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思想动态调查报告:近年来中国外汇储蓄增长的原因分析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与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调整 来源：《中国外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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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近几年面临源自国际社会的升值压力，其中积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连续数年的高速增长，准确地讲是外向型经济的持续单向发展，而直接的导火线是美元进入贬值周期和中国对主要大国存在持续巨额贸易顺差。按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和现阶段的经济基本面来讲，如果政策(涉外政策法规包括贸易、外汇、外资)、体制、结构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等几方面比较衔接协调，本币币值不应存在严重低估或所谓升值压力，目前人民币持续升值不存在经济基本面的支持。正是由于政策、体制因素所造成的粗放型贸易增长和外资偏好以及外汇供求关系的严重扭曲，直接导致了人民币目前强烈的升值预期与巨大的升值压力，而决非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当然，投机性因素和对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非理性判断对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说明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很高的“虚拟性”，也即存在严重的“升值泡沫”。从长远趋势看，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将取决于未来经济基本面的实际情况。国际收支双顺差和储备增加不过是一个“晴雨表”，至于天气为什么晴朗或下雨，关键要分析其背后的因素。

压力背后的原因分析

1.美元贬值与中美贸易逆差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导火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相应收窄汇率浮动区间，将汇率基本稳定在8.28元人民币兑l美元的水平，客观上造成自199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汇率波幅有限，已异化为单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与美元贬值趋势几乎同步并举。这不是一种政策性的制度安排，只是阶段性的现实结果。另外，我国的出口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程度很高。巨额顺差已成为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和一些发达国家与国际金融组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借口。

2，贸易“奖出限入”和资全“宽进严出”为主观原固。资金流入管理方面的监管缺失直接催生了1999年至2000年的小额顺差和从2000年至今的持续大额顺差，形成了结售汇顺差远大于贸易顺差的趋势。我们已经习惯于将贸易、投资和消费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把引进外资的多少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思想与思维惯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成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观原因。

3.国际收支双顺差与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为客观原因。2004年，我国新增外汇储备达2067亿美元，减去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3亿美元和贸易顺差319.8亿美元后(但服务贸易逆差为120亿美元)，尚剩余1140.9亿美元。尽管不能简单地将这1000多亿美元中的某些部分归为投机资本，但其数额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则是正相关的。这些短期资金一方面赌人民币升值，同时又赚取人民币与外币的利差。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外汇供大于求，是国内银行间外汇同业市场出现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原因。在储蓄资金充裕的同时，大量外资持续流入，说明我国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利用好外资而是被外资利用。

4.“外汇重集中储备、轻分流使用”为政策性原因。目前，我国所实施的经常项下可兑换和资本项下部分可兑换的结售汇管理制度，其实施运行的结果则是“外汇重集中储备、轻分流使用”。这些政策体制因素的联合作用，人为地造成外汇供大于求，使人民币汇率价格难以反映出市场实际供求。在我国外汇储备连年持续增加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外汇供大于求的尖锐矛盾，实际上是强化了升值压力的虚拟性，导致了外汇储备持续的被动增长。

5.贸易品劳动生产牛提高与劳动力价格刚性为直接原固。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力价格刚性的共同作用，足以使贸易品部门长期维持所谓“物美价廉”的低价格竞争优势。这说明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具备汇率持续升值的基本面支撑。可贸易品生产率的提高与其成本的降低共同导致我国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其他国家类似产品而言价格不断下降，而且这种价格下跌具有一定的自我强化效应，即“生产率提高——出口价格下跌——出口增加—生产扩大———生产率再提高——出口价格再下跌”。加之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过度宣传所形成的强大社会舆论，更加剧了这一自我强化效应，“量增价减”趋势似难以短时间回头。出口的惊人增长和进口的相对减缓，自然加大贸易顺差，直接产生人民币升值压力。

根源在于政策体制因素

中国经济不怕市场规律带来的热，怕的是政策与体制干预造成的冷。无论从温和的消费物价(扣除资源品和食品价格的驱动)、偏低的消费储蓄比例、负值的利率走势，还是从结构性生产过剩和制成品库存增加以及居高不下的隐性失业状况来看，中国经济远未走出通货紧缩和内需不足的阶段。基于这一经济基本面的人民币面临的压力，应是贬值而非升值。而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加工、低技术、低附加值、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质量——“五低”产品出口的惊人增长，“量增价减”与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出口导向产业梯度转移停滞，外贸依存度空前提高(由2003年61%上升到2004年的75%)，双顺差的持续性以及对主要大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等方面来看，人民币面临的又是升值而非贬值。对这一‘阵论稍加理性盘点，可以发现人民币升值压力具有很强的“虚拟性”。这一虚拟性的背后就是政策和体制性因素的过大、过多干预，扭曲了市场机理，抑制了市场竞争规律的调节作用。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我国外向型经济近十几年来的畸形增长、国际收支近十几年来的持续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攀升，说明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较严重的非均衡发展。这种外向型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不过是国内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一种集中反映，也说明外向型经济的粗放增长与国内经济的粗放增长是相辅相成、相伴而生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负面作用有：一是导致生产需求的膨胀，引发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总供求矛盾；二是进一步使供给结构同需求结构不相匹配，加剧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三是导致生产与消费的失衡，特别是在生产性需求膨胀导致投资品价格上升时，企业靠数量和规模扩张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效益”，自然对转变增长方式兴趣不大;四是易引起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五是为了缓冲总供求、结构性供求和生产与消费日益尖锐的矛盾，政府和企业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进而形成外向型经济粗放增长的巨大惯性。

二是外资政策调整滞后。基于“以大力招商引资、利用外资为基本国策”的外资偏好情结而形成的外资、外企受优待，内资、内企受冷落的一系列不同层次的超国民待遇的政策法规，致使外资的市场占领、资金挤出效应放大，产业联动、结构调整、技术溢出效应缩小，利用外资的数量、速度和项目个数的政绩效应远远大于外资的质量、效益、本地化的效应。外资企业(包括银行)资本金结汇、该汇出未汇出利润、境外融资举债、关联企业内部资金运作等无疑加大了资本金项下的资金净流入。再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的试点开放不同步，“走出去”战略只有雷声而无多少雨点，越发加剧了资金流出入的不平衡，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三是外汇管理政策调整滞后。基于“集中有限财力办大事情”和“外汇储备等于国家实力”观念而形成的结售汇体制，造成外汇供给过大而需求过小，因而才有这样高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人为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如果从供应上采取意愿结汇，藏汇于企业，从需求上放松限制，提高用汇自主权和拓宽外汇投资渠道，让需求充分释放出来，我国未必会有这样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再者，居民个人结汇与用汇自由度的不对称，管理上“重公轻私”，造成居民个人资本项下结汇容易、购汇难，加之升值预期、本外币正向利差的作用和个人资本项下的用汇自主权的限制，导致个人持汇意愿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外汇供应过大、需求过小的矛盾，人为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

四是汇率政策调整滞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不够灵活、缺少弹性，表现在汇率变化幅度的限制过于严格，难以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也不能很好地发挥对外汇供求的调节作用。汇率是外汇的价格，由外汇供求来决定，同时又反过来通过对涉外经济活动的影响而对外汇供求产生影响。正是因汇率变化幅度的过分限制，调节汇率的市场机制作用就难以得到发挥，从而凸现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

五是劳保、社保政策调整滞后。廉价劳动力、低劳工权利标准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贸易增长，大大降低了贸易产业和出口导向企业对相关产业、企业以及周边地区的“涓流传导效应”，从结构上力n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中国出口的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渗透着多少劳工阶层的汗水，其中所付出的生活和生命的代价，为出口创汇而不是创效益所形成的非账面损失和福利外流，以及劳保、医保和社保的巨额欠账，得需要多少的外汇来予以弥补。

此外，还有思想观念转变滞后.贸易上“奖出限入”，资金上“宽进严出”的思想观念造成了人为的出口高增长、外资高流入。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的涉外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反而掩盖了国内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城乡统筹、国民教育素质提高以及社保体系构建等方面滞后的主要矛盾。如果涉外经济部门与国内经济部门多一些联动，多一些衔接，多一些融合，如果对外开放速度与国内体制改革步伐多一些协调、配套，那么外汇供应过大、需求过小的矛盾自然会多一些缓解。

粗放型贸易增长的放大效应

我国长期以来贸易粗放增长，近10年来这种粗放型贸易更是获得了惊人的增长。2005年第一季度贸易结售汇顺差高达331.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0.8亿美元，同比增长106.4%，贸易顺差有可能重新成为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主要因素。这反映出粗放型贸易增长的惯性在加大，其对国际市场和国内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对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压力的虚拟性也一直具有很强的放大效应。

1、粗浅加工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由外资企业主导。2003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占85.5%、加工贸易占90%，IT类产品占96.20loe。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中，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68%左右，这说明我国主要是利用外资、抓住信息产业的低利润和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向我国转移而不断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我国本土企业还明显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少自有品牌。中国主要的竞争优势在于其所拥有的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水平的劳动力成本和第二世界水平的基础设施的独特组合，但这可能跟高技术沾不上边。

2、进口技术不是来仓技术原创国，而主要来自技术水平不怎么高的东亚。2003年，我国从东盟、韩国、台湾、香港的高技术产品进口占到50%，比从美、日、欧的进口还多近70多亿美元。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其资本品的进口来源地从高知识储备的国家和地区转向低知识储备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资本品主要是“倒手”或“二手”的技术和设备，由于产品、技术生命周期和设备折旧期的快速缩短，其大量进口自然会延缓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与产权自主创新体系的建立，进而损害经济增长。

3、出口效益不是源自技术进步.我国出口效益的获得主要不是源自技术进步，而主要是来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也就是说，大部分出口企业之所以通过出口还能获得一定收益利润，靠的不是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技术改造、工艺创新和资源优化组合，而是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投入。有资料统计，在发达国家，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已达到70%以上，可在我国，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则高达72%，技术进步仅占28%。由此造成中国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分工中被锁定在低端环节，只是充当了一个产业链、增值链在体外收益、体内折腾的“循环器”，成了一个“贸”(易)似强大的“虚肿巨人”。

4、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关联度低。我国贸易部门迅速扩张并没有明显地带动国内非贸易部门的发展。中国的贸易扩张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增长。贸易部门的扩张对国内经济的传导效应并不显著，这表现为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就是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在一个高增长、高收入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体内，我们不能指望人民币的汇率仅仅由这些少数地区的收入水平来决定。

5，贸易顺差急增与贸易条件恶化同步并举.在贸易顺差急剧增加的同时，我国的贸易条件近年来正在不断恶化。从1993年至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2003年，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4.7，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9.7，贸易条件指数为95.40／0，低于上年的98.80／0。也就是说，我国的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在下降，即我国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换回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既意味着大量物质财富和生活福利的净分流，损害了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也表明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的。

6、贸易高速增长的资源与环境代价日益提高。如前所述，我国的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是以大量低效率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所造成的生产力以及相关卫生保健方面的损失大约1700亿美元，如果按2004年中国贸易依存度70%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每年因贸易造成的环境与资源代价大致为119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为6500多亿美元，只需5年外贸造成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就可抵消。这也足以说明在高外汇储备下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是以牺牲和透支国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形成的，这笔帐是早晚要还的。从这一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虚拟性，似乎更令人深思。

调整贸易发展战略，消除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

正是由于观念、政策、体制和结构以及外贸粗放增长等因素的非正常性与不合理性(不是一般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巨额“双顺差”的持续性，继而形成了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烈和升值压力的膨胀，致使当前人民币汇率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即“净出口与资金净流入高速——双顺差持续——升值预期与压力的虚拟性上升——升值舆论升温——净出口与资金净流入加速……”这一恶性循环的怪圈似乎掩盖了其背后的观念、政策、体制和增长方式等因素对人民币升值“虚拟性”的根本性作用。所以说，不从思想观念转变人手，着力采取政策规范、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等根本措施，而单纯围绕人民币升值和汇率制度做文章，打转转，无异于扬汤止沸，本末倒置。

转变长期形成的一些片面的思想观念，调整贸易发展战略，应是我们近中期在对外经济领域力争消解人民币升值虚拟性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要改变“出口比进口好、出口定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观念和做法，二是改变“可贸易品生产越多越好”的观念和做法，三是改变“进口高技术产品比进口初级产品好”的观念和做法，四是改变“以出口多少制成品来决定出口结构优劣”的观念和做法，五是改变“把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分割对立”的观念和做法。

转变观念的同时，要加大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的力度。一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推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二是坚定不移地推行以内需为基点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国战略，三是创造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促进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口部门的协调发展，四是从外汇供求源头着手，完善外汇管理体制，五是集中精力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机理。

当然，观念转变、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等根本性问题决非短时间内可以解决，我们应采取标本兼治的策略，近期内重点调整贸易发展战略和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长期应以转变观念为切入点，以结构调整为主线，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倚重竞争机制深化改革、规范政策，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