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网站设计欣赏:什么是犬儒主义？核心是什么？

犬儒主义的起源
把愤世嫉俗、行为乖张的人格行为称作“犬儒”源于古希腊。把“犬儒”奉为信仰并坚持一定的主张，持有一定的理想，实践一种生活方式则成了一种“主义”。
“犬儒主义”一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创立的，另一人物第欧根尼则因为住在木桶里的怪异行为而成为更有名的犬儒主义者。当时奉行这一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样的人”。至于这个称谓是不是肯定来源于此，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
另外一种说法是指安提斯泰尼经常到雅典的一个被人们叫做“快犬”的体育场去和人们谈话、辩论，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观点的最初的追随者队伍，因而被称作“犬儒派”。“犬儒主义”则由这一学派的观点理念和生活行为演化而来。
“犬儒主义”的称呼无论是怎样的由来，这一主义信奉者的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反正是挺歪的”。这些人的行为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无所顾忌，不知羞耻，无动于衷，粗俗无礼，虚荣自负，傲视一切，自我欣赏。他们不要家庭，不要子女，即使结婚，则夫妻同为犬儒，而且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行交合之事。犬儒主义诗人克拉底和女犬儒主义者喜帕契亚就是一对犬儒夫妇。他们藐视一切权威，谁都敢“损”谁都敢“讽”。
照理讲，古希腊的文明是产生理性智者的环境，怎么会出现这么一类人物呢？综合来看，犬儒主义者或称犬儒派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现实产物，也是希腊城邦文化的叛逆。希腊的城邦制度的繁荣孕育了犬儒主义这个极端化的产儿，城邦制度的衰落催生了他。
希腊城邦制度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萌芽，到公元前6世纪时基本形成。城邦制度在古希腊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有的城邦如斯巴达保留了国王的职位，但也仅仅是形式而已，并无多少实权，国家大事仍由公民大会于公民选出的监察官、长老会来决定。公民是这个城邦的主人，城邦的政权掌握在作为公民的人们的手中。公民是政治动物，使潜在的政治家。只要有可能的闲暇，有兴趣。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城邦也会为他们的参与给与一定的公职津贴，作为生活的必需。在这样的城邦中，就公民的集体而言，其中只有被选举的管理者，而无世袭的专制君主与寄生的官僚，只有拥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利的公民，而无俯首听命的臣民。
也正是因为如此，城邦的公民制度也具有二重性，既把城邦看得高于一切，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同时又十分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事物的发展总会出现极端化，城邦制度也不例外。城邦制度在保证公民的个性发展的同时，公民的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张扬与发展也越来越走向了极端。各个城邦中充满了党派间的斗争，公民大会感情用事议而不决。城邦事务动荡不安，政客间相互攻击、斗争、诽谤甚至是谩骂。理想化的民主的弊端暴露了出来，人类幼年时期的理想受到了挑战。这种弊端和挑战在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几乎到达了极点。人们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再惨败和苏格拉底的受害及柏拉图的出走西西里等事件中，感受到了这种弊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对人们心灵的冲击，简单的理想主义的民主和公民权利受到了怀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特立独行的人，把反叛城邦制度的理想民主以极端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且认为使众多愚蠢的人的愚蠢念头把社会、城邦搞糟了，他们行为上以怪异和反常的行为向现有的秩序、制度、观念、习俗挑战，精神上则躲进个人的心灵深处寻求宁静和快乐。犬儒主义作为这股向社会发起抗议的力量的代表，也就自然的产生了。因此说，为公民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的城邦制度是犬儒主义出现并走向极端化的温床。
回顾人类的历史，每一种新生的事物的出现都意味着对传统的东西的挑战甚至是亵渎，每一种传统的主流地位的丧失都意味着像僵尸样被逐进垃圾场

犬儒主义（Cynicism）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
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这派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使人想起老庄哲学，想起某些魏晋名士）。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住在瓮里），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于狄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狄奥根尼确实愤世嫉俗，他曾经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犬儒派们发表宏论，竭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比美好，甚至把人们正常的感情也讥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的犬儒派就说：“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难道就有任何理由应该不顾仍然还在活着的我自己，并且不再照顾我的财产了么？”（这使人想起庄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超脱到了这一步，未免就有些矫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还是这位德勒斯，某富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唠叨不满。”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金钱本是无所谓的东西，我若拒绝你的馈赠，倒显得我把金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钱又表示感谢，那也是把金钱看重了，当回事了。因此，正确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给，我就若无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这种态度看上去很洒脱，但好象又有些无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问题在于，金钱本来是重要的东西，不是不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在生活中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所以，在坚持更高价值的前提下看轻金钱是高尚的；没有更高的追求却又摆出轻视金钱的姿态就不是高尚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无功受禄，正常人总会感觉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德勒斯以不把金钱当回事为理由而若无其事地收下别人的馈赠，会给人以不知廉耻之感。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不难想象，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狄奥根尼坚持真善，揭穿伪善，这种批评精神被后来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称嘲讽者吕西安的犬儒派以揭穿伪善的名义，压根否认世间存在有真善。在吕西安笔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过是大傻瓜而已。按照这派人的看法，世间之人只有两种，要么伪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词后来的含义就是把人们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归结为纯粹的自私自利。不错，犬儒派既嘲讽有权有势者，也嘲讽无权无势者，但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后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观上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这样，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之后才变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
说来颇具讽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坚持内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视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可是到后来，犬儒一词正好变成了它的反面：只认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认内在的德性与价值。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

⒉ 专制与犬儒

密尔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这使人联想起王夫之的话：“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在**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样，他们就变成了犬儒。当然，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广义地讲，它们都可以归入犬儒主义。
按照欧文·豪的分析：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于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义。
我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和恐怖之后常常还发生过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后才会出现普遍的犬儒主义。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后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

⒊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俄国人》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象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犬儒主义的起源
把愤世嫉俗、行为乖张的人格行为称作“犬儒”源于古希腊。把“犬儒”奉为信仰并坚持一定的主张，持有一定的理想，实践一种生活方式则成了一种“主义”。
“犬儒主义”一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创立的，另一人物第欧根尼则因为住在木桶里的怪异行为而成为更有名的犬儒主义者。当时奉行这一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样的人”。至于这个称谓是不是肯定来源于此，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
另外一种说法是指安提斯泰尼经常到雅典的一个被人们叫做“快犬”的体育场去和人们谈话、辩论，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观点的最初的追随者队伍，因而被称作“犬儒派”。“犬儒主义”则由这一学派的观点理念和生活行为演化而来。
“犬儒主义”的称呼无论是怎样的由来，这一主义信奉者的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反正是挺歪的”。这些人的行为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无所顾忌，不知羞耻，无动于衷，粗俗无礼，虚荣自负，傲视一切，自我欣赏。他们不要家庭，不要子女，即使结婚，则夫妻同为犬儒，而且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行交合之事。犬儒主义诗人克拉底和女犬儒主义者喜帕契亚就是一对犬儒夫妇。他们藐视一切权威，谁都敢“损”谁都敢“讽”。
照理讲，古希腊的文明是产生理性智者的环境，怎么会出现这么一类人物呢？综合来看，犬儒主义者或称犬儒派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现实产物，也是希腊城邦文化的叛逆。希腊的城邦制度的繁荣孕育了犬儒主义这个极端化的产儿，城邦制度的衰落催生了他。
希腊城邦制度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萌芽，到公元前6世纪时基本形成。城邦制度在古希腊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有的城邦如斯巴达保留了国王的职位，但也仅仅是形式而已，并无多少实权，国家大事仍由公民大会于公民选出的监察官、长老会来决定。公民是这个城邦的主人，城邦的政权掌握在作为公民的人们的手中。公民是政治动物，使潜在的政治家。只要有可能的闲暇，有兴趣。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城邦也会为他们的参与给与一定的公职津贴，作为生活的必需。在这样的城邦中，就公民的集体而言，其中只有被选举的管理者，而无世袭的专制君主与寄生的官僚，只有拥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利的公民，而无俯首听命的臣民。
也正是因为如此，城邦的公民制度也具有二重性，既把城邦看得高于一切，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同时又十分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事物的发展总会出现极端化，城邦制度也不例外。城邦制度在保证公民的个性发展的同时，公民的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张扬与发展也越来越走向了极端。各个城邦中充满了党派间的斗争，公民大会感情用事议而不决。城邦事务动荡不安，政客间相互攻击、斗争、诽谤甚至是谩骂。理想化的民主的弊端暴露了出来，人类幼年时期的理想受到了挑战。这种弊端和挑战在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几乎到达了极点。人们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再惨败和苏格拉底的受害及柏拉图的出走西西里等事件中，感受到了这种弊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对人们心灵的冲击，简单的理想主义的民主和公民权利受到了怀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特立独行的人，把反叛城邦制度的理想民主以极端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且认为使众多愚蠢的人的愚蠢念头把社会、城邦搞糟了，他们行为上以怪异和反常的行为向现有的秩序、制度、观念、习俗挑战，精神上则躲进个人的心灵深处寻求宁静和快乐。犬儒主义作为这股向社会发起抗议的力量的代表，也就自然的产生了。因此说，为公民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的城邦制度是犬儒主义出现并走向极端化的温床。
回顾人类的历史，每一种新生的事物的出现都意味着对传统的东西的挑战甚至是亵渎，每一种传统的主流地位的丧失都意味着像僵尸样被逐进垃圾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