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主城地形图全图:历史上的盛世,乱世分别有?请说的尽可能全一些,比如说文景之治

“盛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所谓“盛世”，在历史上是指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 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

　　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征

　　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其共同特征。

　　一是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汉朝开国之初，异姓诸侯王心怀叵测，匈奴部族频频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据，边塞突厥犯境；清朝入关定鼎后，内有三藩、台湾、准部之忧，外有俄罗斯之患。但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都分别平定了内乱，击溃或逼退了外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开疆拓土，军力国势日益强盛。疆域之辽阔，为中国历史上除元朝外所仅见，也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对手能够对其构成真正的威胁和挑战，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二是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这三个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乱之后，人口丧亡，经济凋敝。统治者能够汲取前车之鉴，励精图治，兴利除弊，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总体上保持了较长久的稳定，经济逐步有了恢复和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百姓越来越殷实富足。西汉文景之际，据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武帝时，大兴水利，农业更趋发展；盐铁官营，财政愈益加强。唐代贞观年间，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玄宗开元全盛之时，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历史上汉、唐并举，无疑都证明汉、唐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清嘉庆五年，乾隆于此前一年去世），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国家的安定富足，又为军力国势的强盛提供了基础。由此出现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局面。

　　三是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势强盛、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三个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设太学，置乐府，诞生了大气磅礴、彪炳千古的《史记》。唐人吐纳百川，镕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贞观之时，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来朝，“国学之盛，近古未有”。璀璨绚丽的唐诗，终在盛唐时臻于大成。“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一部《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这些文化成果，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往往被奉为样板，竞相学习仿效。

　　四是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综上可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并形成无与伦比的盛大局面。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比较清明或繁荣的时期，特别在朝代更新之初，一般都呈现出上升、发达的气象，但都称不上“盛世”。究其原因，根本有二：一是持续的时间不长，不过数年、十数年或稍长而已；二是达不成全面繁荣昌盛的局面，仅只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终没有三大盛世的恢宏气象。此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自诩的“盛世”，但大多事与愿违，有如过眼烟云，空付笑谈中。由此可见，“盛世”是历史的评价，是大跨度的时间的结论。
　　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时期

　　外国史学家认为那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中国当年的记者杨荫，写下系列报到，认为民国时期比“五代”更恐怖。

　　一。分裂：不仅南北“各据一方；而且，北与北更互相水火，南与南又互相吞噬。

　　二。国土丢失,白银外流,乞求洋人干预：清朝晚期还有收复新疆的壮举，而民国时期内讧不说，总是依靠洋人，外蒙古丢失。清朝晚期是丢失了国土，但丢失的面积总和少于外蒙古，民国时期还丢失了相当于浙江省面积的土地给印度。因为洋人帮助是要给报酬的，洋人不会白白的支持你的，于是，民国时期不但国土丢失，白银外流比清朝更严重。
　　杨荫说：“内讧不已，乃暗中乞助于外人，一如当时之乞助于契丹。”实际上,“今之外患，甚于契丹；踵起诸强，多于金元”，已到“虽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尚恐应接之不暇”的程度。

　　杨荫杭少读诗书，后入晚清新学堂，曾留学日、美习法律。在日本时曾身与反清革命，后又转而支持立宪。民国后历任江苏、北京等地高级司法官，1919年辞官返南，次年入《申报》馆任主笔，并开设律师事务所。[4] 他关注时事民生，对社会变迁有较一般人更敏锐的观察力，是一个典型的忧国知识分子。其时评数量颇巨，所涵盖的时间在1920-1925年间，其中多数在前四年。[5] 杨氏所论虽集中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几年，但其所观察到的现象基本持续到北伐战争初期，较集中地表述了北伐前数年一个忧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国情。
　　文景之治
　　休养生息创盛世
　　无为而治致太平
　　历代统治者统治之术，无非内行法治，外示儒术，而西汉文景时期，以黄老“清静无为”之学说为指导思想致使天下太平、社会强盛，倒是鲜为其例。文景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封建经济友展，“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景时期确实是一段太平盛世，而研究这一特殊指导思想，就更加趣味盎然。
　　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除秦朝以严刑峻法治国外，其它历朝历代大都是外示儒术，内行法治，以外儒内法治天下。但是这其中有一个特例，那就是文景之治时期，两位皇帝在任其间皆奉行黄老之术，以无为致天下太平，创造了一段独特的太平盛世。至此，“无为而无不为”成为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最高治世境界。文帝名叫刘恒，是刘邦的儿子，在位23年(前179一前157年)。景帝名叫刘启，是文帝的儿子，在位16年(前156一前141年)。文景统治40年，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向上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个局面的出现，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统治之后造成的。汉初以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休养生息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并且收到一定的效果。
　　文景之治是大变乱之后的太平盛世，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以及秦末汉初的长期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汉朝建立后，面临着生产破坏，田园荒芜，户口大量减少等严重问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当时一石米值五千钱。史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死者过半。那时。连皇帝也弄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子，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面对着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成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当务之急。由于—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所以刘邦所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实际上就是稳定小农经济，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政策。所谓与民休息的政策，是建立在“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指导之下的，“事逾顺，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用刑太亟；”因此，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他们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实行以道家“无为”思想为特征的黄老政治，即“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或“将欲夺之，必因与之”；黄老学说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所谓“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治”。文景两代，大力推行这一政策，适应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文帝曾经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意思是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减轻田租。有时把原来的十五税—，改成“三十而税一”，有时甚至“除民田之租税”。即免收田租：，景帝时还把田租“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人头税也有所减轻：，汉代人头税称为算赋，年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纳一百二十钱。文帝时曾减为四十钱。徭役也有所减轻。文帝时把原为一年服役—个月的办法，改为“三年而一事”。文帝对役使民力也比较慎重。有一次，他想盖一所露台，召来工匠估算，要花费黄金一百斤，约合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文帝觉得费用太高，就把这项营建的计划取消了。文景时还“—再下令，让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免“戍卒给输费苦”，即免去往来运输所用的费用。这就是文景时期的“轻徭薄赋”。
　　与此同时，还在刑罚方面有所减轻。文帝时，作了两点改变：一是废除连坐收孥法，即对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对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罚作奴婢；二是废除肉刑，即当黥(在脸上刺字)者改为城旦舂(男子修城，妇子舂米)，当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时又减轻了笞刑。这就是文景时期的“刑罚大省”。
　　肉刑是死刑之外的最残酷的刑法，关于汉景帝废除肉刑，还有一个故事：
　　齐国临淄有一个读书人叫淳于意，曾在齐国做过官。他医术高明，名气也很大，但有一次他给一个大商人的妻子看病，非但没治好，反而没有几天病人就死了。大商人告淳于意是庸医杀人，地方官判了淳于意肉刑。由于他曾在齐国做过太仓令的官，所以要被解到长安受刑。
　　淳于意一行一到长安，他的小女儿缇萦，就跑到未央宫门口，要求进见皇帝，为父伸冤。守门的官吏不准她进去，她就让守门人转呈汉文帝一封信。信中说：“我是原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我父亲做官时，齐国人都说他清廉正直。现在他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替我父亲伤心，也替其他受刑的人伤心。人死不能再生，受了肉刑的人即使想改过自新也不能了。我情愿给官府做奴婢，替我父亲赎罪，让他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缇萦的信，不仅为缇萦的一片孝心所感动，同时也感到肉刑太不合理。于是他就对大臣们说：“人犯了法应该处罚，这是对的。受了罚，可以使他从中得到教训，以后改过，重新做人。可是现在惩办犯人，在他们的脸上刺字，或者毁坏他们的肢体，使他们无法再改过自新。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他要求大臣们商定一个代替肉刑的办法，于是就规定了用打板子代替的办法。汉景帝继位后，又先后两次减少了打板子的次数。最后笞三百的打一百，笞五百的打二百，并规定了板子的长度和宽度，而且只准打屁股，不准打其他部位；行刑的人途中也不准换人。此后受笞刑的人才不至被打死。
　　文景时期还平定了同姓王的叛乱，加强了中央集权。汉高祖刘邦统一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曾封了一些同姓王。到文帝时期，各国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口数也有很大增长，原来每郡人口数最多仅达万人左右，这时则增加到四、五万人之多。经济力量最强的吴国所铸的钱币流通全国。
　　渐渐强大起来的同姓王，对刚刚为大臣所拥立的文帝表示轻蔑，对朝廷态度非常傲慢。甚至有的乘隙举兵叛乱。刘章死后，他的弟弟刘兴居(济北王)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匈奴大举南犯，文帝亲征至高奴之际，起兵攻荥阳。不久，刘兴居失败被迫自杀。隔两年，最为骄横的淮南王刘长遣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在谷口举兵反叛，失败后，刘长遣被流放而死。文帝力谋加强皇帝的权力。他一面对周勃、灌婴等旧臣加以抑制；一面下诏郡国，察举贤良正直的人到朝中任事。他十分注意推行黄老方针，(即“无为而治、清静无为”的方针)，恢复生产，稳定统治。对于日渐强横的同姓王则恩威并施，制裁一切反叛者，而对于一些反形未露的诸侯王则加以安抚。如吴王刘濞称病不朝，即赐几杖，以示优容。
　　但是，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终于纠集楚、赵等七个诸侯国，于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景帝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兵东征。周亚夫为避开叛军伏兵，乘车出武关快速到达洛阳，发兵分路进击。他命令梁王武(景帝弟)坚守睢阳，然后遣轻骑出淮泗口(今江苏清河)切断叛军粮道，以瓦解叛军的进攻。仅三个月即基本平定叛乱。赵王遂拒守邯郸达七个月之久，最后亦被引水攻破。失败的诸王大都畏罪自杀或受到严厉制裁。对诸侯王斗争的胜利，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统一的政治经济政策顺利推行。
　　文景时期还奖励兴修水利。蜀郡太守文翁穿煎江(今四川清白江)口溉田数百顷，使巴蜀进一步得到发展。还有文景时期和后来修建的漕渠、白渠、龙首渠等。文景时期对黄河也进行了治理。公元168年，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决口，文帝立即派兵堵塞。到汉武帝时期，基本上治理好了黄河。
　　恩格斯曾指出：政治权力如果“按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起作用”，“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汉初以来，特别是文景时期的政治权力，正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合乎封建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的，所以，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快一些。黄老哲学“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恰好符合了西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黄老政治，实质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为如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经济等措施都是“有为”之举；有所不为是指统治者不从一己好恶出发，滥使民力、奢侈享受、兴兵作战等。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到文景时期西汉封建统治稳定下来，所谓“故建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也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谷仓都满了)，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穿钱的绳子朽断了，无法计算钱的数量)；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景之治”确实是在“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指导下的一个太平盛世。

　　唐太宗贞观年间，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究其原因，与唐太宗李世民的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而臣子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也能面折廷诤，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很多错误。

　　据说太宗善辨君子、小人。他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才能一人兼数人的名臣。

　　而且，太宗举贤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相当正常。他还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

　　此外，他重视地方政治，抑制旧士族的势力，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曾依照大臣意见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

　　有这样一则故事。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太子李承乾以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在其吃饭之时，他便指着饭食对李治说：“耕种田地，春种秋获，都要经过辛勤劳动。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常有饭吃”；见其乘马，便说：“马能代人步行，节省体力，如果使用得当，不尽其力，才可以常有马骑”；见其乘舟，便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将来就会成为君主，想想水与舟的关系，能不畏惧吗”；见其在树荫下乘凉休息，便说：“这棵树的躯干虽然弯曲，但经木匠的绳子量过以后，就可以锯成笔直的木板。作君主的虽然无道，但只要善于接受谏言，就可以成为圣明天子。”

　　他并且还教训其它几个儿子说：“父亲疼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不用教导，人人自知。作儿子的能够忠孝两全，这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不听教诲，不遵礼法，必然招致杀身之祸，父亲虽然疼爱，也是无可奈何的。以前汉武帝死后，汉昭帝继位，燕王刘旦骄横跋扈，狂妄不服，霍光只下了一道诏书，就身死国除。作臣子的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学刘旦的样子。”据说，从此以后，这些龙子龙孙们都奉公守法，很少有人胡作非为。

　　唐太宗还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平定东突厥后，广设羁縻府州，安置降众，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贞观后期，在魏徵和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但这些，在整个太宗时期，均属支流。

盛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所谓“盛世”，在历史上是指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 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

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征

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其共同特征。

一是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汉朝开国之初，异姓诸侯王心怀叵测，匈奴部族频频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据，边塞突厥犯境；清朝入关定鼎后，内有三藩、台湾、准部之忧，外有俄罗斯之患。但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都分别平定了内乱，击溃或逼退了外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开疆拓土，军力国势日益强盛。疆域之辽阔，为中国历史上除元朝外所仅见，也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对手能够对其构成真正的威胁和挑战，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二是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这三个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乱之后，人口丧亡，经济凋敝。统治者能够汲取前车之鉴，励精图治，兴利除弊，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总体上保持了较长久的稳定，经济逐步有了恢复和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百姓越来越殷实富足。西汉文景之际，据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武帝时，大兴水利，农业更趋发展；盐铁官营，财政愈益加强。唐代贞观年间，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玄宗开元全盛之时，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历史上汉、唐并举，无疑都证明汉、唐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清嘉庆五年，乾隆于此前一年去世），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国家的安定富足，又为军力国势的强盛提供了基础。由此出现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局面。

三是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势强盛、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三个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设太学，置乐府，诞生了大气磅礴、彪炳千古的《史记》。唐人吐纳百川，镕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贞观之时，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来朝，“国学之盛，近古未有”。璀璨绚丽的唐诗，终在盛唐时臻于大成。“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一部《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这些文化成果，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往往被奉为样板，竞相学习仿效。

四是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综上可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并形成无与伦比的盛大局面。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比较清明或繁荣的时期，特别在朝代更新之初，一般都呈现出上升、发达的气象，但都称不上“盛世”。究其原因，根本有二：一是持续的时间不长，不过数年、十数年或稍长而已；二是达不成全面繁荣昌盛的局面，仅只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终没有三大盛世的恢宏气象。此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自诩的“盛世”，但大多事与愿违，有如过眼烟云，空付笑谈中。由此可见，“盛世”是历史的评价，是大跨度的时间的结论。
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时期

外国史学家认为那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中国当年的记者杨荫，写下系列报到，认为民国时期比“五代”更恐怖。

一。分裂：不仅南北“各据一方；而且，北与北更互相水火，南与南又互相吞噬。

二。国土丢失,白银外流,乞求洋人干预：清朝晚期还有收复新疆的壮举，而民国时期内讧不说，总是依靠洋人，外蒙古丢失。清朝晚期是丢失了国土，但丢失的面积总和少于外蒙古，民国时期还丢失了相当于浙江省面积的土地给印度。因为洋人帮助是要给报酬的，洋人不会白白的支持你的，于是，民国时期不但国土丢失，白银外流比清朝更严重。
杨荫说：“内讧不已，乃暗中乞助于外人，一如当时之乞助于契丹。”实际上,“今之外患，甚于契丹；踵起诸强，多于金元”，已到“虽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尚恐应接之不暇”的程度。

杨荫杭少读诗书，后入晚清新学堂，曾留学日、美习法律。在日本时曾身与反清革命，后又转而支持立宪。民国后历任江苏、北京等地高级司法官，1919年辞官返南，次年入《申报》馆任主笔，并开设律师事务所。[4] 他关注时事民生，对社会变迁有较一般人更敏锐的观察力，是一个典型的忧国知识分子。其时评数量颇巨，所涵盖的时间在1920-1925年间，其中多数在前四年。[5] 杨氏所论虽集中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几年，但其所观察到的现象基本持续到北伐战争初期，较集中地表述了北伐前数年一个忧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国情。
文景之治
休养生息创盛世
无为而治致太平
历代统治者统治之术，无非内行法治，外示儒术，而西汉文景时期，以黄老“清静无为”之学说为指导思想致使天下太平、社会强盛，倒是鲜为其例。文景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封建经济友展，“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景时期确实是一段太平盛世，而研究这一特殊指导思想，就更加趣味盎然。
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除秦朝以严刑峻法治国外，其它历朝历代大都是外示儒术，内行法治，以外儒内法治天下。但是这其中有一个特例，那就是文景之治时期，两位皇帝在任其间皆奉行黄老之术，以无为致天下太平，创造了一段独特的太平盛世。至此，“无为而无不为”成为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最高治世境界。文帝名叫刘恒，是刘邦的儿子，在位23年(前179一前157年)。景帝名叫刘启，是文帝的儿子，在位16年(前156一前141年)。文景统治40年，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向上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个局面的出现，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统治之后造成的。汉初以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休养生息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并且收到一定的效果。
文景之治是大变乱之后的太平盛世，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以及秦末汉初的长期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汉朝建立后，面临着生产破坏，田园荒芜，户口大量减少等严重问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当时一石米值五千钱。史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人吃人的现象，死者过半。那时。连皇帝也弄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子，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面对着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成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当务之急。由于—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所以刘邦所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实际上就是稳定小农经济，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政策。所谓与民休息的政策，是建立在“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指导之下的，“事逾顺，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用刑太亟；”因此，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他们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实行以道家“无为”思想为特征的黄老政治，即“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或“将欲夺之，必因与之”；黄老学说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所谓“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治”。文景两代，大力推行这一政策，适应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文帝曾经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意思是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减轻田租。有时把原来的十五税—，改成“三十而税一”，有时甚至“除民田之租税”。即免收田租：，景帝时还把田租“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人头税也有所减轻：，汉代人头税称为算赋，年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纳一百二十钱。文帝时曾减为四十钱。徭役也有所减轻。文帝时把原为一年服役—个月的办法，改为“三年而一事”。文帝对役使民力也比较慎重。有一次，他想盖一所露台，召来工匠估算，要花费黄金一百斤，约合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文帝觉得费用太高，就把这项营建的计划取消了。文景时还“—再下令，让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免“戍卒给输费苦”，即免去往来运输所用的费用。这就是文景时期的“轻徭薄赋”。
与此同时，还在刑罚方面有所减轻。文帝时，作了两点改变：一是废除连坐收孥法，即对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对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罚作奴婢；二是废除肉刑，即当黥(在脸上刺字)者改为城旦舂(男子修城，妇子舂米)，当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时又减轻了笞刑。这就是文景时期的“刑罚大省”。
肉刑是死刑之外的最残酷的刑法，关于汉景帝废除肉刑，还有一个故事：
齐国临淄有一个读书人叫淳于意，曾在齐国做过官。他医术高明，名气也很大，但有一次他给一个大商人的妻子看病，非但没治好，反而没有几天病人就死了。大商人告淳于意是庸医杀人，地方官判了淳于意肉刑。由于他曾在齐国做过太仓令的官，所以要被解到长安受刑。
淳于意一行一到长安，他的小女儿缇萦，就跑到未央宫门口，要求进见皇帝，为父伸冤。守门的官吏不准她进去，她就让守门人转呈汉文帝一封信。信中说：“我是原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我父亲做官时，齐国人都说他清廉正直。现在他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替我父亲伤心，也替其他受刑的人伤心。人死不能再生，受了肉刑的人即使想改过自新也不能了。我情愿给官府做奴婢，替我父亲赎罪，让他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缇萦的信，不仅为缇萦的一片孝心所感动，同时也感到肉刑太不合理。于是他就对大臣们说：“人犯了法应该处罚，这是对的。受了罚，可以使他从中得到教训，以后改过，重新做人。可是现在惩办犯人，在他们的脸上刺字，或者毁坏他们的肢体，使他们无法再改过自新。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他要求大臣们商定一个代替肉刑的办法，于是就规定了用打板子代替的办法。汉景帝继位后，又先后两次减少了打板子的次数。最后笞三百的打一百，笞五百的打二百，并规定了板子的长度和宽度，而且只准打屁股，不准打其他部位；行刑的人途中也不准换人。此后受笞刑的人才不至被打死。
文景时期还平定了同姓王的叛乱，加强了中央集权。汉高祖刘邦统一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曾封了一些同姓王。到文帝时期，各国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口数也有很大增长，原来每郡人口数最多仅达万人左右，这时则增加到四、五万人之多。经济力量最强的吴国所铸的钱币流通全国。
渐渐强大起来的同姓王，对刚刚为大臣所拥立的文帝表示轻蔑，对朝廷态度非常傲慢。甚至有的乘隙举兵叛乱。刘章死后，他的弟弟刘兴居(济北王)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匈奴大举南犯，文帝亲征至高奴之际，起兵攻荥阳。不久，刘兴居失败被迫自杀。隔两年，最为骄横的淮南王刘长遣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在谷口举兵反叛，失败后，刘长遣被流放而死。文帝力谋加强皇帝的权力。他一面对周勃、灌婴等旧臣加以抑制；一面下诏郡国，察举贤良正直的人到朝中任事。他十分注意推行黄老方针，(即“无为而治、清静无为”的方针)，恢复生产，稳定统治。对于日渐强横的同姓王则恩威并施，制裁一切反叛者，而对于一些反形未露的诸侯王则加以安抚。如吴王刘濞称病不朝，即赐几杖，以示优容。
但是，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终于纠集楚、赵等七个诸侯国，于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景帝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兵东征。周亚夫为避开叛军伏兵，乘车出武关快速到达洛阳，发兵分路进击。他命令梁王武(景帝弟)坚守睢阳，然后遣轻骑出淮泗口(今江苏清河)切断叛军粮道，以瓦解叛军的进攻。仅三个月即基本平定叛乱。赵王遂拒守邯郸达七个月之久，最后亦被引水攻破。失败的诸王大都畏罪自杀或受到严厉制裁。对诸侯王斗争的胜利，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统一的政治经济政策顺利推行。
文景时期还奖励兴修水利。蜀郡太守文翁穿煎江(今四川清白江)口溉田数百顷，使巴蜀进一步得到发展。还有文景时期和后来修建的漕渠、白渠、龙首渠等。文景时期对黄河也进行了治理。公元168年，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决口，文帝立即派兵堵塞。到汉武帝时期，基本上治理好了黄河。
恩格斯曾指出：政治权力如果“按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起作用”，“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汉初以来，特别是文景时期的政治权力，正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合乎封建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的，所以，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快一些。黄老哲学“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恰好符合了西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黄老政治，实质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为如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经济等措施都是“有为”之举；有所不为是指统治者不从一己好恶出发，滥使民力、奢侈享受、兴兵作战等。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到文景时期西汉封建统治稳定下来，所谓“故建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也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谷仓都满了)，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穿钱的绳子朽断了，无法计算钱的数量)；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景之治”确实是在“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指导下的一个太平盛世。

唐太宗贞观年间，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究其原因，与唐太宗李世民的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而臣子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也能面折廷诤，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很多错误。

据说太宗善辨君子、小人。他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才能一人兼数人的名臣。

而且，太宗举贤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相当正常。他还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

此外，他重视地方政治，抑制旧士族的势力，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曾依照大臣意见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

有这样一则故事。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太子李承乾以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在其吃饭之时，他便指着饭食对李治说：“耕种田地，春种秋获，都要经过辛勤劳动。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常有饭吃”；见其乘马，便说：“马能代人步行，节省体力，如果使用得当，不尽其力，才可以常有马骑”；见其乘舟，便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将来就会成为君主，想想水与舟的关系，能不畏惧吗”；见其在树荫下乘凉休息，便说：“这棵树的躯干虽然弯曲，但经木匠的绳子量过以后，就可以锯成笔直的木板。作君主的虽然无道，但只要善于接受谏言，就可以成为圣明天子。”

他并且还教训其它几个儿子说：“父亲疼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不用教导，人人自知。作儿子的能够忠孝两全，这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不听教诲，不遵礼法，必然招致杀身之祸，父亲虽然疼爱，也是无可奈何的。以前汉武帝死后，汉昭帝继位，燕王刘旦骄横跋扈，狂妄不服，霍光只下了一道诏书，就身死国除。作臣子的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学刘旦的样子。”据说，从此以后，这些龙子龙孙们都奉公守法，很少有人胡作非为。

唐太宗还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平定东突厥后，广设羁縻府州，安置降众，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贞观后期，在魏徵和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但这些，在整个太宗时期，均属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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