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电子杂志推荐:大众传播与通俗文化？？

通俗文艺书评作为促进通俗读物普及和大众文化传播的功臣之一，曾在大众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学术界对通俗文艺书评的研究，一般都着眼于对其做文学艺术上的审美观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和漠视了它在大众文化传播领域的价值。
　　通俗读物普及与大众文化传播是一个必然的递进过程。小说之类的通俗读物与各种通俗文艺书评在发展市民文化，催生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曾经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主角。大众文化传播时代，是由近代印刷术开启，由市民文化循序渐进演化而来，以刊刻印刷书籍在社会民众中广泛流传，文化知识得到广泛普及为主要标志。西方传播学研究通常将大众文化传播分为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认为大众文化的诞生以近代印刷术即古登堡发明印刷机，大批量印刷曾经只被极少数人拥有的“圣经”为大众文化传播的开端。从我国通俗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虽然我国早在“宋代，雕版印刷进入黄金时期，官私坊刻比比皆是，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华民族读书刻书的良好风气。”①但是，市民文化的真正兴盛却是明清小说戏曲普遍存在，通俗小说等通俗文艺作品进入市民大众生活之后。坊刻印刷的通俗读物作为市民文化崛起的表征开启了大众文化时代的前奏。在以市民文化为核心的大众文化传播的初级阶段，书籍尤其是通俗读物，承担了社会的基础性文教娱乐和通俗文化传播的任务。对于小说等通俗读物，“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于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②通俗文化的发展正是通俗读物的刊刻与传播互相作用的结果，不但屡禁不绝，甚至发展到“小说演义，家弦户诵”的程度。这些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分不开的。我国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区域经济的高度发展为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崛起提供了条件。不仅明末清初有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泰半以上是江浙人士。明清易代之际，江浙的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也逐渐取代了福建建阳作为通俗读物刊刻传播中心的地位。有诗言“奸贾竞牟利，各各争雕镌。此事江南盛，此风吴会繁……”③说的就是江南市镇成为通俗小说刊刻与传播中心地带的情形。文化积淀和经济增长促进了通俗读物文学性与刊刻水准的提高，著名小说评点家金圣叹、毛氏父子等也因缘际会产生于江南城市苏州。
　　文艺书评本身就是信息载体，提供的是一种对书籍内容与价值进行分析，面向读者大众的信息。书评的对象是能称之为“书”的系统文字，也就是文本。因此有通俗文艺读本才可能有通俗文艺书评。因此，通俗文艺书评不能脱离通俗文艺文本单独存在，对于文本有相当的依附性。书评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可以说古已有之。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对典籍进行阐释的笺注疏正。我国古代文化元典十三经中的《尔雅》，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注释书。“依经立意”为典籍做传的文字，都可以说是广义的书评。在唐宋以来以诗、文为主的封建正统文学领域，文学批点可谓不绝如屡，但主要都是文人圈子内的小范围传播，读者群非常有限。而通俗读物的“评点”，其实早期就是疏正笺注在通俗文学领域的改造运用。只不过它存在的基础必须依赖于大众传播媒介（印刷品）的支持，如我国明清时期雕版印刷的完善，木活字印刷的启用，双色和多色套印技术的发展等。其自诞生起，就蕴涵着一种交流的意图，更多地考虑普通读者受众的阅读理解。金圣叹等人极具思想性和号召力的小说评点，对于感染教化读者，普及通俗文学，提高一般人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能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评点”在今日众多的通俗文艺批评形式和手段中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甚至有趋于消亡的势头，但是它在书评史上为大众文化启蒙所起的巨大作用和价值仍然不可抹煞。因此，解释经典目的和评述诗事本末的那些类似书评的东西，与近代意义上为正式出版作宣传，追求有效地推广介绍文艺书籍为目的的通俗文艺书评，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近现代通俗文艺书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印刷媒介充分发展，通俗读物普及成为社会现实后的伴生物。《大众文化语境中的书评研究》一文甚至认为“文学介入生活的第一步就是借助大众传媒通过书评的形式开始它的接受过程”，“书评是现代社会附着于大众传媒而诞生的一种文本形式。……书评决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现代社会文化工业生产中的一个环节。”④。
　　的确，通俗文艺书评的大批量出现并非书籍自身流传过程中的必然衍生物，而是随着通俗文化以及印刷媒介发展等社会条件的形成而产生的。它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这样一种变化，即所谓的“从那些傲慢的‘短评’和‘鉴赏’进化为为广大有洞察力的读者所写的具有知识性、可读性的评论”⑤。如果理解不发生偏差，这段话应该算得上对书评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过渡的精确描述。通俗文艺书评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依附文本的序跋以及章节字句的具体评点，也可以是报刊发表的评论文章，更可以是一种依赖其他传播媒介的各种评说。通俗文艺书评的基本职能是介绍宣传通俗读物，指导阅读欣赏。然而通俗文艺书评不仅仅是推销特殊商品“书”的特殊广告，它既有商业广告效应方面的要求，也有较高层次的文学性和理论性方面的要求，就是探讨创作方法和研究作品思想，进行理论批评和归纳总结。我国传统文艺书评在原文本上直接针对文艺作品作出评价评论，往往以简洁语言评煌煌巨制，体例虽小，其中却涵盖着揭示精神主旨、沟通受众认知、介绍典故知识、总结创作理论等诸多内容。其与文学文本相辅相成，甚至修正改定文学文本，对通俗文艺作品的传播和创作均发生影响，催生了通俗文学领域的杰构佳作出现，如清初小说评点就对《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创作影响至巨。通俗文艺书评是印刷时代推动小说之类通俗读物市场化最得力最有效的传播促销必要手段之一。在当代，通俗文艺书评的主要目的是推荐时尚新书，辅助读者阅读，通过对通俗文艺作品评价推荐介绍，来引起较多人的关注，甚至引发争议，从而提高小说的知名度。从笔者自身的阅读经历来看，对很多当代小说的购买欲望，都是看到了相关的书评介绍后，激发起了阅读兴趣产生的行为。事实上，许多知名著作如果没有评论家的参与，或许只能永远藏之名山，不能传诸后世。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古典小说“四大奇书”之类作品，如果没有清初评点文人的评点改定，很难说能够再续今日之辉煌。
　　在我们的通俗文化历史进程中，作为书评种类之一的小说评点，是极具有中国特色的通俗文艺书评形式，与小说等通俗读物的市场化几乎是相伴而行的。明清小说的兴盛，与文人、书商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广分不开，代表着市民文化的兴起，是大众文化的先声。笔者目力所及的大多数明清小说都被冠以了《新镌绣像批评XX小说》的名目。袁无涯刻本《水浒传》卷首“发凡”云：“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就是对小说评点作用的充分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大众传播媒介不是很发达，唯一的手段就是通过书籍的剞劂付梓来促进通俗文化的流通，因此评点者自身的名气就是最好的广告招徕。对通俗文学有兴趣的著名文人才子都被书坊主广泛敦请或伪托为小说的评点者以扩大书刊的影响，如以陈继儒、钟惺、袁宏道、李卓吾、金圣叹等知名文人的评点相号召都是通俗书刊市场促销屡试不爽的利器。清徐谦桂宫梯卷四引劝诫类钞中对金圣叹评点《水浒》、《西厢》的看法云：“此种邪书，一经才子品评，其描写愈工，其声价愈重，其流传愈广，其陷溺愈深。”虽是劝惩之言，却也是评点文字之于通俗文化传播产生极大促进作用的最佳反证。小说评点曾经是市民文化普及过程中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几乎畅销小说皆有评点，即便是一些质量和格调不高的小说，尽管书中只有寥寥数字甚至终篇不见一字一句评点文字，书名也要以评点相招徕。这就形成了小说评点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就是有其名无其评。虽然小说评点这种通俗文艺的书评形式在中国近现代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但是其影响力仍然不绝如缕，当今的文化市场上，类似评点鲁迅小说，金庸武侠小说评点本等读本仍然在不断推出。
　　印刷产业发展到工业化时代，报刊上的书评专栏和书评版面成为通俗文艺书评的主角，这些简短的书评、书讯，可以极其方便快捷地传达书刊出版以及内容信息。1815年8月第一份由外国人创办的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在马六甲出版，内容中没有新闻专栏，却包括了书评。清末民初通俗读物的传播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报刊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等文学作品的传播速度，扩大了读者面。报刊的小说连载和通俗书评等方式逐步取代了传统小说评点的地位，成为推广介绍书籍和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工具。报刊书评可以以单篇文字的形式在报刊上独立存在，因此更灵活、更独立，比附着在原书上以注释、指点、阐发为旨归的评点文字有了更强的广告宣传性。这标志着通俗文艺书评形式的转向。民国时期，连篇累牍地登载消遣性小说的报纸文艺副刊可以被看作市民文化的代表，具有了印刷时代大众文化传播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个时期有影响力的大报一般都开辟有书评栏目。如《申报》的文学副刊“自由谈”早期开设有“小说丛论”等；《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登载了大量书评文章。特别是30年代，对书评很感兴趣的萧乾大胆地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开辟“书评”专栏，将这个专栏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并培养了常风那样专写“书评”的批评家⑥。西方的主流报刊则历来就有登载文艺书评的传统，而将其发扬光大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则是《纽约时报》于1896年开创的专版栏目“纽约时报书评”。它自开办以来便久盛不衰，持续存在了100多年的时间。这个栏目对西方近现代很多文艺作品进行了推荐介绍，推出了层出不穷的作家和佳作，影响力遍及全世界。其作为西方报界的经典名牌栏目被称为出版社和书迷的“圣经”。
　　在我国大众文化和出版事业日益繁荣的今天，报刊书评仍然在文化舞台上唱着主角，直接对读者大众的阅读需要发生作用。我国每年推出的新书有数万种，其中绝大部分是通俗文艺读物，面对如此众多的出版物，人们如何选择通俗文艺作品，如何找到符合个人口味的读物，如何进行文化消费，就只能借助和依赖大众传播媒介对大众文化的传播来实现。应这种现实需求而生，三联书店于1979年创办了第一份关于书评的杂志《读书》。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创办了全国第二份书评刊物《书林》。其后相继创办的书评专刊和书评类期刊还有《博览群书》、《中国图书评论》等。专门的书评报纸则有《文汇读书周报》、《书刊导报》、《中华读书报》等，而具有类似性质的报刊更是难以详尽。同时，几乎任何大城市的文学类报刊和主流报刊，甚至包括一些商报、娱乐报也都或多或少地辟有书评、读书专栏。这些文艺书评以不同的评论方式和存在形态，在引导大众文化消费市场，提高大众文化欣赏水平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在电子媒介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体，信息资讯呈几何级态势增长的今天，大众文化传播变得更为稠密更为立体，真正实现了社会性文化成果的集体共享。在此背景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信息符号的各种文艺书评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简短、迅捷、内涵丰富的优势，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传递多元化的文化信息。通俗文艺书评的载体也迅速由传统的书籍报刊向各种电子媒介、网络媒介渗透和转移。广播电视栏目方面，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河北电视台的《读书》栏目都曾得到观众的喜爱和好评。其它一些广播电视也在相继推出一些读书、书评节目。同样，网上的通俗文艺书评逐渐成为大众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网络写作就是通过网络上的众口评传，名声大噪之后，才得以通过正规途径正式出版发行。例如网络小说的成名作《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悟空传》等就是如此。上述现代传播手段与技术设备的广泛运用，使各种书评的信息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一些图书发行公司和文化机构已经通过网络开办了网上书店、文化信息平台，其中有不少提供图书的评介信息。如美国的AMAZON，对其网上提供的170万余种图书，除介绍每种书的详细出版信息外，大多数都附有书评，并且可以由网上用户参与书评，形成了能在网上查阅、撰写的书评，实现了书评信息共享，开发了书评信息资源利用的深度⑦。而以网上论坛、BBS等形式存在的民间化的网上文艺书评则每天都在以惊人的数量产生，时至今日其总量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天文数字。这种网上的自发文艺书评，作为大众文化的自行繁荣，不能不说是对传统书评文化的有益补充。但是这些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当然，任何文艺批评的文化价值的显现总是有个披沙见金的过程。尤其是通俗文艺书评家们作为以阅读指导、评论赏鉴为职责的文化先行者，只有肩负起对大众文化进行甄别、引导和细分的责任，才能推动大众文化的良性繁荣和全面提升。尽管本文对通俗文艺书评与大众文化传播关系的探讨是非常粗线条的，仍然期待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艺书评自身更趋成熟和完善，并不断扩大阵营。同时也希望拓宽研究者进行书评研究的视野，促使人们对它的社会作用和传播价值有更多的认识和关注
　　希望对你有帮助：）

书有

大众传播 mass communication
特定社会集团利用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大多数成员传送消息、知识的过程。这一定义仅指传播的单向过程，没有包括反馈。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大众传播将成为双向过程。1945年11月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科教文宪章中首先使用这个概念。
大众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关于发信者和受信者；传播过程和传播模式;传播机能和传播效果;传播的社会责任和体制；传播媒介的发展和社会作用及其与社会诸种关系的研究。其中关于大众传播社会作用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主要有：①赋予人物、事件和社会活动以某种社会地位。美国社会学家P.F.拉扎斯菲尔德和R.K.默顿在《大众传播，大众兴趣和有组织社会行为》(1949)一文中认为，大众传播可以使社会事件和人物等正当化，树立威信，得到显著地位；也可使之威信扫地，败下阵来。②社会控制中介作用。大众传播处于上层社会控制和广大成员之间的中介领域，能将某种公德和社会规范得到宣传和明朗化,广为人知,取得社会承认，使腐败现象受到舆论谴责。③模拟社会环境。W.李普曼在《舆论》（1922）一书中提出“拟态环境”概念，认为报纸给人们提供的消息和知识，即“头脑中的影像”能在人们生活中起到环境的作用。60年代末期以来，以电视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对生活的冲击和渗透作用，使人们又提出信息环境及其现代人性特点的变化问题。

胡适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于他提倡文学革命。用白话来代替文言，在胡适的构想中自始即是思想革命或“新文化运动”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所以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条便提出“言之有物”，而所谓“物”则包括二事：一日情感，二曰思想。他显然认为只有新的白话文体才能表达 20世纪的新情感和新思想。提倡白话自然便不得不尊《水湖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为“文学正宗”，这就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地位上来了。陈独秀完全了解胡适此文的命意所在。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一段话以“伦理道德革命”始，以“通俗的社会文学”终，不但把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联系了起来，也把通俗文化代替传统上层文化的意思表露得十分明显。

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无疑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1919年5月4日的爱国运动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罢课、商人罢业和工人罢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新文化运动”是靠什么社会力量支持的。城市知识分子、商人和工人在全国人日中虽然所占的比例极小，但是他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是积极、主动的分子。当时的大众传播工具只有报章杂志。白话文运动获得成功以后，新思想、新观念便能够通过报章杂志而直接传播给广大的城市读者群了。所以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虽出于历史的偶然，但以结果而论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种发展。陈独秀解释文学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说：

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通之等若在十三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这番话虽嫌说得过于简单，但就指出社会背景这一点而言，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为什么在美国留学生圈内几乎完全得不到支持，而在国内却立刻获得巨大而热烈的反响呢？这岂不恰好说明大多数在美国的留学生已脱离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而国内的学者则生活在社会变动之中吗？胡适由于“知国内情形最悉”，因此才对时代的脉动有敏锐的感应，这正是过人之处。

但是问题尚不止此。改革中国语文以普及教育，自清末以来早已不断有人在提倡；而白话或俗话的报纸也早已在各地出现。为什么必须要等到五四前夕白话文运动才能成功呢？胡适在1922年，曾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解答。他说：

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

胡适答案中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分别不仅根据清末王照、劳乃宣的文字，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经验。他十六岁时（1906）在《竞业旬报》上所发表的许多“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白话文字大概也都是写给“他们”看的。但他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已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正由于这一改变他才毫不迟疑地要以白话文学来代替古典文学，使通俗文化有骎骎乎凌驾士大夫文化之上的趋势。这一全新的态度受到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阶层的广泛支持，自不在话下。另一方面，白话文学之所以激起当时守旧派的强烈反感也正是由于通俗文化的提倡直接威胁士大夫的上层文化的存在。1919年3月林纾给蔡元培的信说：

苦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云《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坷之《金陀苹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非不能为白话。

两种文化的冲突在这封信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林纾说，提倡“土语”，则“引车卖浆”的“稗贩”都可用为教授。这句话最可见他从士大夫的立场上担斥通俗文化的心理。他不能贬抑《水浒》、《红楼》，因此便只好推断其作者都是“博极群书之人”。这显然是把通俗文化纳入上层文化以缓和其威胁件的一种策略。但当时严复则采取另一种反应的方式。他在《与熊纯如书札》六十八说道：

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皮簧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遗弃周鼎，宝此唐匏，正无如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为春鸟秋虫，听其自呜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严复对中国上层文化具有坚强的信念，所以仍将《水湖》、《红楼》划在通俗文化之内，而以进化沦为支持其信念的最后根据。严、林两人的抵抗策略虽然有异，但是对通俗文化抱鄙薄的态度，则并无二致。由此对见、胡适思想的影响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层次，不是“西化”一同所能简单地概括得尽的，虽然取近代西方文化模式以改造中国传统的确代表了胡适思想的一个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