦片由于给马步芳家族交税（1938年到1949年十余年间“马客”仅烟土税就交银元达600万元之多），故实际上是公开贩运。到了40年代以后，河州鸦片的另一重要来源则是河西。特别是抗战初期的一段时间，马步青、马步芳在张掖、武威等主要产烟区强行收购和廉价得到烟土1600万两。在1940年所谓的禁烟计划完成后，他们将垄断的大量烟土，拿到临夏等地高价抛售。临夏地区推销烟土，多数由公开经营杂货的行店买卖，长期以来成为半公开性质，约有40余家，其他零星经营烟土的更是难以数计。

由于巨额利润的诱惑，在宁夏吴忠、灵武地区出现了武装走私鸦片的“土客”帮。抗战时期，大烟价格，由“禁烟”前的每两不足1块银元，上涨到7块银元左右。当时吴忠镇每两黄金可兑换85块银元，在包头可购40两烟土，合每两烟土2块银元。而吴忠每两烟土7块银元，即每两烟土扣除成本后可获利4.5块银元。1匹快马可驮回600两烟土，在吴忠销售可得4200块银元，扣除成本，一般可净赚2500块银元。有的好马一次可偷运千两烟土，赢利也就更多。于是在1941年底，吴忠、灵武地区的一些商贾巨富们开始置马买枪，雇佣能骑烈马、打快枪的亡命徒，即贩运烟土的“土客”，来往奔跑于包头和吴、灵之间。武装走私贩运烟土成为吴、灵地区一些人暴富的重要途径。

1915年，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虽下令禁止种烟，表面上也实行禁种“烟膏”官卖政策而对于贩运和吸食鸦片的则不但不禁止，反加以鼓励，借以对入境和过境烟土征税，对吸食者征收“烟灯捐”。之后，由于“甘肃全省禁烟善后总公所”在西宁及道属七县普遍设立分所，马麒严厉查禁私烟外，又采用垄断贩运鸦片的办法，一面设“烟膏局”“烟膏”官卖，一面派人贩运“烟土”，经甘肃、宁夏、内蒙远销华北各地，以换取枪支弹药，补充宁海军，向蒙藏地区发展势力。1936年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时，仍然以禁烟为名大量贩运鸦片。“青海省禁烟委员会”所查获的精致烟具和烟土，都被马步芳吞没。同时他在“青海省禁烟委员会”之下附设了几百家“戒烟售药分处”，巧立名目，销售价格较高的“大烟膏子”。整个贩烟黑市由“青海省禁烟委员会”垄断起来。

吸食鸦片的情况。甘肃全省城乡烟馆林立，仅兰州一地，烟馆多达300多家。1909年12月，宁夏将军台布给清廷的奏折称："该省（甘肃）种烟最多，尚无禁种消息，官员百姓家家烟火，彻夜开灯，巡警兵丁卧地持枪明吸不已"。时人甚至把吸食鸦片作为一种应酬，说媒的、谈生意的、打官司的、招待亲戚等等都要摆开烟盘，边吸边谈。有钱人家的烟盘很讲究，雕漆烟盘，白铜烟灯玻璃罩，墨竹烟杆上镶着玉石玛瑙烟嘴。劳动人民抽烟都用一般烟盘，或无烟盘用纸罩清油灯，有的则用铁丝棍烙着吃，叫“坐飞机”。还有些人把鸦片当做兴奋剂。演员登台前要把烟瘾过足，唱起来嗓音洪亮，精神抖擞。抬轿的为了让清瘦的身躯能坚持负重跋涉，也要吸足大烟。富户人家有红白喜事，也必以烟待客。据1937年统计，甘肃全省，共种鸦片914667亩，总产量达23472805两；土膏行店1094家；总人口为5997325人，吸毒者179651人，占总人口的3%，有的县吸毒者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以上；武威吸毒者最多，共17427人；皋兰次之，15755人；天水第三，12097人。

2、烟毒流祸 鸦片烟毒，对近代甘宁青地区的农业经济造成了异常严重的危害。《甘宁青史略正编》第二十九卷是这样描述烟害的：“泰西称中国为支那者，及其成病夫也。究其得病之源罂粟误之耳！自甘肃再种罂粟，怠情之病深中乎人人之心矣。夫士惰于学则经荒，农惰于亩则谷荒，工惰于肆则艺荒，商惰于尘则钱荒。今吾中国一荒国也，艺荒钱荒谷荒，而实由于罂粟之不荒。惰四民而荒吾者莫罂粟也”。鸦片的大量种植、加工、销售，一方面使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运输工具浪费在不但无益却流毒无穷的鸦片业上，另一方面，上自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把大量的钱财花费在吸食烟土之上，有限的商品市场和社会资金都为鸦片所占据，自然使正常的手工业、商业消费降低，从而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作用。这样一来本就破败残破的农村经济更加捉襟见肘。农村劳动力的盛衰，直接关系到农家生活的兴废和农业经济的成败。然而，大量的人口因为便利易得的鸦片而成为“大烟鬼”，身体孱弱不堪，农业劳动力的身体素质每况愈下。正常的农业耕作都难以维继，如1936年范长江在宁夏青铜峡的大坝所见的情形：“有烟癖的农夫，在田间监视水道之际，受阳光之蒸晒，身体疲不能支，往往倒地酣卧田中，任水自溢，状至可怜”。这样还怎么能奢谈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宁夏“全省烟民有十四万之多，占全省人口五分之一还多”，并且“宁夏人口之中，除回教人以外，其不抽鸦片者，实比较占最少部分。妇女之有鸦片嗜好者，更随地有之。常有有嗜好而受孕之妇女，其胎儿在腹中即中烟毒，脱离母体之婴儿，往往必须用烟气喷面之后，始知啼哭！如此放任下去，将来一般民众过半皆成骷髅，则一切问题，将无从说起”。缩小耕地，枯萎劳动力，便是勒种鸦片对整个农村经济的影响，然而农民个人，在重重剥削之下，种植鸦片，是的不到利益的。“农民最大的出产，全靠鸦片”，“烟如不起价，社会经济即立陷于紧张”。事实上，即使烟土的市价很高，农民除了把烟土送给官家、军人、高利贷者、商人等发财外，自己是没希望的。在各种烟土交易中尤以军人每年要地方上缴的“官土”（即官家所要的烟土）为最。收买官土系派定某区上缴若干，区派保，保派甲，甲长派到农民。如官土二万两，农民还得多出几千两的“中饱土”。烟价官定比市价要低，即使这样的“官价”也常常只给一半。同时，官价经由商会到各区，区到保，保到甲，等分到农民手中，又比原来的数目差了许多。若再加上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则农民的处境只有贫困。

3、禁政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署理陕甘总督林则徐下令严禁鸦片入境，在陇东严加防范鸦片入甘。同治乱后，左宗棠督甘时，由于“禁种罂粟较之禁吸鸦片为易”而以禁种为先。1869年左宗棠颁布《禁种鸦片四字谕》，做舆论鼓吹。并下令“拔恶卉而植佳苗”奖励各地种植棉花。同治十一年（1873年）左宗棠下令“甘辖属农民如有仍种植罂粟者，地方官与根苗初发时即饬拔除。严禁丁差扰索，不肖官吏如敢按亩收费，即照枉法贪赃严参治罪。1875年4月甘肃全境禁种鸦片。但是，由于军队暗中包庇和官吏腐败，致使各种禁令形同废纸。光绪七年（1881年）3月，甘肃全省开征“烟厘”，甘肃烟禁大开。“寓禁于征”非但不能禁绝鸦片，反而使鸦片更加泛滥起来。

自1906年始，随着禁烟在全国的实施，甘肃大面积的种烟基本禁止，但“该省地瘠民贫，重以灾旱不时，故取栽种渐减之法”45。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各地奉令禁烟。官方设立戒烟所、官膏局，登记烟民，均向官膏局购食。偷种、偷卖、偷吸者治罪。宣统二年（1910年）二次限期禁绝时，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后因时事混乱国体变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又有偷种的现象。1922年陆洪涛督甘，为了扩大势力，换取各镇守使的支持，遂借口筹备军饷，开放烟禁。征收“烟花税”（罂粟开花时，登记烟亩，按亩收税）。每年除征粮外，每亩征“烟花税”高达白银十四两，农民不仅无力可图，且负担沉重，无法再生产而自动不种。陆洪涛又发布了一道强制性的命令，凡种烟之田，按亩征收烟税即“烟亩罚款”，不种之地，征银更所，名曰“懒捐”。致使禁烟废弛，几乎户户种吸。1926年冯玉祥国民军入甘，刘郁芬则把“烟亩罚款”正式列为财政预算。自1937年始，甘肃当局厉行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的全面禁毒政策，并辅之以一系列严格配套的措施。截止1940年底，据各种文报记载，除特殊情形未戒绝的1345人外，其余登记的烟民（截止1939年10月底甘肃全省登记烟民19.7万人）全部戒除；私种烟苗基本绝迹，运售烟土得到控制。因此，这一时期甘肃的禁政较为显著，烟害骤减。但是，好景不常，内战爆发后“禁政”徒有虚名，烟害又起。

宁夏地区于1909年始，曾一度强制禁种了两年。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宁夏的烟苗乘机出土。1915年再禁，持续有七年时间，烟价高涨到每两值十两白银。1926年宁夏地区每年以九十万元的定额开征“烟亩罚款”上交，1929年门致中将其增加到一百八十万元，宁夏人民的负担增加了一倍。1934年南京政府把“烟亩罚款”取消，由中央每月发给补助费，但马鸿逵得到补助费后，却将“烟亩罚款”偷偷改为附加税，照例征收。

1915年，马麒为求长久割据青海，解决粮饷和兵员等的来源问题，下令禁止种烟，以保证农业生产，多征收军粮，，便于供应军需。西宁道各县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虽多，但罂粟的种植面积却大减。到1918年，沿湟水地区农田，基本上全部种植了粮食作物。1936年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时，虽然以“禁吸、禁贩、禁运”为标榜，且将“青海省禁烟总局”改组为“青海省禁烟委员会”，实际上却以禁烟为名大量贩运鸦片。

4、禁而不绝的原因 近代甘宁青地区的鸦片烟毒的泛滥，与国内其他地区一样，从根本上说，是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但是甘宁青地区成为近代鸦片的主要产地之一，却还有着它的特殊性。

第一、甘宁青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条件，为反动统治者和追逐高额利润的人发展鸦片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甘宁青地区偏处西北边地，交通闭塞，社会生产落后，普遍处于封闭状态。与外界的隔绝，使得鸦片生产可以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容易逃避社会的检查和舆论的谴责。地方势力的私利和贪官污吏的贪污腐败，又给鸦片生产加上了一重保护伞。在郭嵩焘看来，甘肃“栽种罂粟，则必以课吏为先。臣闻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功又复减省。州县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至四处蔓延”。农业经济凋敝，农村市场衰退，农民日益贫困，购买力低下，农民别无出产以维持生计，仅鸦片尚可勉强将就度日。辛亥革命后，甘宁青地为大小的军阀分片割据。军阀们以大于粮税数倍的烟税作为其军饷及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以血腥的镇压手段或课税的办法迫令人民铲除禾苗，改种罂粟。陆洪涛督甘时，甘肃全省每年收“烟亩罚款”500

失色的花季—透视青少年吸毒

http://www.scxxt.com.cn 2003-05-09 15:21:50

视点导读
16岁的男孩小华虽然从小爱玩好动，但学习成绩还算不错。这个年纪的孩子，爱打游戏机的挺多，小华也不例外。一次，在游戏机房里，小华认识了一群“哥们”。他们掏出一种白色粉末，围坐在那里吸，一副“飘飘欲仙”的样子，一下子就引起了小华的好奇。当“哥们”怂恿他尝一口时，小华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手。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后来，为了弄钱吸毒，小华开始学会说谎，学也没心思上了，甚至骗起低年级同学的钱。
这个小小年纪的“瘾君子”让我们在叹息之余，更为他对毒品的不设防而痛心。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2年底，全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到100万人，其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约占74.2%，16岁以下的超过1万人，在校学生约2000多人。
追求刺激“试试看”
“吸食毒品犹如玩火。”上海市自愿戒毒中心门口张贴着这样一句宣传语。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一个“玩火自焚”的青年，前一天刚刚入院，20出头的他已显出40多岁才有的苍老。“我是看见别人吸，出于好奇才沾上了海洛因。一开始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我发现离了这玩意，就浑身不舒服，上班也打不起精神。”因为频繁地吸掺有“白粉”的烟，他的手指变得蜡黄，“最近半年，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忍不住要吸，否则没办法工作。”
戒毒中心的负责人赵敏医生告诉我们，小伙子刚入院的时候，眼泪鼻涕的，没个人模样。这样的年轻人，赵医生已经见得太多。中心历年来收治的戒毒者中，年轻人占了近八成，其中20%——30%的人第一次吸毒在18岁之前，吸食的毒品主要是海洛因、杜冷丁、摇头丸，毒瘾短的几个月，长的达十几年。赵医生也亲眼目睹了许多家庭悲剧——
这是一个“奇怪”的家庭，4年来，一家人都被“白粉”所支配，各奔东西，连过年也难在一起吃顿团圆饭，而他们的最终团聚却是在劳教所里。
这原本是一个富裕的三口之家，父母经营一家工厂，钱越挣越多，精神上却日渐空虚，5年前，为了追求“刺激”，一家之主找到了通往“极乐世界”的途径——“白粉”，后来，妻子也初尝“白粉”的“乐趣”，于是他们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渐渐的，他们连钱都懒得去挣，所有的积蓄不到2年便挥霍一空，连女儿的学费都缴不出。16岁的女儿被迫辍学，失意至极，女儿投奔了自己的男友，哪想到男友也是个“瘾君子”，善良无知的她也慢慢被“白粉”吞噬了。为了享受毒品带来的感官刺激，她不惜出卖肉体、灵魂……最后就有了一家三口劳教所“重逢”的一幕。
“吸毒与犯罪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吸毒者每个月起码耗费的毒资在1万元以上，而且一旦成瘾，剂量还会越来越大。吸毒者为购买毒品耗尽收入，继而变卖家产，甚至偷窃、抢劫、拐骗、卖淫、杀人，祸及家庭、危害社会。”从事戒毒工作多年的赵敏医生痛心不已。
无知好奇惹麻烦
我们从上海市禁毒办获悉，上海35岁以下的青少年吸毒者占总数的50%以上。那么，是什么让青少年甘愿与毒品“亲密接触”？市禁毒办副主任周伟航为我们找出了“罪魁祸首”——
好奇无知是青少年接触“白色幽灵”的主因。青少年生理、心理都未完全成熟，与此同时，他们又乐于探索一切新鲜事物，再加上不了解吸食毒品的危害性，毒品便顺势打开了缺口。“可悲的是，有的青少年觉得摇头丸之类的根本不是毒品，甚至把吸毒看成‘时尚’、‘有个性’，更有甚者，一些女孩子居然听信吸毒有助减肥、美容而‘毅然下水’，殊不知吸毒是违法行为，是在往绝路上走！”
上海市自愿戒毒中心的陆光华医生治疗过不少青少年吸毒者，他告诉我们，有的年轻人自以为不会上瘾，或者认为自己有坚强的意志力，即使成瘾了与别人不一样，是能戒的。还有的抱着“你说危险我偏做”的逆反心理，不少人就这样成了毒品的俘虏。“谁又能绝对保证吸了第一口，就肯定没有第二口？”
上海某名牌大学的一个四年级学生，已经进入毕业实习阶段，然而在一次聚会中，他终究没能顶住朋友“这个东西抽了很舒服，要不要试试看”的诱惑，沾上了毒品。第一次，他吐得厉害，但朋友们“孜孜不倦”地劝导他，多吸几次就好了。当他终于找到那种“飘逸感”的时候，“白色幽灵”已牢牢擒住他。
周伟航指出，交友不慎也是不少青少年误入歧途的重要原因。再者，不少年轻人精神空虚也让毒品找到了可趁之机。“成长的烦恼”谁都避免不了，成绩下降、家庭矛盾、早恋受挫……于是，为了寻找安慰、排遣烦恼，一些人把目光投向了毒品。此外，家教不当也在吸毒诱因中占有一席之地，父母对孩子管教过严、过宽都可能引发悲剧。
蛛丝马迹早发现
小云从小聪明伶俐，4岁开始学钢琴，5岁学跳舞，并多次在市里比赛获奖。上学后，小云一直是班长、大队长、学生会主席，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大学毕业后，小云在一家外资企业获得了一个满意的职位，收入十分可观，成为街坊邻居眼里的楷模。
可是，有一阵子，父母发现小云的生活变得没有规律，有时经常不回家，有时又几天不上班。她还常带几个“朋友”回家，躲在房间里不知干些什么。父母问她几句，小云总是很不耐烦或敷衍几句，还常常发脾气，吃饭也没什么胃口。小云还经常跑到父亲的公司去问父亲要钱，说要买衣服首饰，每次都是上千元，但从没见她买什么东西。
一次，小云说要出差一段时间，问家里要了些钱。一个星期过去了，小云没回来；一个月过去了，小云还是没回来。2个月后，小云回来了，但父母几乎不认识她了，面色灰暗，嘴唇发紫，衣着邋遢，身体消瘦，双目无神。小云称去了深圳与朋友开公司，结果公司倒闭了，这趟回来小云还学会了抽烟。第二天，小云又向父母要钱说要去旅游散散心，此后又是一去十多天没有音信。直到有一天，小云的一个好朋友告诉小云父母小云在吸毒的事情，他们难以置信，乖乖女竟会走上这条路。
“三好学生”的蜕变也让我们产生警惕：远离毒品，预防为先。上海市自愿戒毒中心的赵敏医生提醒家长，吸毒是一种隐蔽性很强的行为。从开始接触到被旁人发现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但如果仔细观察，家长也能发现青少年“瘾君子”种种异常的地方。
“吸毒者爱犯困、食欲不振，身体往往会明显消瘦，金钱支出也会有突然增大的迹象。如果孩子总爱长时间关在自己房里，或者突然学会抽烟，家长们都应该提高警惕，仔细看看家里有没有可疑的锡箔纸，或者孩子手臂上是否出现以往不曾有的针眼。另外，一旦吸毒，人的性格也会发生改变，比如暴躁、爱发脾气、动不动砸东西。”
禁毒教育不容忽视
“以往我们工作的重点是打击贩毒者。现在则更多地放到了预防上。”市禁毒办副主任周伟航说。
去年12月，国家禁毒委发通知，要求从小学五年级到高中二年级开展系统的禁毒教育。以往仅在思想课、历史课上“点到即止”的禁毒内容将变为正式教材，专门的禁毒课将列入学生的课程表。
“让青少年远离毒品更需要全社会的合力。”周伟航说，“作为学校，禁毒教育应当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项内容，不容忽视；作为家长，对孩子过于严厉或过于溺爱都是要不得的，一旦发现孩子吸毒成瘾，千万不能怕家丑外扬而延误挽救的时机；作为社会，正确对待青少年吸毒消除偏见也很重要，那些青少年‘瘾君子’既是违法者，更是受害者。我们应当把青少年吸毒者当作病人一样，关心爱护他们，帮助他们早日摆脱毒瘾。”(本报记者钱滢瓅 实习生孙昱)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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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吸毒诱因

2005-01-28 信息亭采集

诱因1 无知好奇

好奇是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但他们对事物缺乏全面的认识，防范及判断是非的能力也比较差。一项调查表明，在青少年吸毒者中，80%以上是在不知道毒品危害的情况下吸毒成瘾的。抱着“找一下吸毒的感觉”、“抽着玩玩”、“尝尝新鲜”、“我只想知道吸毒是怎么回事、“吸一口不要紧”等心态，在毒品面前放任自己的好奇心，就好比在悬崖边抬脚试崖底有多深一样危险。

诱因2 上当受骗

有不少青少年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毒贩诱骗而吸毒的。毒品贩子为了掩人耳目，同时为了“以贩养吸”，往往设下一些陷阱拉人下水。这些陷阱有花言巧语、请客吃饭、诱骗服用掺有毒品的食物、饮料等。

诱因3 追求享乐

有些青少年认为吸毒时髦、气派，是高档消费和富有的象征。他们不知道再有什么能满足个人享受了，带着“好吃的也吃过了，好玩的也玩过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只要有卖的，只要能吃的，差不多都见识了，得，抽就抽点儿吧，也不枉来世上一遭”的念头尝试毒品。可这一抽上，就把父母辛苦积攒的家业很快抽光，并搭上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诱因4 逃避现实

一些青少年由于父母离异、家庭缺少温暖、学习压力大、师生关系紧张、高考受挫以及待业等不顺心的事引起精神苦闷、情绪低落，想以吸毒麻醉自己。这种混沌的心态，只能使自己搭上死亡的快车。

诱因5 逆反心理

有些青少年在受到家长忽视、冷落之时，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以企盼得到家长的关注。家长不让他与那些有不良习性的青少年玩儿，他偏要赌气与那些素有劣迹的青少年厮混在一起，一块儿抽烟、喝酒乃至吸毒。

靠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