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门灯一直亮怎么办:论建安七子的历史地位

建安七子与建安诗歌

发布时间：2005-11-06 19:55:26 点击：684 次

名称: 建安七子
产生文学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已，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宋严羽《沧浪诗话》：“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这一时期，三曹、七子、蔡琰等人并出，诗风“慷惯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后世称这种风格为“建安风骨”、“汉魏风骨”，又称为“建安体。”北齐邢邵《广平王碑文》：“方见建安之体，复用正始之音。”“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

建安七子 建安诗歌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籍元瑜、汝南应炀德琏、东平刘桢公□。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籍《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籍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籍《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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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歌

孙静

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些时期的文学，不仅以它的杰出的创作丰富了文学宝藏，而且形成一种优良传统，给后世文学以深远的影响。汉末建安时期的诗歌便是如此。
建安诗歌的传统，锺嵘《诗品》称之为“建安风力”，严羽《沧浪诗话》称之为“建安风骨”，它和“风”“骚”——即《诗经》《楚辞》的传统一样，常常成为后代诗歌革新运动标举的旗帜。初唐的陈子昂，在反对六朝绮靡诗风时，即提倡“汉魏风骨”；继承其革新事业的盛唐诗人李白，也高唱“蓬莱文章建安骨”。
用“风力”或“风骨”概括建安诗歌传统，不免有些抽象；但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却颇为中肯、传神。什么是“风力”或“风骨”呢？锺嵘说“干之以风力”的诗歌能使“闻之者动心”，即有震动人心的力量，所以他把左思猛烈地冲击门阀制度的《咏史》称之为“左思风力”。刘勰说：“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他把有“风骨”的文学比作“征鸟之使翼”，即有如雄鹰振翅高翔。可见所谓“风力”或“风骨”，都是指诗歌内容充实，风格劲健，有一股内在的力量。建安诗歌产生于汉末动乱时期，诗人们面对现实的苦难，慷慨悲歌，正如《文心雕龙》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恰恰指的是情绪激昂，风骨内充。“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建安诗歌正是以它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遒劲浑成的风格，铸就了自己的刚健“风骨”，继两汉寂寞诗坛之后，奇峰突起，屹立在我国诗歌发展的长河中。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诗歌是诗人们的歌唱，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回声。好的诗歌应该是奔腾的历史巨流翻卷起的浪花。建安诗歌所以具有“风骨”，就在于它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出建安时代的面貌和精神来。
建安是后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建安前后是汉末阶级斗争激烈、政治和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从建安前十多年黄巾大起义起，中经豪强军阀的剧烈混战，到基本奠定魏蜀吴天下三分的局面，几十年中，整个中原地区铁骑奔驰，兵戈交加，广大人民被推入水深火热的深渊。
在汉末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曹操代表与豪强大地主不同的进步势力。建安诗人基本上是围绕在曹氏周围的一个进步文人集团，主要有“三曹”、“七子”和蔡琰。“三曹”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其中除孔融政治上不属于曹氏集团，文学成就也主要不在诗歌方面外，其余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蔡琰是汉末著名文人蔡邕的女儿，汉末大乱中被掳入南匈奴，后为曹操赎回。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的动乱，品尝过时局的艰辛，所以作品有浓郁的社会气息，清晰地反映出时代的面影。
在建安诗坛上开风气之先的是曹操，他的《薤露行》和《蒿里行》都是用乐府旧题而不袭古意，直接“叙汉末时事”。《薤露行》写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军阀董卓入京作乱的事。何进的庸才误国，董卓的暴虐专横，都直接摄入诗篇。《蒿里行》是继前篇之后，写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而联军因为利害相争发生内哄的事。诗人对袁绍、袁术等军阀的腐朽本质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这些诗被后人誉为“汉末实录”、“诗史”。它们以时事入诗，写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直接抨击同时人物，反映了诗歌创作的一种新精神。后来杜甫写“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都是直写现实情事，其间显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建安诗歌在反映汉末动乱和人民苦难方面，有相当的深度。曹操的《蒿里行》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据史书记载，汉末经过董卓之乱，繁华的东都洛阳变得“数百里无烟火”，西京长安也是“城中尽空”，“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曹操的诗是其形象写照。在这样的浩劫中，人民的遭遇往往是惨不忍睹的。王粲《七哀诗》写他避乱荆州时所见：“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严重的饥荒竟迫使母亲不得不忍痛抛弃亲生的骨肉！蔡琰《悲愤诗》写董卓部众洗劫城邑：“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又是多么凄惨的景象！建安诗歌很善于选择典型事例反映现实，既形象又深刻。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借筑长城的历史题材，从家庭的角度控诉了汉末繁重的徭役：“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沉重的徭役负担不知摧残了多少幸福家庭；而“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那连绵不绝的长城就是无尽无休的徭役的象征。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

建安诗人虽然面对凋残破败、扰攘不宁的现实，却没有被动乱窒息，被苦难压倒，而是表现出一种重整乾坤的气概。他们对前途有展望，对未来有信心。他们的诗歌是伤时悯乱的感慨，不是绝望颓唐的哀鸣，在凄苦的音调里激荡一股昂扬奋发的精神，给人以鼓舞和力量，显得十分可贵。
作为建安时期领袖群伦的人物曹操，在《观沧海》中以朴实淡远的笔墨描绘了大海的形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涵裹日月星汉的大海，也就是诗人气吞宇宙、囊括九州的胸怀。寓情于景，情明景真，读之使人心胸为之扩展。在《龟虽寿》中，诗人又以金石铮铮的字句表现了老当益壮的顽强进取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世说新语》记载王敦每逢酒后便吟咏这四句诗，“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可见其激动人心的力量。《短歌行》尤其富有典型性。深重的苦难，给全诗蒙上一层凄怆忧郁的气氛；执着的追求，又使全诗回荡着扬厉图治的壮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虽不免凄苦感伤，可是诗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不是纠缠于人生的穷途，而是忧虑于天下的不宁。所以整首诗是紧紧围绕收揽人才、创建功业的基调旋转的。最后归结为以周公为榜样：“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网罗尽天下英雄，再造山河，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
被《诗品》称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一生都以统一天下为职志。他在《白马篇》中塑造一个“羽檄以北来，厉马登高堤”，“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壮士形象，联系到作者在《求自试表》中说，如能准许他参与平吴灭蜀的事业，那么，“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可知这个形象实在是寄寓了作者自己为国献身的壮烈情怀。黄初四年，诗人到京师朝见魏文帝曹丕，上书提出“甘赴江湘，奋戈吴越”，愿意万里赴敌，不料曹丕不准许他参予国事活动，命他东返封地闲居。诗人在著名的《杂诗》其五中愤怒地提出：“将骋万里途，东路安是由！”“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诗中那种铅刀贵一割的精神，呼之欲出，十分动人。曹植后期不少诗歌抒写受文帝、明帝压抑的痛苦，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其所以感人至深，就在于其中含有壮志不伸的深沉感慨。
有壮志，有理想，有追求，有抗争，鲲鹏抟风，鲸鲵冲波，构成“建安风骨”的重要的特色。

“文以气为主”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文学观念，反映了建安诗歌的重要特质和变化。
曹丕常以“气”论当代作家，他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刘桢“有逸气”。又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可见他所说的“气”是指不同作家的不同风貌，是指文学的不同个性与风格。虽然曹丕还不能对此作出科学的解释，却是对建安诗歌个性化、抒情化在理论上的很好概括。建安诗歌的这一突出倾向，对两汉诗歌是一个解放和飞跃。
在建安以前，传统的文学观念是《尚书》和《毛诗序》中提出的“诗言志”。“志”本来也可以包括广泛的思想感情内容，可是汉代自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志”便被捆上一条儒家的绳索。如对“诗三百”，汉人尊之为“经”，又用儒家思想解说，把周代这部诗歌总集解说成了儒家政治和伦理规范的教科书。《诗经》开篇的《关雎》，本是一首生动的恋歌，而《毛诗》却解说道：“《关雎》，后妃之德也。”说关雎鸟是雌雄“挚而有别”的，所以后妃与君子也是“夫妇有别”的，而“夫妇有别”便能化成天下，使“父子亲”，“君臣敬”，“朝廷正”，“王化成”。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所谓“言志”便成为言儒家之志。孔子的“思无邪”成为不可违逆的教条，“温柔敦厚”成为不可逾越的诗教。汉诗也就出现象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 充满了道德说教，把诗歌创作引入死胡同。建安时期，儒家思想统治随着东汉帝国的瓦解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法、名、兵、纵横诸家思想应运而起，思想呈现自由解放的趋势。建安诗人借此东风，一反汉诗的趋向，直接以汉乐府为榜样，汲取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走直抒胸臆的道路，从而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和活泼个性的文学。
建安诗歌这一解放和飞跃，不仅重新打开了诗歌反映现实、抒发感情的道路，而且使诗歌出现个性与风格的差异。如曹操的诗古直苍劲，恰如敖陶孙所说：“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丕则清丽激越，长于言情，诗又“鄙质如偶语”，所以“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植的诗比起曹操、曹丕来，语言要华美一些，王世贞说他“天才流丽”，陈沆说他“美秀而文”，但并不柔弱，华丽其容，风骨其实，其风格正象《诗品》所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他如刘桢，我们只要读他的《赠从弟》第二首，吟玩一下那迎风傲霜兀立不凋的松柏，便可体会到他那“仗气爱奇”、“真骨凌霜”的风格。建安诗歌的这一成就，为五七言古诗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此后，人们沿着这种趋势，不断开拓五七言诗的领域，创造不同的风格，从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郭璞的《游仙》、陶渊明的田园、鲍照的《拟行路难》、谢灵运与谢朓的山水，直到庾信的《拟咏怀》，都以各具特色、丰富多姿的创作，充实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百花园。

“五言腾踊”

《文心雕龙》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建安诗歌在五言诗的发展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五言诗不始于建安时代，东汉班固已有《咏史》，到汉末无名氏古诗，艺术上也已相当成熟。但直到建安时代，它仍然属于新起的形式。如果说传统的四言是雅调，那么，它只能算是俗调。到晋代挚虞还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韵之正也。”直到南朝的刘勰，仍称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汉末五言古诗全是佚名之作，便透露了这种诗体地位的卑下。建安诗人敢于无视雅音正体，大量采用五言“流调”，终于使它成为诗坛的主体形式，这是一个历史的功绩。此其一。
汉末五言古诗虽然具有艺术魅力，但题材狭窄，内容单薄，不足以开启一代诗风。建安诗人以丰富的内容，高远的志怀，慷慨的激情，为五言诗输入峥嵘的“风骨”，使它足以成为后人景慕效法的榜样，此后五言诗人便跟踵而起。此其二。
第三，建安的五言诗，不仅抒情极为高妙，叙事也很杰出。蔡琰的《悲愤诗》代表了本时期叙事诗的成就。这首诗以五百多字的篇幅记叙诗人的悲惨遭遇，把被掳途中所受的凌辱，流落异域的思绪悲怀，被赎回时的别子之痛，归来后面对荒凉家园的孤独之感，直至再嫁以后的“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的惶惶心境，都刻画得情景逼真。上述这些成就为五言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开启一个五言诗长足发展的时代。
内容上勇于冲破樊篱，形式上勇于尝试探索，反映了建安诗人的创造精神。除五言体外，曹髦还曾“首创九言诗”。《古文苑》所载孔融六言诗虽不可信，曹丕在《答群臣劝进书》中却记载下了自己的六言诗。在我国诗歌史上，六言一直不甚发达，但直到唐宋还时时有人继作。曹丕的《大墙上蒿行》则为杂言长篇，对歌行体的形成有一定影响。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七言，在建安以前，只有相传的柏梁诗，不仅真伪尚有争议，而且充其量不过是联句体，而曹丕的《燕歌行》则已是声情摇曳、艺术完美的七言诗了，后来鲍照将句句用韵改革为隔句用韵，这一体制便最后定型。五七言诗是汉以后我国古典诗歌的基本体式，一直持续到近代新诗的起来，而追溯其源，实在应该说是肇端、或者奠基于建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