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网怎么升级:1997年，著名考古学家（）先生在莫角山遗址上说“古杭州也”，把莫角山遗址视为良渚文化的中心或首都。

答案是：B.苏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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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两位考古学界大家，苏秉琦和严文明，坐在大观山果园的一块坡地上进行了一段对话。

良渚遗址保护十年之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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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时间：2006-4-4

注重保护 营造和谐
良渚遗址保护十年经历的不平凡路

良渚遗址是我国和全世界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大遗址保护第一类第一号项目，省政府将其列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内容，杭州市将良渚遗址与浙大、西湖共视为城市的“金名片”，并在市第九次党代会上将“良渚遗址保护与开发”列入城市建设十大工程。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下，良渚遗址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作为遗址所在地的余杭区党委、政府对遗址保护工作更是不遗余力。199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浙政发〔1995〕133号文件批准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良渚遗址保护自此走上了依规划管理的道路。由于良渚遗址分布面积达近40平方公里，面大点多、遗存密集而有规律，如此大面积的遗址的保护工作是世界性的难题，而对于地处经济快速发展的良渚、瓶窑一带来说，要使这么大型的遗址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受破坏，更是一项极为困难而艰巨的任务。10年来，余杭区党委、政府以一种全新的视野不断在大遗址保护的道路上探索和前进，对良渚遗址既立足遗址本体的保护，又大力营造遗址与环境的和谐共存，以极大的决心、巨大的投入和付出，换来了良渚遗址的安全。2001年9月，省政府批准划定良渚、瓶窑两镇242平方公里区域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确立了“以保护为目的，以开发为手段，以适度开发实现真正保护”的工作思路，标志着一种全新的保护模式进入实践，由此拉开了良渚遗址保护崭新的一页。良渚遗址管委会成立后，与余杭区党委、政府一起，着力营造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和谐共处、遗址保护与有效利用的和谐并举。三大和谐关系的营造，集中体现了过去10年中良渚遗址保护所经历的不平凡道路，也为今后更长期的保护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和谐环境：使良渚遗址区成为一道充满田园野趣的美景

环境与遗址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恶劣环境促使遗址早日消逝，优良环境助推遗址永续流传。地处城市近郊经济快速发展区的良渚遗址，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经历过环境不断恶化的阵痛期，天目山余脉在屏障良渚遗址几千年后，在上个世纪末转化为石头经济资源，在致富一方的同时却造成了遗址区北侧的满目疮痍；自莫干山路延伸而出的104国道横贯遗址区，其繁忙的交通对号称“良渚文化紫禁城”的莫角山中心遗址形成极大的综合性污染；活动于遗址区内的3.6万农民和170余家企事业单位使遗址经年累月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扭转遗址区环境恶化趋势，营造与遗址保护要求相协调的环境，余杭区和良渚遗址管委会在10年中作出了持续不懈的努力。
整治石头经济，还青山以绿，还遗址以静
良渚遗址区北侧的天目山余脉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石材，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石矿开采业在当地兴盛，至90年代中后期达到极致，遗址区附近分布的石矿达30家，固定资产2000多万，单个石矿的年产量从几十万吨至数百万吨不等。石矿开采的噪声、粉尘污染以及对自然山体的破坏成为遗址环境的最大危害，离矿区最近的重要遗址瑶山遗址被周围的6家石矿包围，山上的茶叶也因粉尘污染而无人采摘，当地群众戏称家中的桌椅半天不擦即可当黑板写字作画，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北大教授严文明对这一景象后提出了严厉批评，指称这一地区已“炮声隆隆如战场”。批评声不仅来源于文物界，省、市和当地各级各界都逐渐认识到了问题的危害性和严重性，2000年6月，省政协常委会在考察良渚遗址后，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关于切实加强良渚文化遗址保护的再次建议案》，指出“关闭采石矿是保护良渚遗址的重要环节，早关闭多一份保护，晚关闭多一份损失。”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以及时任副省长鲁松庭等领导多次进行了现场调研、作出批示，余杭区也制定了分期分批实施关停的策略，明确政策，加快了石矿关停的工作步伐。在省、市的重视和支持下，2000年10月，瑶山遗址附近的6家石矿首先完成关停，至2002年10月底，遗址区附近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家石矿安溪石料一厂完成关停。在石矿关停期间，余杭区克服了种种困难，做通、做好矿主和就业人员的思想，既关石矿，也避免了由此引发的不稳定事件，为石矿关停投入的补偿经费、劳动力转移和安置经费等直接和间接费用达1亿余元。
石矿关停后，自2003年开始，良渚遗址管委会逐步实施对矿区的绿化整治，通过人为干预加快石矿的绿化进程，投入150余万元对各矿区实施治理。2003年1月，对石矿开采后裸露岩面的绿化整治工作首先在紧邻瑶山遗址的安溪果园石矿拉开序幕，该宕口裸露岩面达10000余平方米，坡度几近垂直于地面，岩面寸土不存，复绿难度极大。经过技术人员10个月的努力，这一宕口的复绿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原本素面朝天的岩体终于重新披上了绿装。如今，瑶山遗址前面的矿区经整治后已成为接近自然的绿色坡地，西侧的安溪果园石矿岩面也已被生意盎然的绿色覆盖。
关停石矿，使遗址区从“炮声”中归于宁静；整治矿区，使青山得还绿色，这两项工作成为良渚遗址保护历史上最值得浓抹重书的工作之一。
南移国道，搬迁企业，让“宫殿”重归肃穆
大观山果园，这座始建于建国初期，之后以盛产桃梨而为世人所熟知的土地，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曾经是良渚先民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虽然当年地面上的壮观建筑今日早已不复存在，但其保留于地面之下的遗迹，已成为良渚文化发展高峰的最为重要的证据，考古学家称之为莫角山遗址。1977年，两位考古学界大家，苏秉琦和严文明，坐在大观山果园的一块坡地上进行了一段对话。
“你说良渚这个遗址怎么样？”（苏）
“很大，但是一下子看不很清楚。”（严）
“我是说，它很重要。你看重要在什么地方？它在历史上应该占一个什么位置？”（苏）
“我看很像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假如良渚文化是一个国家，良渚遗址就应当是它的首都。”（严）
“你说得也对。”苏说，“我本来是想说良渚是古杭州。……杭州应该是从这里起步的，后来才逐渐向钱塘江口靠近，到西湖边就扎住了。把良渚比喻成首都，也有道理。……”（苏）
几十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来自良渚遗址的考古学材料对“良渚乃古杭州也”提供了佐证，不仅如此，严文明在之后进一步指出的“莫角山遗址上曾经矗立的恢宏建筑，很有可能就是我国最早的宫殿。”的论断，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同。
但是，这块我国最早的宫殿所在地，在沉静肃穆几千年后，在上个世纪里成为了被喧嚣包围的“孤岛”，104国道横穿莫角山遗址腹地，遗址周围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密集，一些企业把厂房直接建在了遗址上，繁忙的过境交通和企业生产使莫角山遗址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随着莫角山遗址重要性的不断显露，最大限度地降低人类活动的影响，保护好这段良渚文化时期最为重要的实物记忆，也成为当时余杭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一份长久期盼和牵挂。1996年11月28日，建于莫角山遗址上的余杭市长命印刷厂首先完成了外迁，余杭市政府为此投入300多万元资金，为莫角山遗址保护起好了头。但是，更艰巨的任务还摆在眼前，如何消除104国道大流量交通对遗址保护的影响，远比搬企几个企业难得多。转机出现在1997年，这一年的9月，为保护良渚遗址，省交通厅公路局主持对104国道彭公至祥符桥段改道工程可行性进行了会审，最后决定将国道南移，绕开良渚遗址区。至1999年2月23日，全长16公里的改建工程正式竣工通车，整个工程投入2.4亿元。根据测算，绕道改建工程比原路拓宽工程多投入1亿余元，从中折射出了各级政府保护良渚遗址的巨大决心。此事经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后，成为当地政府不遗余力保护古遗址的美谈。
2004年，某银行为主张债权，要求对位于莫角山遗址上的某企业实行拍卖，良渚遗址管委会闻风而动，对企业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取得余杭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出资380万元收购了该企业的土地及建筑，并在收购后对厂区进行了大规模建筑拆除、绿化整治，为莫角山遗址保护再添新色。
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谈及良渚遗址保护要达到的目标时，曾形象地作了个形容：野草丛生，野兔出没。经过余杭区和良渚遗址管委会的长期努力，良渚遗址已逐步摆脱工业化、城市化的威胁，众多遗址点散落于田间、地头、山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充满乡村田野气息。
但是，营造和谐的遗址环境自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不断取舍的过程。为了保护遗址及其环境风貌，多年来，余杭区不仅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而且舍弃了众多的发展项目，良渚遗址管委会在近期正着手加大引导力度，使遗址区内新建、改建农居与遗址保护要求相协调，这对当地群众的审美观也是一次大跨度的挑战和转变。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像良渚这样的遗址，究竟需要在多大范围内对环境进行控制。从纯保护的角度，范围越大越有利于遗址的长期生存，但地处杭州近郊、历史上已形成众多人口和建筑的地理区域以及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要求，又使一味求大的环境控制策略变得难以实现，过大的建设控制区域将使保护工作不仅面临巨大的投入压力，而且影响地方今后长期的发展，失去来自不易的群众理解，最终将使保护工作举步维艰。在大与小之间如何平衡和取舍，已成为良渚遗址保护中面临的一个极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