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最新钟点工小时工:近代中国追求民主的过程？有哪些事？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到后来的“中体西用”，再到“民主、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确立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项基本的现代价值。在思想界或知识界，追求民主成为光荣的现代传统。但是，毋庸讳言，在民主成为基本价值的数十年间，民主政治的实践运作却几经曲折，尽管历届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标榜民主，然而民主在中国实际政治生活中的遭遇同民主在观念世界中的地位却极其不成对比。如今在反观民主作为重要的现代价值的历程的同时，也应该深入探索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民主观念及民主思想有何缺陷。本文试图从民主的定义入手，澄清这一政治哲学概念，探索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

一、何谓民主？

“民主”是政治学中最富争议的概念之一，至今仍然是见仁见智。在民主制度的诸条件中，至少可以想到的一个是，“错误的民主观导致民主的错误；如果民主（被定义者）定义得不正确，到头来我们会危险堤拒绝我们并没有充分认清的东西，反而得到某些我们根本不想要的东西。”[1]因此，要探讨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搞清“民主”这个概念是第一步。

民主一词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此后大约直到一个世纪以前，它一直是个政治概念。也就是说，民主只意味着政治民主。[2]“民主诞生在西方的古希腊，甚至可以说是由古希腊人发明的。长期以来，它与西方——包括西欧及其在北美的扩展部分——的发展和制度安排有着紧密联系。”[3]也就是说，民主不仅仅是一套在理论上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宪政建构来加以模仿的制度安排，例如制度化的选举等；“作为一整套生活方式，民主深深地铭刻在西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之中。因此，民主并非一项出口商品；它不能像棵玫瑰一样从一片文化土壤移植到另一片文化土壤。”[4]

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关于民主或所谓多头政治的最著名的定义是由罗伯特•达尔提出的（八项标准）：（1）、建立和参加组织的自由； （2）、表达的自由； （3）、投票的权利； （4）、获得公职的权利； （5）、政治领袖为了获取支持而进行竞争的权利；（6）、获得信息的不同渠道；（7）、自由和公正的选举；（8）、使政府政策依赖于投票及其他表达偏好的方式的制度。[5]

可以说，这八项标准，代表了当今西方主流思潮对民主的定义，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也应该重视达尔给出的民主定义，尤其是“自由”、“权利”，“自由公正的选举”，这些都是任何形式的民主应该具备的核心内涵，而不能超越这几个核心内涵盲目地给民主下定义。很遗憾，我们发现，很多研究中国民主思想史的学者都忽视了民主的定义，他们往往凭借主观臆断，盲目地将一切反压迫、反专制的思想归结为民主思想。如《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一书，作者开篇即给出了民主的定义：“一切与专制相对抗的东西，均可冠以民主二字”[6]。——很显然，作者忽视了这样一种情况：与专制相对抗的东西，可能并不是民主，而是另一股专制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中，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中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有地主阶层对国势衰微、民不聊生的不满情绪，也有广大穷苦农民反对压迫、力求改朝换代的造反意识，这些不能笼统地统称为“民主思想”，因为后两者并没有体现现代民主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建立政权的有限多数原则、适宜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核心内涵。因而称之为“民主思想”未免过于牵强。

综观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史，我们有必要结合众多政治学著作对民主的定义，搞清楚什么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自始至终持这样一种观点：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保护个人及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它不只是不存在压迫性的政府，相反，涉及到诸如代表机构和法律体系这样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它也要求公民持有特定的态度、价值和信仰——也就是说，一种适宜的政治文化。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不论属于何种文化，为了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在制度设计与安排上都应遵循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自由、公正、带有竞争性的选举，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人权，军事力量服从文人权威，政府受公众监督，政府决策一定程度上受公众制约，以及适宜的利益表达与信息沟通的渠道。 [7]

二、四个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以鸦片、廉价的商品和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开始沦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市场与商品倾销地。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接踵而来，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鸦片的输入，在经济上、政治上造成了灾难性恶果。中国人民要求禁烟的强烈呼声在统治阵营中引起了反响。其中，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坚强决心。随着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士大夫阶层中的有识之士，觉察到空谈义理，无法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开始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从而拉开了近代民主思想产生的序幕。

近代民主思想正是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酝酿和产生的，但又不等于反帝反封的思想。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酝酿阶段：

甲午战争前后，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酝酿阶段。“鸦片战争一阵疾风，吹荡了沉寂的知识界，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英美等国的政治体制与中国的不同之处：议会制度、总统禅让等。他们的思想深处，滋生着对民主制度的欣慕和对专制制度的不满之情。”[8]随后，魏源、梁廷楠、冯桂芬、洪仁玕等人纷纷向中国介绍英美的民主制度，开始考虑如何以民主制度代替专制制度的问题。

其实，早在清代初年清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就出现了反民主的趋势。钱穆在《国史新论》中写道，“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比起明代来，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9]当西方人逐步走向民主、自由时，中国却一步一步沦为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致使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们猛烈地抨击清朝的制度，尤其是君主专制制度。但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民主这一概念，并且部分知识分子是从总结明朝失败的原因、“反清复明”这一立场出发，抨击清代君主专制的。应该说，他们的思想中包含了一些民主因素，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起了铺垫作用。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民主思想才正式传入中国。这一时期，代表人物有洪仁玕、冯桂芬。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介绍了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并“规劝洪秀全办事多与众人商量，不要独断”[10]；从《资政新篇》我们可以看到，洪仁玕的主张，已经“开始联系现实，考虑如何解决君主专制所带来的弊端问题”[11]；冯桂芬则指出，“中国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内政制度方面也有不如西方的地方”[12]，可见，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开始从制度层面考虑中国与西方的差别问题。

2、产生阶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戊戌变法时期，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阶段。这一时期，“中西政制的优劣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胆地提出了变专制制度为议会制度的要求。”[13]郑观应最早提出这一要求，他在《易言》中写道：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预期矣。[14]稍后，王韬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乃至有关学习西方君主立宪、议会政治的种种议论，其关键盖出于求“通上下之情”。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变专制政体为历险政体的主张，“已经成为主张改革的人们的普遍要求”[15]。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洋务派中也出现了立宪思想，如郭嵩焘。他在出使英国以后，仔细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制度，明确提出要师法西方的立国之本，即民选议院。在这一点上，与早期改良派的思想不谋而合。

总之，戊戌以前出现的种种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议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近代民主，民主理论的核心“主权在民”、“以法律限制权力”等等，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介绍的西方近代新思想，同当时西方传教士偶尔传译的民主理念也相去甚远。譬如《万国公报》1875年6月12日就发表了传教士林乐知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告诉人们：“泰西各国所行诸大端，其中最关紧要而为是拔之基者，其治国之权属于人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这篇文章已经说明，按照西方民主理论，人与人是平等的，主权在民。然而这篇文章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

要从强大的专制主义传统中走出来，要摆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中国人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学习和启蒙：不仅包括理论的移值，还需要实践的教育，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展民主、教育民众，推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走向成熟。

3、发展和成熟阶段：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亦即民主理论的早期实践阶段。这一时期民主实践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理论的发展与成熟。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将先前开设议院的议论作为政治口号正式提了出来，同时传播了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严复的《辟韩》，郑观应的《原君》，都剥去了帝王神圣的涂彩，把帝王从天上赶回了人间。这时的维新志士们坚决地要求废专制，开议院，兴民权，他们把拯救民族危亡的热忱，对民主制度的向往，集中地通过民权宣传表达出来；他们猛烈地批判君为臣纲的谬说，把君臣、君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他们坚决地表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民权”，中国之政“当以兴民权为真际”。[16]维新派开设议院的要求，与七八十年代郑、王德要求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推动了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戊戌变法是一场面对整个传统体制所提出的全面改革要求，是民主思潮高涨的产物。其有关召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已突破了专制主义的传统，虽然流产，但是，它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次尝试。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清政府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全失，革命思潮随之高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获得了较大发展，其主要标志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孙中山，最早系统宣传这一方案的是邹容。这个方案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明确规定革命胜利后国家的民主性质，确立了人民的主权地位以及各种具体的民主权利，还提出了通过国民革命来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方法。在作者看来，这些都说明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获得了大的发展，并“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本成熟”[17]。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民主实践，从戊戌变法到民国的建立，都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所有这些，都引导我们从更深层次的文化状况与现实条件中去寻找原因。

4、转变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启蒙运动，也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明确提出“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把斗争的锋芒指向维护封建制度的孔教。新文化运动向前迈了一大步，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了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得到了弘扬，推动了中国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学术界对这一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一运动及之前的民主实践的失败，有力地证明了“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已是明日黄花，万难行通”，于是，“在思想领域，社会主义民主开始取代资本主义民主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又翻开了新的一章。”[18]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曙光，他们逐步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颂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组织人民，将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民主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综观整个五四时期民主的宣传与启蒙运动，我们应该看到，五四时期的民主论者，很少有人纯粹出于追求自由而要求民主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乃出于救亡和富强的目的而鼓吹民主。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不过是用来启迪民智、使人觉醒的方略而已,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现实”意义远不如其伦理意义来得重要。换言之, 鼓吹民主、自由, 并不是因为民主、自由思想在“五四”时期获得学理上和实践上的广泛认同, 而是很大程度上被视作启蒙变革的工具理性予以运用的。也就是说，近代以来，民主在中国从来没有被真正地实践过，更谈不上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了！因此，经历了五四运动的中国并没有从此走上民主的道路，直到今天，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充盈中国，其实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我们不能不反思：这是为什么？

三、反思

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自产生、发展、成熟以来，到五四前夕，民主已经成为国人心中的理想追求，已经不是一般人敢于轻易非难的观念了。从此以后，不管什么党派和人物，不管他们是否真正想实现民主政治，很少敢于公开否定民主的价值；相应的，专制政治和独裁者总是受到人们普遍的批评，所有这些都是民主的胜利。但是，从戊戌变法起，为什么中国在实现民主性的政治变革时，要经过如此多的艰难曲折呢？为什么中国近代经历了如此大张旗鼓的民主启蒙运动，依然未能使民主在中国扎下根来呢？其原因无疑是复杂的，除了中国近代民主理论的若干不足之外，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中国古代没有近代西方民主传统。中国有几千年专制主义的传统，尽管有诸如“敬德保民”论、“重民”论、甚至“无君论”等思想观念，多少有益于对专制主义限制与批判。然而，长久的专制主义，要人们接受西方的近代民主观念十分困难。

其次，我们还应该从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力量、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去理解民主在近代的遭遇。在西方，民主的理论和政治制度有若干历史前提。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宗教改革是关键的一环。宗教改革无意中为后来的西方民主政治创造了前提条件。然而民主理论在中国最初基本上是西方舶来品，民主观念的传播主要依靠理性的方式，即依靠理论家、思想家的宣传和阐述。这对于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有效的，但是旧中国是一个充斥着文盲的农业国，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人民不可能通过阅读文献来转变观念。总之，通过宗教改革所获得的价值观念，比人们通过单纯理智的方式获得某个概念，其扎根人心的力量要大得多、普遍得多。而恰恰这一点是中国文化先天不曾具备的。

第三，中国国内的专制力量往往压倒民主力量。综观整个近代中国，专制独裁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被推翻，然而取而代之的却不是民主，而是另一股专制力量。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中国走上宪政民主奠定了基础；最后却被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所取代，袁世凯死去数年之后，北京政府依然是只能勉强维持假共和的局面，“国家在名义上已经变为共和，但是，执政的人物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人物，执政的思想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脑筋，政治的制度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样式。”[19]此后国民政府发动北伐，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迟迟不肯实行宪政民主，反而代之以军人独裁……赶走了狼，又来了老虎，这是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真实写照。

最后，中国近代的国际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处于列强侵略、瓜分威胁之下的近代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民族生存、国家独立、统一和富强。战乱频繁绝不是民主改革的最好时机。西方国家的民主改革，大多发生在没有外部威胁的和平环境下。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也是在美国人的刺刀保护之下实现的。中国在19—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缺少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一点多少会对民主的进程产生不利的影响。

五、结语

今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民主建设白皮书》指出：“由于国情的不同，各国人民争取和发展民主的道路是不同的”[20]，中国人应该走自己的民主道路。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古代没有雅典式的民主制度，近代也未建立起像样的民主国家。对于我们这个封建历史漫长、缺乏民主传统、吃透专制苦头的国度来说，民主是个迷人的字眼，也是近百年来力追不舍的目标，但我们并不像夸父追日，而是在不断地接近它、发展它。”[21] 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实际上已经历了一场革命。革命对于破坏旧秩序有难以替代的意义。但事实上，民主是需要有秩序的渐变和积累。在长期的建设过程中，使人们得以学习民主政治的运作，养成民主的习惯，进而培养民主的心理。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政治民主化将是不可改变的趋势。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当代中国的民主理论，并结合中国传统的独特文化、近现代以来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以及特有的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社会自己的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推动当代中国民主化的发展。

君主立宪政治作为近代中国民主追求与选择的起点,在整个近代中国的民主诉求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民主共和政治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二次民主抉择,是辛亥革命所要建立的民主模式.五四时期的激进民主是近代中国第三次民主诉求,追求的重点虽是民主的价值、民主的理想,但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却使这种追求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地宣扬民主理想和价值,忽视了使民主走向现实的制度建设,从而用民主的理想扼杀了民主现实.这种民主追求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仍在影响着今天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