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手机2017最新消息:我想知道"汉唐以后不再有汉唐,但宋以后中国永远是中国"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这是《宋：西风凋碧树》中的最后一个句子，既富有文学色彩又包含有历史的洞见：宋代文明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赵宋是中国古代最具独特性的朝代。三二○年的大宋王朝，两分天下，一分归于东京，一分归于临安。一样的文化昌盛，一样的武功不竞。尽管陈寅恪先生早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评语，软弱的军事，屈辱的外交，这样的王朝还是难以激起国人心中任何的景仰之情，实在是不奇怪的，于是更加追念汉唐精神。倒是有些老外对这孱弱的两宋赞誉有加。李约瑟说：“谈到11世纪（的北宋），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而在法国人谢和耐的眼里，南宋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诸如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然而这前后辉映的两个宋，彼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却先后两度亡于异族。先是在女真人的追击下弃了东京，在“靖康耻”的屈辱中过了长江；后又在蒙元的入侵中，再弃临安入海，直到梦断崖山。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

大宋帝国灭亡了，“第一次被异族统治的中国却像一所被人打开了大门的学校，以无与伦比的灿烂文明和博大胸怀教育和融会了所有走进这个光辉殿堂的人，正是宋代的独特精神奠定了中国世界从此以后的长期统一和稳固。”

南宋的灭亡，使处于近世早期的中华文明的进程遭受沉重打击，然而仍有一些宋文化的特殊因子顽强地生存下来，深植于中华文明的肌体当中，成为国民性格的一部分。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严复就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此后贺昌群亦有言：“自近古以来，中国人之文弱性，与中国民族之生活方式、社会思想，无论优劣得失，大抵皆渊源于宋。”宋代留给了后人最为丰富的历史遗产，而作为世界上最为广土众民、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却始则包羞忍辱，终不能保家卫国，它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最为深刻。

《西风凋碧树》——据作者所言，原拟名为《西风碧树——大宋帝国的衰亡》，是一部探求大宋帝国衰亡病因，思考教训的通俗历史文学作品。与本系列丛书的其他三部从王朝晚期历史切入的写法不同，本书跨越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轨迹，从大宋开国之前的五代丧乱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全面展示一个盛世文明的生长与凋零的历史。应该说这是颇具史家眼光的选择。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具有较强稳定性的结构，历代王朝的盛衰变化走的都是大致相同的轨迹。在前朝废墟之上的王朝重建，虽不乏艰难，却易于见功，故盛世多见于初期；而多数王朝的没落也几乎都有大致相同的衰亡图景，诸如主暗臣懦，外戚专权，宦官当道，士大夫无耻；政治腐败，民困财尽等等，最后导致一个辞旧迎新的解决方式的出现。然而大宋帝国的衰亡却还自有其特殊的内在原因。站在后知者的立场看，帝国开国伊始的创法立制在拨乱反正、开创一个全新局面的同时，即早已伏下了衰亡的因子，而其根源正在五代。

公元九六○年，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后周大将赵匡胤不动声色之间完成了周宋禅代，化家为国。五代武人专政的“极乱之世”，后周恭帝孤儿寡母的教训都使得新政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何结束晚唐以来的割据，扭转武人政治的局面，兴致太平，使本朝延年益寿，避免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朝代，成为摆在赵宋君臣面前的首要问题。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赵宋初期采取了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措施，调整了君臣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文武关系。所有设置的核心原则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以防弊为核心的这一套创法立制被后人进一步阐释为“祖宗之法”，成为赵宋立国的基本国策。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种种措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但同时也留下了种种隐患，这种种隐患在此后的对外战争中日益暴露。

赵宋承五代丧乱之余，立国元气本已先天不足，又遭遇辽、夏、金、蒙元等前所未有之强邻，军队建设对于帝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军事起家，自始即注重国防，又养兵百万的国家，偏偏在军事上无所作为。

同辽、夏作战的连续失利以及此后盟约的签订，加剧了宋朝的内向性格。而防范武人这一条祖宗家法，在宋室南渡初期曾因迫于形势不得不做了一些改变，韩世忠、岳飞等大将得以各专一方，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南渡的小朝廷在经过了数年仓皇之后，终于在东南半壁背海立国，站稳了脚跟。于是防范武人的家法重新祭起，岳飞难逃一死。文武之间的倾轧直到南宋的灭亡，朝廷的重文轻武甚至成了许多将领降元的借口。

养兵百万，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帝国政治、军事上的种种流弊，君臣上下并非不知，因此从仁宗开始，兴起了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革新运动——作者形象地称之为“帝国的拯救运动”。本书对改革运动的发展、变化以及运动的主体士大夫集团的分化做了很好的叙述与分析。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在“朋党”的攻击声中无疾而终，更为可悲的是王安石的变法在宋神宗、王安石之后竟然从最初的政见之争一变而为意气之争。“原则争辩一旦成为快意恩仇，人身迫害也就不可避免。一贯温和而讲究仁义的本朝政坛，意气纷纭之外，又从此沾染上了血腥之味。”到了徽宗和蔡京的时代，新法完全成为了党同伐异、消灭异己的工具。而王安石和他的新法直到南渡之后仍在为北宋的亡国背负骂名。

有学者曾有妙喻：“宋王朝的覆灭乃是出于‘自杀’而非‘他杀’。”对外战争的屡屡失败，改革运动的先后流产，权臣的相继出现，都或多或少与宋帝国防弊有余而进取不足的祖宗家法有关。但这决不意味着宋文化本身从其出现之初即天然包含着走向衰亡的因素。公正地说，中华帝国的宋代这届政府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做得都不坏，它杜绝了历史上很多变态政治的再现，催生了很多新生的经济文化事物。然而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或者文化，才是导致政权更替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存亡往往只取决于一场战争的胜负。谁又会预料得到会有一个更强大的蒙元政权的出现呢？在那个蒙古铁骑践踏欧亚的时代，南宋帝国早已经身不由己，它的陨落只是个时间问题。

因此，我也很难认同作者的如下论断：“在中国上历史，从没有哪一个王朝像大宋帝国那样，在一开始就弥漫着衰亡的气息，让人感到压抑、悲愤和失望。”新鲜、活泼的宋文明遭遇了原始、强悍的草原帝国的崛起，我们只能相信，人类历史的步伐并不总是直线前行。

类似的论断在本书中同作者那些精彩的叙述和剖析一样不难发现。文学性的描绘同历史性的判断须得有一种契合的方式方可相得益彰。

历史与文学的写作虽道不同，但他们却有可能在通俗历史作品的写作中达到相对完美的结合。然而这绝非易事。因为两者的结合不但不应该削弱任何一方的写作水准，而且还需要历史与文学上的双重评判标准。

真正能像某著作的广告词所说的那样，把历史写得比小说还好看，是一种境界。本书这两方面都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诗化的标题和文学化的描述之下所展现出的两宋兴亡史，别具一番魅力。作者更没有忘记自己的作品所应具有的史学关怀，而希望能具有史家的严肃和深刻。在行文中我们到处可见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独到的阐释和精彩的剖析。例如，王安石同他的新法的历史地位几经浮沉，近来更是有毁多誉少之势。作者在分析了新法的利弊后则明确指出，王安石的新法确实存在偏差，“偏差有时甚至会带来一时的灾难，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任何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而司马光上台后，“已经完全失去了旧日持正谨慎的面目，变得狂躁冲动，峻急严厉，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有生之年最后的事业。”对新法的废罢“谁也没有想到他会作得如此坚决，如此迅速，如此义无反顾。”司马光昔日的盟友如苏轼、范纯仁等人的反对也证明了作者分析不误。作者进而指出司马光如此做法的原因在于其报复心理，这真是诛心之论。出于一己的报复心理而使新法从政见之争激为意气之争，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又如作者对徽宗、蔡京以及高宗、秦桧这两对君臣契合的典型事例的分析亦不落俗套。蔡京、秦桧能够各自操持国柄数十年，主要的不在于他们的蛊惑和擅权，而是在于善于奉迎。“蔡京的需要其实就是徽宗天子的需要。”蔡京迎合了徽宗的个人趣味，而秦桧则迎合了高宗求和的心理，“假如高宗是一位好战的天子，秦桧一定也会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以雪耻兴复为己任的志士。”作者说出了这两对君臣遇和的秘密。宋代的祖宗家法是不允许出现独擅国柄的权相的，蔡京、秦桧的权力须臾离不开皇帝的支持，所以两位的擅权并不反映传统的君相之争。徽宗即使在禅位之前，皇权也从来没有旁落过。类似事例尚多，不能遍举。作者的许多分析未必都立论坚实，但独特的视角使其能想别人所未想，给人以启发，使读者感受阅读的快感，而这也正是个人读史的魅力所在。

不过本书读来个人感觉仍有两点稍嫌不足的地方。一是材料相对偏少；一是细部描写不够。一些本属通俗文学作品可以一展所长浓墨重彩描写的人物、故事，多被虚化为假定读者已经知道的知识背景而存在；相对的则是议论、抒情偏多。立足于较少的材料，而作过多的推演的，很容易流为自说自话。就文学而言，会影响到故事的丰满，就历史而言，会影响其立论的深刻，使一些感情色彩强烈的评论、剖析变为空洞的感慨。在著作的其他地方，我们也看到十数字的对话（故事情节）引发数十言的议论、感慨之处屡见不鲜。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相反，我想效果会更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