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座购物卡怎么办理:苏联为什么解体（详细）

史海钩沉：谁是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谁是罪魁祸首
http://news.sina.com.cn/cul/2004-12-06/1583.html
苏联解体的民心因素分析
http://www.xslx.com/htm/shgc/sjls/2005-03-15-18432.htm

苏联因为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使得经济本不是很好的苏联最后终于撑不住了。最突出的是：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说能拦截导弹，苏联为了与之抗衡，也积极研发新的技术，如多弹头导弹，苏联投入了非常大的经费，经济贫困到了极点，美国提出的计划但它并没真正的实行。

苏联的第三产业，轻工业都不发达，现在也是如此，它的工业发达。但工业与轻工，第三产业脱节，使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特别低，日用品等生活最基本的用品非常匮乏，包括衣服，吃饭，最基本的也无法满足，人民强烈不满，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好。

后来它的邦国纷纷解体。

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几种流行观点检讨

苏联解体已经十余年了，但围绕“苏联解体原因、教训”的争论在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停息，甚至存在截然对立的观点。这个问题的讨论仍不失现实意义，特别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后果仍在当今世界产生影响的时候。只有找到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才能真正汲取其教训，否则或者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或者是“缘木求鱼”。应如何看待当前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几种流行观点呢？

认为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是“苏共严重脱离群众”。这个说法没有时间概念，容易否定苏共70年历史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苏共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在苏联国旗降下之时群众也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这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但不能简单说“苏联解体是因为苏共脱离群众”。这里没有时间的概念，容易全盘否定苏共70年历史。

首先，多数俄罗斯民众现在已经为当时他们对国家解体“无动于衷”的行为表示了忏悔。据俄罗斯最近若干次的民意调查表明，高达70％以上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其次，笼统说“苏共脱离群众”不够准确。什么时期的苏共脱离群众？列宁时期，如果“苏共脱离群众”，能够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恰恰利用“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赢得了最广大群众，相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则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当然也不会是斯大林时期，那时没有苏共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够取得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当时苏共在执政为民方面确有不少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群关系，但从总体上看，苏共奉行的政策和苏联人民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

苏共真正丧失群众支持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苏共一系列的错误路线，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苏共的信任。最后造成国家的解体。

所以苏联解体的确有“苏共脱离了群众”的因素，但应说明这个因素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最为明显。

认为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是在意识形态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这种观点只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苏共垮台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论创新”这也是目前社会上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同样不能说这种观点不对，但似乎仅仅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苏共70年的思想领域内，既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面；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也有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往往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有时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至于什么时期什么倾向占上风，则要具体分析，绝非用“教条主义”一种表现就可以概括苏共全部思想特征，更不能把它说成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指导思想的最明显特征是背叛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最明显的证明。这一时期当然也有“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当然要吸收全人类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成果。但如果不假思索地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顶礼膜拜，甚至把其糟粕当成精华，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

当然，我们绝不应当低估教条主义在阻碍苏共思想创新方面的危害。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论上的僵化问题，始终没能有大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一步发展。但同样更应当清楚苏共垮台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认为苏共出现特权阶层和干部队伍腐败导致苏联解体。这种观点值得重视，但对特权阶层、苏共党内的腐败等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解读

首先应当肯定这个观点有正确和值得重视的一面。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

但这个特权阶层怎么和苏联解体联系起来？有些问题还应当进一步搞清楚:

第一，什么是特权，哪些人属于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有多大？现在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特权阶层人数约为50－60万。俄语“特权阶层”这个词，原意是“名称汇录”，有的译成“官阶名录”，有的干脆意译为“特权阶层”。但由什么人组成？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尚未有人对此做出准确论述。

1998年笔者在访问俄罗斯国家现代档案馆时，副馆长萨哈罗夫曾亲自给笔者展示了这本所谓“特权阶层”的名单，里面大体包含了一定级别的国家机关官员、大工厂负责人、著名集体农庄主席、大学校长、名教授等等。说他们有特权，是这些人工资和一般群众拉开了一定档次，甚至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如当时苏共领导人，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月工资是800卢布，而全国普通职工月平均工资约200卢布。尽管差距不大，这些领导人享有其他待遇则非用货币可以衡量，如收受的礼品、各地的别墅等等。也必须看到这些特权对损害苏共形象的严重影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些是不合理的特权，哪些是必要的差别？把差别说成“特权”，可能不够准确。所以不能把凡是上了“名录”的人都算成“特权阶层”。

真正的“特权阶层”，是指那些利用职权“以权谋私”的人。他们有多少人？占所谓“特权阶层”50－60万人的比例多大？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这方面材料。当然，不能低估这些人在败坏苏共威信、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的作用。但也不能仅仅用“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来阐明其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如果我们连“特权阶层”有多少人都不清楚，又怎么估计他们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第二，实际上，在苏联社会的分配体制中，一方面确有分配不公问题，如“特权阶层”，但更主要的弊端是“大锅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区别不大，甚至是脑体倒挂。1985年，工业部门中工人和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之比为100∶110；农业为100∶135；建筑业则倒过来，为100∶98。可以看出的确全国各个工种之间、在各种领域工作的人之间工资差别不大。

所以，对这个命题的正确解读应当是:首先一定要看到苏共党内的腐败、乃至特权阶层产生这个弊端的严重性，它激起群众的严重不满，对苏联解体有着深层次影响；同时，这个特权阶层到底有多少人？苏共党内的腐败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区分分配体制中必要的“差别”与“特权”之间的界限，不能把合理的工资、待遇等差别当作特权。

任何事物从产生之日起，按照对立统一规律，自身一直存在肯定和否定两面。苏共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自身某些弊端的积累(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教条主义、特权阶层、脱离群众……)也日益严重，其中每一种弊端的发展都足以致命、否定自己。但如果说“这些弊端是导致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则略嫌简单。因为同时苏共自身还存在“肯定”的一面。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仍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并不是某个社会在某个时期存在弊端就一定灭亡，人有重病一定会死。前俄罗斯联邦部长米哈伊诺夫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当时的社会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这里的关键，是看其领导人在制定大政方针时如何发扬成绩、纠正时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对于一九九一年发生在苏联的那场剧变，许多研究者都试图作出合理的解释。本文的作者沙赫赖，系前俄罗斯副总理，曾亲身经历了一九九一年的那场事件，并作为叶利钦的法律顾问参加了别洛韦日协定的谈判和起草。他的表述对我们了解和研究那场事件，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联解体被忽略的三个西方关于苏联解体的主流观点有两种：一是，苏联经济体制在长时期的运行中被证明是
不可行的。80年代经济内在的矛盾导致经济崩溃，别无选择，只有建立资本主义；二是
，在政治上，一旦戈尔巴乔夫实行言论自由、自由选举，苏联人民就利用新获得的权利
，废除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这种主流观点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大国作了长
时间的尝试后，失败了。我花了1991-1996年6年的时间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这期间，
我与前苏联的高级官员、政治家、企业家会过面。对20年代以来，直到解体的苏联作了
研究。我的研究证明，西方的这些主流观点与事实不符。

关于苏联经济崩溃的原因说。1928-1975年，苏联经历了快速增长的时期，从农业社
会转向工业社会。据西方估计，1928-1940年，苏联年均增长5.8%，这在当时是非常快的
速度。1950年，苏联实现了工业化，直到1975年，一直比美国的发展速度快，这期间苏
联的年平均增长率是4.8%，而美国只有3.3%，这可是西方的数据呵。同期，东欧也比西
欧快。1975年后，比以前差一些了，放慢了，技术进步放慢了，这时的增长率比美国低
，但仍然有1.9%或1.8%的增长率，没有出现负增长，不能叫做经济崩溃。这时的消费水
平比生产增长还快。这时叶利钦就使计划经济解体。因此，从1990年开始就出现了经济
绝对下降。1991年计划经济不再起作用。叶利钦不向中央纳税。苏联的计划经济不是由
于自身的原因而崩溃，而是由叶利钦从政治上解除的。苏联解体后，经济才崩溃。

再看西方的第二个主流观点，即政治上的原因。苏联曾搞过许多民意测验。民意测
验表明，赞成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20%，1991年5月进行的、由美国操作的最大的一次民
意测验，在苏联的欧洲部分进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
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这
恰恰是叶利钦在1992年以后建立的。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
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投票中，大多数也是赞成保留的。

我对苏联解体的解释是，苏共上层精英，分别进行了讨论，以决定其意识形态。他
们当中，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76.7%赞成资本主义
的社会形态；取其他态度的占1.4%。这就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层的
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与黑社会、富翁、城市知识分子的一部
分结盟。他们结成联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

这个联盟产生的过程，我写的书中详细谈了这个问题。1975-85年，产生了巨大的压
力，要求改革。由于这种压力，戈尔巴乔夫上台。戈尔巴乔夫的目的是对社会主义进行
改革，使其民主化。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相信，苏联的民主化，分权的改革，引进有限的
市场因素，以为这样就可以克服苏联的停滞。但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效果却是意想不
到的。大利益集团之间产生了权力斗争。首先是言论自由，共产党不再控制大众传媒。
1990年出现了新的民主制度，即新的苏维埃制度，原苏共中央的权力下放了。开始了关
系到苏联未来方向的政治斗争。大致上有三种立场：继续改革，使社会民主化；回到改
革前的苏联社会主义；完全抛弃社会主义，代之以资本主义。第三种立场的出现，出乎
戈尔巴乔夫的意料。谁也没有意料到党的精英集团的变化。叶利钦成为亲资本主义的领
袖。叶利钦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苏联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戈尔巴乔
夫控制苏联，叶利钦控制俄罗斯。俄罗斯当时没有法律基础，法律、军队都没有。1990
-1991年，上层接受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这与各社会集体在苏联时期发生的变化有关系
。80年代，10万人组成的高级集团已经与以前不同了。这个模糊集团，是非常实用主义
和物质主义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他们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相信，只
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其中，只有极少数相信社会主义。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
方向时，他们就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
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
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
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
后代。这可以解释他们观点的迅速变化。这就能够把戈尔巴乔夫排斥到一边，使叶利钦
得到权力。具体的办法涉及许多细节，煤矿罢工，媒体的争夺，苏联周边民族主义情绪
。叶利钦就是利用这些夺取了政权，让戈尔巴乔夫留在那里，无能为力。

这种亲资本主义的力量主要在俄罗斯共和国。他们意识到，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
获得巨大的权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
这是正确的。我研究了苏联的高级官员，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
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柯尔科夫斯基，我93年采访他时，他描写了他在80年代曾是共青团
领导人时，怎样利用国家的资金，建设他自己的私人银行。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建立
资本主义。

劳动人民得到社会主义的好处，但并未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没有行动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的经验。当精英们把苏联解体时
，他们不能组织抵抗。

叶利钦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他从不谈建立资本主义，仅仅谈民主、改革、市场改
革等。直到他离开总统职位时，也没有谈要建立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叶利钦领导集
团的其他成员则更加直截了当，盖达尔在进行资本主义革命方面是诚实的。他成为第一
任总理。

苏联解体的教训。按照西方的说法，苏联解体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巨大错误，计划经
济不可行，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的结论不同。苏联的
解体，既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它只是证明，这个制
度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时比资本主义优越，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更多的公
正。这是被苏联的早期历史所证明了的。

苏联解体证明：由一些精英掌权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最终认识到，维
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
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也适用于解释东
欧的剧变。这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行。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
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我这里并不是指实行资
本主义民主制度。但社会主义必须掌握自下而上产生的原则，而不应该掌握在上层。这
样，社会主义才能维持下去。

社会主义是通过革命产生的。在一个时期内，权力掌握在上层，以巩固革命。但这
就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带来一个问题：习惯于行使权力的党转变成民主的党是困难的。但
只要老一代革命者掌权，还不存在问题。当老一代过世，新一代上台时，这就成为问题
了。新的领导集团，没有旧社会受压迫和追求社会进步的历程。因此，其本身就有转向
资本主义的倾向。
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了三种情况：第一是宪法条文中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的权利；第二是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依赖性没能经受住沉重危机的考验；第三是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自治化过程。

如今关于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的原因的著述颇多，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苏联宪法条文中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的权利，它就像一颗延时爆炸的地雷休眠了几十年；第二个原因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分发作的“依赖性”这一“信息病毒”，没能经受住沉重危机的考验，加盟共和国开始后悔向邻居施舍面包而以求自保。在第比利斯和维尔纽斯，人们都在说“为莫斯科干够了”，在乌拉尔有人要求不再“养活”中亚共和国。第三个原因是所谓的自治化过程。到90年代初“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中央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削弱，权力开始向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流失”。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治领袖地位的角逐中，苏联第一任总统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他只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而非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因此，其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要低于任何一位加盟共和国总统。

为了削弱俄罗斯和叶利钦的势力，戈尔巴乔夫方面提出了将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单位提升到加盟共和国的地位。1990年4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相应的法律，启动了“自治化”机制。其结果是俄罗斯联邦的版图像块带着许多大窟窿的奶酪，俄罗斯也因此失去了51％的领土及其全部战略资源和近2000万人口。

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为了维护共和国的完整，于1990年6月12日以压倒多数(903票赞成，13票反对和9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这份声明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俄罗斯联邦要脱离苏联，相反，俄罗斯联邦明确宣布准备继续成为更新后联盟的组成部分。

也许很少人会记得，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共和国的党组织。伊万·波洛兹科夫和盖纳济·久加诺夫在党遭到批判的时刻成立了俄罗斯联邦***，以此同联盟的领导层相对抗，从而对苏联***的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为了解除戈尔巴乔夫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务，苏共反对派和党的机关筹备在1991年9月召开非常的苏共代表大会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向加盟共和国领袖寻求支持，许诺彻底地扩大他们的权限并加紧准备于1991年8月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为了抢在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之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著名的“8·19”事变。

由于1991年8月19日至21日事件，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5日辞去总书记职务，并呼吁苏共中央“做出艰难的然而又是诚实的决定——自行解散”。从1991年8月22日至11月6日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和作为全联盟组织的苏共都停止了活动。

统一的国家随着苏共组织的垮台而轰然瓦解也是很自然的。1991年8月决定脱离苏联(虽然没有遵守法定程序)的有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摩尔达维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爱沙尼亚，9月，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也决定独立。再早些时候，1990年和1991年春天立陶宛、拉脱维亚、格鲁吉亚已决定脱离苏联。这样，到1991年12月除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外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已经事实上脱离了苏联。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的全民公决为这一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在这次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乌克兰公民支持乌克兰宣布独立。

美国前总统乔治·卡特总统的助理布热津斯基多次指出，在苏联解体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美国战略家们对乌克兰的影响。“正是乌克兰的行动，包括1991年12月它宣布独立，它在别洛韦日森林关于应该用更自由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代替苏联的重要谈判中表现坚决，尤其是出乎意料地类似政变式地指挥驻扎在乌克兰领土上的苏联军队，阻止了独联体成为比较联邦化的苏联新名称。乌克兰的政治独立震惊了莫斯科，并且成为榜样，虽然起初其它苏维埃共和国还没有把握，但后来纷纷效仿了。”(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8年)

别洛韦日协定签署的真相

1991年12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脑聚集在一起，商讨建立独联体的事宜。他们要求专家按照联合体的模式准备文件，然后送到只有他们三人所在的房间。协议签署后，他们分别给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知了苏联的死亡和独联体的诞生。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脑签署协议，正式确认了苏联的已成现实的终结。

起先还有人希望能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众所周知，叶利钦当时甚至不但说过“联盟永存”，而且还于1991年8月17日草签了联盟条约草案并计划于8月19日正式签字，然而乌克兰总统甚至不愿听到“联盟”这个词，最后找到了“联合体”这一形式作为各国在同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方式。

关于签署协议，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莫斯科代表带着准备好的文本来到维斯库里，事实上，不但没有任何文本，甚至没有电脑和软盘。手稿是用电子打字机打出来的，并用电传机将它复制成三份。

总统们要求专家按联合体模式准备文件。总的思路是明确的，但重要的是要为它找到必要的法律形式。当1922年苏联建立时的四个创始国中的三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聚集在维斯库里时一切都迎刃而解了。第四个创始国是南高加索联邦，它只存在到1936年。而所有的前南高加索联邦的成员都已经退出了联盟。显然，四个缔造者中的三个有权讨论联盟的命运。

结果诞生了协定的文本。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创始国确认自己建立的苏联死亡的事实；第二部分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以创始国的身份)宣布建立新的联合体——独立国家联合体。

当经过协商的文本初稿准备完毕时，有人用电传机将它复印了三份，并穿过走廊送到只有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三人呆着的房间。这时他们身边既没有任何专家也没有顾问。从总统们那里退回的文件上带着一些问题、批注和建议。文件又经过修改、复制，这样反复几次，还是没能得出结论。

于是他们决定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尔丹·纳扎尔巴耶夫联系，并请他紧急赶来。得到这位有威望的领袖的支持很重要。但是，纳扎尔巴耶夫尽管收到了邀请却没有来，而是留在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官邸。据说，戈尔巴乔夫当时许诺让他担任苏联总理的职务，此外，两位总统都拒绝相信苏联气数已尽。

没有等到纳扎尔巴耶夫，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关于建立独联体的协定。协定签署后他们决定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

接线员好久才找到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而白宫倒是一拨就通了。结果谈话同时进行：叶利钦和布什通话，舒什克维奇和戈尔巴乔夫通话。戈尔巴乔夫得知发生的事情后立即求助于军队，但是军人们没有响应。这不禁让人联想到191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历史，当时沙皇从最高统帅的大本营向军队求助，但军队一致要求他下台。

作为这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我记得俄罗斯代表团是带着矛盾的心情从明斯克回到莫斯科的。一方面，大家都明白已经成功地避免了局势向“南斯拉夫化”发展，即一国各地区之间发生的流血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大家都感觉到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和恐慌。

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最高苏维埃事实上一致批准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从法律程序上为苏联解体画上了句号。很快，除波罗的海国家和格鲁吉亚以外的其他共和国都加入了独联体。

1991年12月25－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确认了联盟解体的事实，并表决通过停止联盟国家权力机关职权的事宜。
谁是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谁是罪魁祸首
一九九一年，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
，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一系列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战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庞大的苏联党政军特系统，并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结局为什么是历史之必然，在苏联解体这一历史过程中应当获得什么启示？

谁是罪魁祸首?
苏联正式的政治演变起自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而是国内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则是指经济改革。
一种很典型的说法指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如果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这两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许多西方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十分了解苏联体制的根本弱点，但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曾料到，一个昔日集权、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彻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没有要垮台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个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二十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二十世纪，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九十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纪。令许多苏联问题专家感到惭愧的是，他们过去几十年悉心研究苏联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理论，都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维持不下去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主导者。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戈尔巴乔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十年过去了，现在西方关于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历史、经济学、社会各个领域的学者，各有各的观察角度，其解释也各有千秋。

结束冷战却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
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一九八九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
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堆积如山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在“苦头”和“甜头”之间的两难选择
八十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
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推行经济改革其实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给苏联民众带来“苦头”。
社会主义国家或迟或早都得搞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经济更有魅力，人们可以在两个制度里任意挑一个更喜欢的，或者可以像点菜那样，从两种经济制度里选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东西。其实，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

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

对于一九九一年发生在苏联的那场剧变，许多研究者都试图作出合理的解释。本文的作者沙赫赖，系前俄罗斯副总理，曾亲身经历了一九九一年的那场事件，并作为叶利钦的法律顾问参加了别洛韦日协定的谈判和起草。他的表述对我们了解和研究那场事件，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联解体被忽略的三个西方关于苏联解体的主流观点有两种：一是，苏联经济体制在长时期的运行中被证明是
不可行的。80年代经济内在的矛盾导致经济崩溃，别无选择，只有建立资本主义；二是
，在政治上，一旦戈尔巴乔夫实行言论自由、自由选举，苏联人民就利用新获得的权利
，废除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这种主流观点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大国作了长
时间的尝试后，失败了。我花了1991-1996年6年的时间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这期间，
我与前苏联的高级官员、政治家、企业家会过面。对20年代以来，直到解体的苏联作了
研究。我的研究证明，西方的这些主流观点与事实不符。

关于苏联经济崩溃的原因说。1928-1975年，苏联经历了快速增长的时期，从农业社
会转向工业社会。据西方估计，1928-1940年，苏联年均增长5.8%，这在当时是非常快的
速度。1950年，苏联实现了工业化，直到1975年，一直比美国的发展速度快，这期间苏
联的年平均增长率是4.8%，而美国只有3.3%，这可是西方的数据呵。同期，东欧也比西
欧快。1975年后，比以前差一些了，放慢了，技术进步放慢了，这时的增长率比美国低
，但仍然有1.9%或1.8%的增长率，没有出现负增长，不能叫做经济崩溃。这时的消费水
平比生产增长还快。这时叶利钦就使计划经济解体。因此，从1990年开始就出现了经济
绝对下降。1991年计划经济不再起作用。叶利钦不向中央纳税。苏联的计划经济不是由
于自身的原因而崩溃，而是由叶利钦从政治上解除的。苏联解体后，经济才崩溃。

再看西方的第二个主流观点，即政治上的原因。苏联曾搞过许多民意测验。民意测
验表明，赞成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20%，1991年5月进行的、由美国操作的最大的一次民
意测验，在苏联的欧洲部分进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
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这
恰恰是叶利钦在1992年以后建立的。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
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投票中，大多数也是赞成保留的。

我对苏联解体的解释是，苏共上层精英，分别进行了讨论，以决定其意识形态。他
们当中，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76.7%赞成资本主义
的社会形态；取其他态度的占1.4%。这就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层的
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与黑社会、富翁、城市知识分子的一部
分结盟。他们结成联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

这个联盟产生的过程，我写的书中详细谈了这个问题。1975-85年，产生了巨大的压
力，要求改革。由于这种压力，戈尔巴乔夫上台。戈尔巴乔夫的目的是对社会主义进行
改革，使其民主化。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相信，苏联的民主化，分权的改革，引进有限的
市场因素，以为这样就可以克服苏联的停滞。但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效果却是意想不
到的。大利益集团之间产生了权力斗争。首先是言论自由，共产党不再控制大众传媒。
1990年出现了新的民主制度，即新的苏维埃制度，原苏共中央的权力下放了。开始了关
系到苏联未来方向的政治斗争。大致上有三种立场：继续改革，使社会民主化；回到改
革前的苏联社会主义；完全抛弃社会主义，代之以资本主义。第三种立场的出现，出乎
戈尔巴乔夫的意料。谁也没有意料到党的精英集团的变化。叶利钦成为亲资本主义的领
袖。叶利钦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苏联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戈尔巴乔
夫控制苏联，叶利钦控制俄罗斯。俄罗斯当时没有法律基础，法律、军队都没有。1990
-1991年，上层接受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这与各社会集体在苏联时期发生的变化有关系
。80年代，10万人组成的高级集团已经与以前不同了。这个模糊集团，是非常实用主义
和物质主义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他们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相信，只
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其中，只有极少数相信社会主义。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
方向时，他们就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
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
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
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
后代。这可以解释他们观点的迅速变化。这就能够把戈尔巴乔夫排斥到一边，使叶利钦
得到权力。具体的办法涉及许多细节，煤矿罢工，媒体的争夺，苏联周边民族主义情绪
。叶利钦就是利用这些夺取了政权，让戈尔巴乔夫留在那里，无能为力。

这种亲资本主义的力量主要在俄罗斯共和国。他们意识到，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
获得巨大的权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
这是正确的。我研究了苏联的高级官员，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
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柯尔科夫斯基，我93年采访他时，他描写了他在80年代曾是共青团
领导人时，怎样利用国家的资金，建设他自己的私人银行。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建立
资本主义。

劳动人民得到社会主义的好处，但并未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没有行动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的经验。当精英们把苏联解体时
，他们不能组织抵抗。

叶利钦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他从不谈建立资本主义，仅仅谈民主、改革、市场改
革等。直到他离开总统职位时，也没有谈要建立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叶利钦领导集
团的其他成员则更加直截了当，盖达尔在进行资本主义革命方面是诚实的。他成为第一
任总理。

苏联解体的教训。按照西方的说法，苏联解体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巨大错误，计划经
济不可行，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的结论不同。苏联的
解体，既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它只是证明，这个制
度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时比资本主义优越，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更多的公
正。这是被苏联的早期历史所证明了的。

苏联解体证明：由一些精英掌权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最终认识到，维
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
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也适用于解释东
欧的剧变。这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行。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
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我这里并不是指实行资
本主义民主制度。但社会主义必须掌握自下而上产生的原则，而不应该掌握在上层。这
样，社会主义才能维持下去。

社会主义是通过革命产生的。在一个时期内，权力掌握在上层，以巩固革命。但这
就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带来一个问题：习惯于行使权力的党转变成民主的党是困难的。但
只要老一代革命者掌权，还不存在问题。当老一代过世，新一代上台时，这就成为问题
了。新的领导集团，没有旧社会受压迫和追求社会进步的历程。因此，其本身就有转向
资本主义的倾向。
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了三种情况：第一是宪法条文中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的权利；第二是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依赖性没能经受住沉重危机的考验；第三是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自治化过程。

如今关于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的原因的著述颇多，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苏联宪法条文中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的权利，它就像一颗延时爆炸的地雷休眠了几十年；第二个原因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分发作的“依赖性”这一“信息病毒”，没能经受住沉重危机的考验，加盟共和国开始后悔向邻居施舍面包而以求自保。在第比利斯和维尔纽斯，人们都在说“为莫斯科干够了”，在乌拉尔有人要求不再“养活”中亚共和国。第三个原因是所谓的自治化过程。到90年代初“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中央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削弱，权力开始向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流失”。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治领袖地位的角逐中，苏联第一任总统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他只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而非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因此，其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要低于任何一位加盟共和国总统。

为了削弱俄罗斯和叶利钦的势力，戈尔巴乔夫方面提出了将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单位提升到加盟共和国的地位。1990年4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相应的法律，启动了“自治化”机制。其结果是俄罗斯联邦的版图像块带着许多大窟窿的奶酪，俄罗斯也因此失去了51％的领土及其全部战略资源和近2000万人口。

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为了维护共和国的完整，于1990年6月12日以压倒多数(903票赞成，13票反对和9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这份声明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俄罗斯联邦要脱离苏联，相反，俄罗斯联邦明确宣布准备继续成为更新后联盟的组成部分。

也许很少人会记得，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共和国的党组织。伊万·波洛兹科夫和盖纳济·久加诺夫在党遭到批判的时刻成立了俄罗斯联邦***，以此同联盟的领导层相对抗，从而对苏联***的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为了解除戈尔巴乔夫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务，苏共反对派和党的机关筹备在1991年9月召开非常的苏共代表大会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向加盟共和国领袖寻求支持，许诺彻底地扩大他们的权限并加紧准备于1991年8月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为了抢在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之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著名的“8·19”事变。

由于1991年8月19日至21日事件，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5日辞去总书记职务，并呼吁苏共中央“做出艰难的然而又是诚实的决定——自行解散”。从1991年8月22日至11月6日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和作为全联盟组织的苏共都停止了活动。

统一的国家随着苏共组织的垮台而轰然瓦解也是很自然的。1991年8月决定脱离苏联(虽然没有遵守法定程序)的有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摩尔达维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爱沙尼亚，9月，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也决定独立。再早些时候，1990年和1991年春天立陶宛、拉脱维亚、格鲁吉亚已决定脱离苏联。这样，到1991年12月除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外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已经事实上脱离了苏联。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的全民公决为这一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在这次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乌克兰公民支持乌克兰宣布独立。

美国前总统乔治·卡特总统的助理布热津斯基多次指出，在苏联解体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美国战略家们对乌克兰的影响。“正是乌克兰的行动，包括1991年12月它宣布独立，它在别洛韦日森林关于应该用更自由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代替苏联的重要谈判中表现坚决，尤其是出乎意料地类似政变式地指挥驻扎在乌克兰领土上的苏联军队，阻止了独联体成为比较联邦化的苏联新名称。乌克兰的政治独立震惊了莫斯科，并且成为榜样，虽然起初其它苏维埃共和国还没有把握，但后来纷纷效仿了。”(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8年)

别洛韦日协定签署的真相

1991年12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脑聚集在一起，商讨建立独联体的事宜。他们要求专家按照联合体的模式准备文件，然后送到只有他们三人所在的房间。协议签署后，他们分别给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知了苏联的死亡和独联体的诞生。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首脑签署协议，正式确认了苏联的已成现实的终结。

起先还有人希望能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众所周知，叶利钦当时甚至不但说过“联盟永存”，而且还于1991年8月17日草签了联盟条约草案并计划于8月19日正式签字，然而乌克兰总统甚至不愿听到“联盟”这个词，最后找到了“联合体”这一形式作为各国在同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方式。

关于签署协议，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莫斯科代表带着准备好的文本来到维斯库里，事实上，不但没有任何文本，甚至没有电脑和软盘。手稿是用电子打字机打出来的，并用电传机将它复制成三份。

总统们要求专家按联合体模式准备文件。总的思路是明确的，但重要的是要为它找到必要的法律形式。当1922年苏联建立时的四个创始国中的三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聚集在维斯库里时一切都迎刃而解了。第四个创始国是南高加索联邦，它只存在到1936年。而所有的前南高加索联邦的成员都已经退出了联盟。显然，四个缔造者中的三个有权讨论联盟的命运。

结果诞生了协定的文本。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创始国确认自己建立的苏联死亡的事实；第二部分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以创始国的身份)宣布建立新的联合体——独立国家联合体。

当经过协商的文本初稿准备完毕时，有人用电传机将它复印了三份，并穿过走廊送到只有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三人呆着的房间。这时他们身边既没有任何专家也没有顾问。从总统们那里退回的文件上带着一些问题、批注和建议。文件又经过修改、复制，这样反复几次，还是没能得出结论。

于是他们决定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尔丹·纳扎尔巴耶夫联系，并请他紧急赶来。得到这位有威望的领袖的支持很重要。但是，纳扎尔巴耶夫尽管收到了邀请却没有来，而是留在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官邸。据说，戈尔巴乔夫当时许诺让他担任苏联总理的职务，此外，两位总统都拒绝相信苏联气数已尽。

没有等到纳扎尔巴耶夫，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关于建立独联体的协定。协定签署后他们决定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

接线员好久才找到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而白宫倒是一拨就通了。结果谈话同时进行：叶利钦和布什通话，舒什克维奇和戈尔巴乔夫通话。戈尔巴乔夫得知发生的事情后立即求助于军队，但是军人们没有响应。这不禁让人联想到191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历史，当时沙皇从最高统帅的大本营向军队求助，但军队一致要求他下台。

作为这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我记得俄罗斯代表团是带着矛盾的心情从明斯克回到莫斯科的。一方面，大家都明白已经成功地避免了局势向“南斯拉夫化”发展，即一国各地区之间发生的流血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大家都感觉到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和恐慌。

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最高苏维埃事实上一致批准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从法律程序上为苏联解体画上了句号。很快，除波罗的海国家和格鲁吉亚以外的其他共和国都加入了独联体。

1991年12月25－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确认了联盟解体的事实，并表决通过停止联盟国家权力机关职权的事宜。
谁是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谁是罪魁祸首
一九九一年，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
，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一系列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战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庞大的苏联党政军特系统，并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结局为什么是历史之必然，在苏联解体这一历史过程中应当获得什么启示？

谁是罪魁祸首?
苏联正式的政治演变起自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而是国内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则是指经济改革。
一种很典型的说法指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如果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这两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许多西方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十分了解苏联体制的根本弱点，但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曾料到，一个昔日集权、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彻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没有要垮台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个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二十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二十世纪，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九十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纪。令许多苏联问题专家感到惭愧的是，他们过去几十年悉心研究苏联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理论，都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维持不下去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主导者。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戈尔巴乔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十年过去了，现在西方关于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历史、经济学、社会各个领域的学者，各有各的观察角度，其解释也各有千秋。

结束冷战却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
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一九八九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
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堆积如山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在“苦头”和“甜头”之间的两难选择
八十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
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推行经济改革其实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给苏联民众带来“苦头”。
社会主义国家或迟或早都得搞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经济更有魅力，人们可以在两个制度里任意挑一个更喜欢的，或者可以像点菜那样，从两种经济制度里选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