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南路新里:水浒传所有反面人物介绍

一般认为是:高俅、蔡京、童贯、杨戬

高俅是《水浒》里的重要人物。值得思索的是，尽管人们对《水浒》的认识一直众说纷纭，唯独在对高俅这个文学形象的评价上，却几乎完全一致。

下面的观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阶级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水浒传》通过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在客观上深刻地揭示了这条真理。

全书首先出现的重要人物是高俅。作者把高俅发迹的故事安排在全书的开端，确如金圣叹在批语中所说，含有表明“乱自上作”的用意。高俅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成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王进亡命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杨志流落汴京城，都是由于他的迫害。其后，他又和梁山泊势不两立，是封建王朝中主张和执行征讨最力的一个人。他象一根无形的线，把出现在书里的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全都串连起来了。①最近，有一些同志认为：《水浒》在塑造高俅这一反面形象时，不同于宋元“话本”和“杂剧”那样“往往把封建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理解为个别人的好坏问题”，而是“把这样一些个人和个人行为，当做整个的社会、政治问题来处理”，“这就赋予它以强烈的政治社会意义。”②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我们认为，上述对高俅的文学形象的政治社会意义的评价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正确认识高俅这一同作品热情讴歌的梁山泊英雄对立的反面典型，对于深入揭示《水浒》的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就来谈一谈我们的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正于学术界的先辈和同志们。

一.大家知道，《水浒》是以北宋末年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传说为题材的。但它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在宋朝的“说话”艺术中，有所谓“小说”、“谈经”、“讲史”、“合生”四科的区分。其中“讲史”一科，有点类似历史小说，但也是“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⑨；至于被列入名“银字儿”的“小说”科的“扑刀杆棒”类的“水浒”故事，就更与史实大相径庭了。但是，《水浒》毕竟是依托历史传说来敷衍故事的，所以考察一下从史籍到小说创作的演变，对于认识高俅的典型意义，是会有所启发的。

在《水浒》中，高俅是与蔡京、童贯、杨戬并列为“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四个贼臣”的；人们习惯上又把高俅列为“六贼”之一。但是，查一下史书，不论是“四贼”，还是“六贼”，高俅的大名其实都没有列入。

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④ “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独东无所隐讳。……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言极愤切。”⑤ 按《宋史》，“六贼”应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并无高俅、杨戬二人。关于杨戬，因为他已在宣和三年死去，陈东宣和七年上书，自然无须将其列入了。“六贼”加上杨戬，共七人，《宋史》都有专传：蔡京入《奸臣传》，王黼、朱勔入《佞幸传》，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入《宦者传》。唯独高俅，仅《宋史·徽宗本纪》有两条极为简略的记载：

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 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宣和四年，“五月，壬戌， 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

除此而外，《宋史》并没有为高俅立传。从他所任太尉等重要职务来推测，高俅纵使是个弄臣，至少也不是劣迹昭著者。

但是，到了《水浒》中，这种情况却颠倒过来了。史书上有详尽记载的“六贼”，都被推到第二位，基本上是面目模糊的概念化人物；而史实最少的高俅，反被塑造成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头号“奸贼”，一个倾注了作者最强烈的仇恨鄙薄情感的反面典型。

这种情形是值得深思的。自然，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作家在处理他手中的生活素材时，必然会依照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生活经验，有所取舍，有所侧重，对此轻率地加以挑剔和指责，是荒谬的。我们只是想指出：《水浒》作者在塑造反面典型的时候，对于史实作这样的处理，当然不会是偶然的，而是为了突现他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服务的。

按照一般的理解，《水浒》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小说”；而为了揭示“阶级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塑造一个能集中体现封建统治阶级的全部残忍、贪婪、卑劣、无耻的丑恶本质的反面典型，即一个将封建制度人格化了的反动官僚形象，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从这种设想出发，我们就得假定史书上有关“六贼”的材料尚不足以表现这一点，因此作者只好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另行塑造出高俅这个反面典型来。

可是，一查史料，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⑥据《宋史》记载，“六贼”之中，杨戬，李彦，王黼、朱勔都是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老手。如杨戬，史书云：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戬，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 立赋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东西、淮西北，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立佃。额 一定后，虽冲荡回复不可减，号为“西城所”。筑山泺古钜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 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一邑率于常赋外增租钱至十余万缗，水旱蠲税，此不得免。⑦ 又如李彦： 宣和三年，戬死……而李彦继其职。彦天资狠愎， 密与王黼表里，置局汝州，临事愈剧。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 执印券皆不省。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佃本业，诉者辄加威刑，致死者千万。公田 既无二租，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别州。京西提单官及京东州县吏刘寄……皆助彦为虐，如奴事主，民不胜忿痛。

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勔，凡竹数竿用一大车，牛驴数十头，其数无极， 皆责办于民， 经时阅月，无休 息期。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如龙鳞薜荔一车辇致之费逾百万 。喜赏怒刑，祸福转手， 因之得美官者甚众。⑧ 上述材料，淋漓尽致地记载了杨戬、李彦之辈强占民田，增立赋租、勒索民物、威刑虐迫给广大劳动农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确实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从史料上我们还可以知道，杨戬、李彦等施虐横行的地方，正是梁山泊英雄发难和活动的场所。“克、济山泽险迥，盗或隐聚”⑨。《水浒》中许多重要情节，就是在这个地区中的济州、青州、沂州、登州、东平以及郓城、阳谷、寿张、沂水等县发生并展开的。

如果说，《水浒》真的是想通过对贪官污吏的描写，来“深刻地揭露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的话，那么，历史上有详尽记载，而《水浒》又列入“四贼”的杨戬，应是最好的典型。然而《水浒》反把如此丰富深刻的材料撇开不顾，却从高俅身上另做文章，应该说，这是十分反常的。

当然，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看待《水浒》的作者，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去研读大量的史料，更不可能用正确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去分析综合这些史料，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水浒》中大写特写的高俅，恰好不具备杨戬那种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封建统治阶级最本质的属性。高俅的活动范围，始终只在东京城内外，不曾与农村发生联系；高俅发迹之后所做的几件坏事，如报复王进、陷害林冲、斥退杨志等，基本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完全是两码事。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

《水浒》之所以要塑造高俅这样一个典型，与所谓揭示“阶级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似乎并无必然的联系。

二 在讨论高俅形象的典型意义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两条有关高俅的笔记材料，它可以证明，《水浒》中的高俅故事，也并非小说家的凭空的杜撰。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云：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 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 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使令已多辞之， 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 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佑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 庐待班解后，王云： “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 新可爱。”晋卿言： “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 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前来，询曰： “汝亦解此技邪？”俅曰： “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 ，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贶，并所送入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 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 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 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 甚勤。靖康初，佑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 俅独死于牖下。胡元功云。

这条材料表明，高俅之死当在童贯、梁师成后，这就间接地证明，陈东在宣和七年未将高俅列入“六贼”之数，并不是一时的疏忽。

又据宋无名氏《靖康要录》卷七：“高俅初由胥吏，遭遇寅缘幸会，致位使相，检校三公，不思竭力图报，乃敢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

《水浒》中的高俅故事，似即脱胎于此。但细细分析起来r二者却有本质的不同，在《挥麈后录》中，高俅深得苏东坡赏识，颇有点风流儒雅的味道；他的遭际端王(即后来的宋徽宗)，固然出于偶然，却并非依靠奉迎钻营。更要紧的是，显达以后，高俅始终不忘苏氏之思，且没有什么明显的劣迹。而据《靖康要录》，他发迹之后，占据军营以广私第，驱使军士以供私役，克扣军饷，勒索钱财。而他所占募的军士，又多是“技艺工匠”。由于高俅的瘟剥，军士“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这就无异于驱军士与市民争食，直接危害了市民的利益，从而自然地成了一个受到市井艺人注意的人物。

到了《水浒》中，高俅被写成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他连一个正经的名字也没有，只因踢得好脚气毯，被人称为高毬；“后来发迹，便将那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姓高，名俅。”从这名字的来历，不仅点出了高俅城市游民的阶级成分，也透露出作者对他的鄙薄与揶揄的态度。

将高俅从一个“笔札颇工”的“小吏”，改造为一个游民，这是《水浒》作者的世界观和生活体验起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为了突出主题的需要。

在高俅身上，集中了那种寄生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华的城市里的游民无产者的种种劣根性：他“自小不成家业”，只好流落到东京开封府，城里城外，为人帮闲。凡要帮闲，就得有一套帮闲的本领。高俅也不例外，他能“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由于他品质下劣，“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结果为人告发，被开封府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弄得“东京城人民都不容他在家食宿”。

高俅就是这样一个被市民阶级所厌恶、嫌弃的流氓无赖。但如果仅仅是这样，那还不足以引起《水浒》作者的强烈反感。因为在《水浒》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同样沾染了游民习气的人，不但受到作者的原谅，甚至还被以欣赏同情的态度描写着。如史进，也是“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把家产弄得尽皆没了，只好剪径为生；又如燕青，则是一个标准的浪荡子弟，“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但在《水浒》中，他们却都是硬铮铮的好汉。

问题就在于，象高俅这样一个不齿于市民阶级的流氓无赖，由于善于拍马奉迎，投靠上封建统治集团，成了政治上的暴发户，又反过来仗势欺凌城市居民，成为一个骑在他们头上的新恶霸。这种新恶霸对市民的压迫与凌辱，比起正统的地主官僚来，更为直接、凶暴和卑鄙，加上人们对这班无耻之徒固有的鄙视心理，这种有切肤之痛的压迫与凌辱，就变得更加不可忍受了。

高俅当上太尉头一天，就把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拿来出气，原因只是高俅学使枪棒时，曾被王进之父一棒打翻。学使枪棒，较量高低，输者理应心悦诚服才是。同样是王进，在史家庄把史进打翻，史进纳头便拜，说：“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史进固然被打败，但仍不失好汉气度。而高俅则不然，始终耿耿于怀，且欲倚势报复。王进叹道：“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这就一语道破了，在作者心目中，高俅并不是正统的封建官僚的典型，而只不过是一个“帮闲得志”的流氓。

如果说高俅对王进是公报私仇，那么他对林冲的陷害，则更是极端无耻卑劣的流氓行径了。高衙内在东京倚势豪强，公然调戏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之妻。高俅得知此事，一点不曾着恼，头一句话却是问：“几时见了他的浑家？”又说：“我寻思起来，若为林冲一个人时，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么是好？”于是他毫不顾及林冲是自己的下属，设下毒计，再三要谋害林冲。这就入木三分地揭露出他丑恶肮脏的灵魂。

高俅对杨志的排斥，性质上与此有所不同。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曾任殿帅府制使，是一个虽经多次挫折，但仍一心要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的角色。他因失陷“花石纲”逃亡在外，遇赦后回京买上告下，大肆贿赂，欲谋官复原职。高俅却把文书一笔批倒，将他赶了出来。

文学是以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者的思想倾向，主要是通过作品的场面和情节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在《水浒》中，直接遭到高俅迫害、排斥的，只有王进，林冲、杨志三人。对于杨志，勉强可以算作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而对于王进、林冲的迫害，充其量是对城市居民中的体面人士的压迫。小说通过这种矛盾冲突所揭示出来的高俅这一典型形象的本质，并未体现封建统治阶级以诸如赋税，徭役和严刑、峻法等手段对广大农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真相。在作品中，高俅甚至不是被当作一种“贪官”来刻划的．对于官吏贪财，《水浒》并不一般地加以反对，如所谓“遇宿重重喜”的宿太尉，曾多次大量地接受梁山泊的金银珠宝，但小说对他从无微辞；梁中书可算得是个贪官了，但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并不曾象对高俅那样深恶痛绝；全盘否定，相反，还以相当浓重的笔墨，写他以比武来擢拔杨志于囚徒之中，颇有激赏称许之情。而对于高俅，小说又确实不想在“贪”上做文章，他斥退“把一担金银珠宝都使尽了”的杨志，客观上似乎还是对贿赂的一种排斥。

可见，就作者的主观意图来看，《水浒》所谴责的，主要还是着眼于高俅的个人品质，即他的“不义”。小说写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用的虽然是封建道德的传统观念，实质上反映出城市居民对于流氓暴发户的愤怒和痛恨。所谓“乱自上作”，并不能理解为高俅的作为引起了农民起义。即使在作品中，受高俅迫害的三个人，也只有林冲、杨志二人上了梁山泊。

小说还告诉我们，高俅的主张征剿梁山泊，也仍然出于狭隘的报复心理。他第一次大声疾呼要征剿梁山泊，是在他的叔伯兄弟高廉被梁山泊杀死之后。有人说，高俅是绝对排斥“招安”的武力剿灭主义者，这也并不符合事实。就在他的征剿将领中，有他亲自点的十节度，他们“旧日都是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在与梁山泊的关系上，高俅作为被鞭挞的反面形象，不光是由于他的主张征剿，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不守信义，反复无常。小说一再揭露他欺瞒天子，篡改圣旨的小人行径，他被檎上山之后，答应回朝奏本，予以招安，又设下誓言道：“若有翻变，天所不盖，地所不载，死于刀枪之下。”然而一旦下山，即背信弃义，扣下肖让、乐和。所以吴用说：“我观此人，生的蜂目蛇形，是个转面忘恩之人。”吴用说他“转面忘恩”，是有根据的。高俅在落魄时，曾经投奔淮西闲汉柳世权，受他很多好处，后又投东京开生药铺的董将士家过活，经董将士、小苏学士、王晋卿辗转介绍，方得遭际宋徽宗，然而高俅发迹之后，对于他过去的恩人(其中有的就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从来没有想到要加以报答，这同他急切要报私仇，正形成鲜明的对照。

总之，种种情况表明，《水浒》创造出高俅这样一个反面典型，并不象一些同志所断言的那样，是为了“揭示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从而反映农民起义的历史进程。相反，《水浒》作者在讲述《水浒》故事时，只不过是撷取其传奇性情节的外壳，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已。

《水浒》的基本作者，是那些生活在繁华都市的“瓦舍艺人”。他们熟悉市民的生活，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市民息息相通。市民阶级是在封建制度下生长起来的，它的主体，即多数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是受压迫的。但也有一部分人，善于钻营，投靠封建势力，反过来又变成骑在市民社会头上的新恶霸。在《水浒》中，“破落户”是最坏的恶谥。除高俅外，被冠之以这种称号的还有“镇关西”郑屠、“没毛大虫”牛二以及“西门大官人”西门庆。这几个反面人物都显然根植于生活，写得有血有肉。他们的共同点是：公然为非作歹，危害城市居民，是市民深恶痛绝的对象。当然，封建势力由于自身的腐朽，也需要从市民社会中物色一些渣滓败类来为自己效劳，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给市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然而，由于市民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对于封建制度存在着依赖性，加上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不可能认识封建制度的罪恶本质，相反，他们对于封建的国家机器和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存在着盲目的迷信和崇拜，因此，往往把仇恨更多地倾注在那些出身于卑贱的政治暴发户身上，而高俅，正是这种“破落户”的最突出的典型。

三 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反面典型，高俅始终是《水浒》所讴歌的梁山泊英雄的直接对立物。

浪子燕青，也可以算是一个帮闲，与高俅有类似的阶级地位，但他却一心仗义，与高俅形成鲜明的对照。有趣的是，小说还特意安排了本来毫无关涉的燕青与高俅两人相扑的场面，让燕青“把高俅扭淬得定，只一交，颠翻在褥上，做一块，半晌挣扎不起。”同是帮闲，却让燕青去压倒高俅，正表现了《水浒》对“义”和“不义”的爱憎分明的态度。

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也不曾与高俅发生过正面冲突。然而，对于宋江的褒美和对于高俅的贬斥，在全部《水浒》中，确是贯串始终的思想主线。宋江与高俅的矛盾，也是“义”与“不义”的矛盾。对于宋江与高俅泾渭分明的态度，也正是市民思想情感的集中表现。

对于高俅这一文学典型的新认识，不是同样会使我们对于《水浒》“梁山泊聚义”的性质，对于《水浒》的主题思想重新进行估价吗？

蔡京（1047～1126）

中国北宋末权奸。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及第，先为地方官，后任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蔡京任权户部尚书，力助宰相章敦重行新法。宋徽宗即位，蔡京被弹劾夺职，闲居杭州。宋徽宗派宦官童贯到杭州访求书画奇巧，蔡京勾结童贯，得以重新起用。崇宁元年(1102)，他乘机排挤掉宰相韩忠彦、曾布，后又官至太师。蔡京善于奉迎，先后4次任相，共达17年之久。他与宦官童贯、杨戬、梁师成、李彦，权臣王黼、高俅、朱勔等，把持朝政，竭全国之财，供其挥霍。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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