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苑黄粉虫养殖视频:张炜《九月寓言》，大家帮忙谈一下看法，选修课课题。

《九月寓言》主要由三类故事所构成，一种是传奇性的小村故事（如金祥买鏊子一段），第二种是民间口头流传的历史故事（如金祥忆苦），第三种则是现实中的小村故事（如青年们的夜游）。除了第一章由唯一的见证人肥的视角来叙述外，其余六章都是隐含的叙事者以全知角度讲述上述三类故事。这似乎显示，此一小村的存在已成过往，因而更含有值得回望瞻顾的理想性，就像一则寓言一样，需在表象的叙述之外寻找真正隐含的理想。

　　的确，张炜的这部作品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它浓厚的抒情语调与诗性语言，这正显示出他对此寓言式的小村之认同。打从第一章开始，村姑肥与丈夫在秋凉九月回到荒废的田园村落里，面对着荒废的碾盘，她回忆起昔日年轻人们在夜里的冶游嬉闹，恍如失乐园一般的日子，叙事者发出了「那个缠绵的村庄啊，如今何在？」（页8）的问句，似乎这也是小说终归要成为一则「寓言」的暗示，张炜其实在召唤一个世界。且看他的抒情片段：

　　我那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我那浸透了汗液的衬衫啊，我那个夜夜降临的梦啊，都被九月的晚风吹跑了。在这冰凉的秋夜里，万千野物一齐歌唱，连茅草也发出了和声。大碾盘在阵阵歌声中开始了悠悠转动，宛若一张黑色唱片。她是磁针，探寻着密纹间的坎坷。她听到了一部完整的乡村音乐：劳作、喘息、责骂、嘻笑和哭泣，最后是雷鸣电闪、地底的轰响、房屋倒塌、人群奔跑…所有的声息被如数拾起，再也不会遗落田野。（页8）
　　如果说，先前的《古船》还实写了解放前后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变化和几代农民的苦难历程，指涉着张炜对具体历史时空的反思。到了《九月寓言》，张炜则消解了清晰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氛围，创造了一个超越现实的艺术世界，并在当中寄寓着他回归乡土、融如野地的理想主义情怀。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派作家原本就希望将新时期文学从社会政治层面向历史文化的层面开展，但多少还是免不了启蒙或猎奇的意图，但九○年代走向民间的文学现象，其中张炜等人的作品则是走入民间、野地，更进一步要揭示民间所藏有的非政治与非知识化的价值。

　　张炜在写这些农民时总是用浓重的情绪性辞语加诸他们，例如写金祥为了寻找平底的鏊子让老婆庆余煎饼，千里迢迢出村去找到这个原也不属于村子的外来之物，与其说张炜在描绘金祥归乡的渴望与执着，毋宁说他更想凸显的是乡土人物的精神力量：

　　无论如何他闭眼以前要再看看那个小村，看看他的庆余、大黄狗和年九，看看大碾盘子，看看庆余怎么在崭新的鏊子上摊出一张黑煎饼阿！（页57）

　　理想价值也表现在《九月寓言》中对「现代化」带来的「毒害」存在着疑虑，例如村中妇女喜欢到矿场中的热水池洗浴，这一动作本身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在张炜的世界里，这个外来的东西却为小豆带来灾难。小说写到看管热水池的小矿强暴小豆的一幕，作者对「妄想」洗去身上泥土的人提出一种也是「寓言式」的警讯：

　　她本该是一个土人，这是命定的呀！她偏偏要去大热水池子，偏偏要洗去千年的老灰。今后她再不会去大水池子了，不去寻找一个廷拔女人不该强求的东西，不存非分之想。她将老老实实地、一辈子做个土人。她躺着，泪流满面，恨不能即刻化为泥土。（页68）

　　因此，对现代化存在疑虑的作者，将理想寄之于生生世世劳动着的芸芸众生，因为这些野地奔跑、生息于斯的群众具有亘古以来的「土性」，那是张炜心目中的理想性格。大陆重要的评论家陈思和曾用「还原民间」一词来概括九○年代某些风格的小说作品，他指出文革后的小说家仍有强烈的为群众代言的使命感，他们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希望能在作品中向庙堂中权力者传达改革之意，这就使得他们即使在写民间时都具有先天的思想优势。但一些作者逐渐对「民间」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做出不一样的诠释，作者采取尊重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态度，使文学创作中充满了民间的意味，代表性的小说正是张炜《九月寓言》、莫言《红高梁》、《檀香刑》、张承志《心灵史》等作品。

　　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注意到这批小说中与主流文化价值或政治意识型态的「脱勾」，小说中的重点不是新时期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观点，而对民间的存在给予以更热切的拥抱，这意味著作家回归到生活本身接纳生活实相的企图，而不在是一厢情愿的改造或进步。这一点，张炜在一些随笔中也显现他与民间（文学）的关连，其实可以引来和小说文本做一番对照：

　　一个神思深邃的天才极有可能走进民间。从此他就被囊括和同化，也被消融。当他重新从民间走出时，就会是一个纯粹的代表者：只发出那样一种浑然的合声，只操着那样一种特殊的语言。…他不再是他自己，而仅是民间滋养的一个代表者和传达员，是他们发声的器官。（＜伟大而自由的民间文学＞，《纯美的注视》，上海远东，1996.2＝

　　恐怕没有再比这样更谦卑的民间哲学、文学的信仰者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张炜正是为民间生活之纷繁样式所着迷的小说家。只是，我们亦不难感觉到一种「绝对化」了的价值在当中滋生，这在脱却了政治意识型态影响的书写主潮后，又像是在确立另一种乌托邦价值。陶东风在论及张炜的《柏慧》时干脆就称这是一本「政论式小说」，表达了张炜的文化哲学与政治社会观点，小说中的葡萄园有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方式、透明纯洁的人际关系、无私奉献的道德情怀。这种现象我们在《九月寓言》中虽没有感受得那么明显，但张炜对乡土的肯定的同时在当中寄托了他的理想是不难发现的，肯定者将之视为张炜对抗庸俗化与理性化的思想展现，但我们同时不无疑问：理想国究竟是小说家所示现给我们的虚幻乐园，亦或是无力改造现实后的一种自我慰安？

　　光看中国大陆的小说恐怕还是隔了一层，我们不妨对照一下此间的文学创作者是否也在寻思相同的问题。我想到黄春明对工业化下农村社会的流逝的哀伤情怀，在他的《放生》中我们看到，黄春明简直把乡野传奇化了，山川、草木不仅有灵性，而且还具有生命。＜银鬓上的春天＞里土地公竟尔化身为老人，让小孩可以在他鬓发结花，呈现的是一幅天人合一的熙和景象。＜甲鬼的来了＞当中，临终前的老庙祝向外来的年轻人讲述上万只白鸰鸶莫名消失的故事，它们的精魂如今还附在竹林之上；而另一位沈石虎先生则述说另一则关于背水鬼渡河的故事。乡土无疑仍是黄春明理想的世界，只不过于今已难追寻，黄春明显然是怀旧感伤更甚于批判现实的作家。

　　同样都有失落的乡土，但除了黄春明这老乡土派之外，台湾的作家似乎并不回归历史的某个时空去寻找典范，当代的红尘烟云似更易引起他们的注意。这就使我不得不沉思，虽然我并不觉得复古可以维新，也不一定能认可张炜寄寓理想典型于乡野的「信仰」，但野地里的理想主义者之存在总还是提醒我们一点：某些正在逝去的东西当中，也许正有我们将永远失去的价值。张炜那么不合时宜地想留存它，而我们的作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