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石和红宝石:严复的“信、达、雅”理论

漫说严复的“信、达、雅”
　　吴小龙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翻译界公认为对翻译的基本要求，这没有异议，但他本人的译作又被许多人视为过于雅训以致于不易为一般读者理解——由于太“雅”而失去了“达”和“信”。对此梁启超的批评最有代表性。梁启超在评论严译《原富》时，在肯定其巨大意义的同时也提出了他认为不足之处：“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摩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

　　对于梁的批评，严复颇不以为然。他认为研究精深学理之书，必定不能以通俗之词表达之：“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如果为了使那些学识浅薄的庸众都能理解，而力求通俗，这是对文学的凌迟，决不是革命。而他译书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这些人，而是为了思考者和研究者，是为了多读古书之人，“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

　　从实际情况来看，严译西著中的一些观点和表达（如“天演”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当时的中国确实起过巨大的震撼和启蒙作用，严复本人从他对西学的了解中所形成的一些观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的文化思考中有重要意义的篇章，但这一切，却逐渐与他的译著本身脱离了关系，以致于这些译著现在基本上只作为探究严复思想的材料而被关注，不再能作为该学科的学术史料或该著作的典范译本。人们不但需要通过新的译著去了解这些著作，甚至于也基本上完全放弃了严复“踟蹰旬月”所苦心推敲的那些他自己认为极其准确的译名，而代之以大量来自东洋的日译术语。

　　如果严译著作不能作为他提倡的翻译原则的典范，那么或者是他的原则不对，或者是他没有达到自己提出的要求。然而严复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应该说，严复的三原则是对的，他自己也成功、出色地实践了这三个要求，问题在于，他是在文言文的范畴内这么要求、这么实践的，这与近代以来越来越发展成熟，而今人也越来越习惯的思考和表达工具——白话文相去越来越远。由此，我们就能明白，他的译文为什么要坚持那让人无奈、为人诟病的“雅”，为什么要极力强调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信”、“达”——这本是中等水平的翻译就自然而然能够做到、应该做到的，何劳大师如此费心？

　　我们先从几个译名上来看看严译是否较之日译更为“信”：

　　一，“economics”，今天无疑都译为“经济学”，在初期则根据日译译为“理财学”和“经济学”。严复看来两者都不恰当，他认为只有译为“计学”才切合传统汉语的本意：“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严复：《严氏〈计学〉例言》，《严复集》第1册，第97页。）他也不同意梁启超把它译为“平准学”，说：“即如执事今易平准之名，然平准之名决不足以当此学。盖平准者，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计学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固吾重思之，以为此学义苟欲适俗，则莫若径用理财，若患义界不清，必求雅，而用之处处无扞格者，则仆计学之名，似尚有一日之长，要之以后来人当自知所去取耳。”（《与梁启超书》，《严复集》第3册，第518页）“经济”在古汉语中的意思是“经邦济世”，故“嫌太廓”，理财、平准又失之过于狭隘，西人的“economics”，在文言中确实倒是“计学”比较接近。

　　二，“logic”，今译逻辑，基本上属于音译，而严复译为“名学”。他在《穆勒名学·按语》中谈到“logic”的译法时作了详细的考论：“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转之根。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罗各斯名义最为奥衍。而本学之所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广大矣。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明理探》，乃李之藻所译，今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故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严复集》第4册，第1027～1028页。）

　　三，“Philosophy”，严认为日人译“Philosophy”为“哲学”也不恰当，应译为“理学”或“爱智学”，他说：“理学，其西文本名，谓之出形气学，与格物诸形气学为对，故亦翻神学、智学、爱智学。日人谓之哲学。顾晚近科学，独有爱智以名其全，而一切性灵则归于心学，哲学之名似尚未安也。”（《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29页）

　　四，再如，译“sociology”为“群学”而不是“社会学”——因为在严复所习惯的语言环境中，“社”与“会”是各有其含义的，都与sociology、society无涉——唯“群”近之。就像“革命”在中文的固有表达“武王革命”中是“革”掉一个王朝的“天命”，是与“Revolution”全然无关的，因而“Revolution”应该译为“改革”或者“变革”更为恰当。从严复对这几个名词的推敲厘定来看，他所确定的译名更符合传统的汉语文言文的字义，因此更为可“信”，当属无疑。而我们今天所习惯的，却恰恰是外来的、后起的词义和用法。

　　严复对自己确定的译名是颇有自信的，他相信他的译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他给张元济的信中，表白了他的这种自信：“《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然甚佩其语；又于计学、名学诸名义皆不阿附，顾言者日久当自知吾说之无以易耳。”（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1页）然而日久之后，他自认为“无以易”的用法，却完全被他认为不准确的日译所取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语言规范变了。

　　选词如此，谋篇亦然。故严译的“信”、“达”，是要把西文改铸为文言的表达范式——这是直接与后来风行一时的“硬译”完全不同的一种翻译观点。这是因为严复认为，“欧洲学术之盛”，但却与中国“古人之学”异曲同工，因此自己要翻译和转达西方学术，所应该看重和追随的，就是《易》《春秋》式的“一干众枝”的表达方式，即先订主旨命意，而后挥洒为文，枝叶扶陈，畅达其旨。而且，严复进而还认定，西方的归纳、推理方法与《易》《春秋》相通，可称之为“外籀”、“内籀”之学，甚至如牛顿力学、斯宾塞理论，甚至热寂说，也都能够在精神实质上与《易》相通。那么融会（而不是附会）两种思想资源，并以先秦文风表述之，这才是“信”、“达”。最体现严译这种“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文风的是严译《天演论》开篇的这一段话：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遗留。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这一段，读起来确实有一点秦汉文章的味道，至少不在提倡古文的欧阳修的《秋声赋》和《醉翁亭记》之下。王佐良对照原文分析后指出，“严复是把整段原文拆开而照汉语习见的方式重新组句的：原文里的复合长句在译文里变成了若干平列短句，主从关系不见了，读起来反而更加流畅。”此外，原文里的第一人称变成了译文里的第三人称——以便“使译文读起来像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而且，毫无疑问，使得译文更显得雅驯。如此行文，“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瀹矣”——这种期待果然没有落空。它真是影响、启蒙了一大批青年学子。鲁迅这么说严译：“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以至于他在自己发蒙之初，在学校生活中所得到的最大乐趣就是“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确实，严复是以桐城气派的文言文作为自己的追求的。因此他才把自己的每一篇译作都送请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斧正。在桐城派大师中，方苞要求文章的“清通、质实、雅驯”，姚鼐要求“义理、词章、考据”，严复的“信、达、雅”虽不与此一一对应，但显然有他们的影子。或者可以这么说，严复是力图以桐城风格和范式的古文来表达、转述西学，因此他定下了“信、达、雅”三条标准来自我要求。为了合乎信、达、雅，严译实际上是在领悟西学原著的基础上做自己的桐城古文，或者说在用桐城古文陈述着西学的义理。“信、达、雅”的意义和甘苦，也许尽在其中。他的译作会那么少，竟然至于远不能与不懂外文的林纾相比，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雅”作为桐城文章的基本要求延续和继承下来之后，严复之所以要不畏其难地把它贯彻到自己的译作中去，我想，在抽象意义上，当然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对学养和文格的看重与执着，在具体意义上，则是为了提升新译西学的地位，其中不无争夺话语霸权的意味。这也就是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严、梁之争的又一层含义。当梁启超批评严译“太务渊雅……一翻殆难索解”，而希望他“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使学童受其益”，“以播文明思想与国民”时，严复断然宣称：“不佞之所以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后人以不够通俗化批评严复，实际上，这正是严复的清醒和明智之处。启蒙大众还不是他的任务，他要做的是在传统的文化心态和文章模式都还占据主流的情况下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先对精英分子进行启蒙。后来，从梁启超到鲁迅、胡适，到毛泽东，几代人在回忆中都把读《天演论》作为自己难忘的人生经历，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严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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