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的爱劲舞团手游:周培源的资料

培源教授是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我国科技界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为捍卫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人民外交家，也是一位大力推进科学技术普及的热心倡导者。生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今年8月28日是周培源教授诞辰100周年，本报特请与有过多年交往的中国科协普及工作部原部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首席顾问章道义先生撰写此文，缅怀周培源为创立、发展、捍卫和复兴我国的科技团体，开拓和发展国内外的科技交流事业，促进科学技术在我国的传播与普及等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周培源自1950年以北京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全国科联组织部部长以来，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代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曾担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国际科学家联合会理事及世界科协副主席等职，是一位活跃在国内外科技舞台多年，为兴办我国的科技团体，发展我国科教事业尽心尽力服务的中国科技界的卓越领导人。他在这方面的业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为冲破我国被孤立于国际学术组织之外的局面，积极地开拓和发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事业，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进展。

他自1955年起就作为中国科协的首席代表出席世界科协的历届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国科协主席、世界科协副主席李四光教授出席世界科协执行局会议；1959年就任世界科协名誉秘书；1962年当选为世界科协副主席；1963年，为打破当时美苏对中国的孤立政策，开展国际交流，向世界介绍我国的科技成就，党中央和国务院支持中国科协建立”世界科协北京中心”，并以该中心的名义在1964年和1966年先后举行了”北京科学讨论会”与”暑期物理讨论会”。

1986年6月在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培源（左）与继任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亲切交谈。

前者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周老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历时11天，宣读学术论文299篇，交流了与会各国科学研究的成果和经验，探讨了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促进各国间科技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聂荣臻、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林枫、杨尚昆、叶剑英、郭沫若、包尔汉、张治中接见了全体代表。陈毅、聂荣臻、郭沫若、李四光在全体代表集会上讲了话。对四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学界的团结与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会议期间，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主席还就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专门约周老和于光远去毛主席卧室谈了两个小时，讨论了许多有关自然辩证法等认识论问题。

后者有上述四大洲的33个国家和1个地区的144位物理学家参加，周老再次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会议收到并交流了99篇学术论文，涉及物理学的诸多领域，分别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并在基本粒子、原子核物理和固体物理等方面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解释了一些新的实验现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贺龙、薄一波、陶铸、聂荣臻、叶剑英、林枫、刘宁一、郭沫若、杨明杆、程潜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为增进四大洲科学家之间的友谊，促进与会各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时，”文化大革命”业已开始，不久整个科协工作被迫陷于瘫痪。但在十年动乱中惟一可以中国科协副主席身份参与国家和有关方面外事活动的仅只周老一人。因此，他也就成为中国科协的惟一代表和外国科技界与中国科协联系的惟一通道。特别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封锁孤立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产，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和青年学生争相访华。到了北京的客人无不参观北大。周老的外事工作成倍地增加，有时一天就要接待几起客人。据他三女儿周如玲记述：”据我记忆，从1972年以来，父亲以北大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参加接待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里根等国家首脑。接待过英国外长霍姆、联邦德国外长谢尔等来自美、欧、亚、非、澳、中东、拉丁美洲等30多个国家的部长、议长、洲长；接待过十几个世界著名的新闻通讯社、报社的董事长、社长和主编；接待过20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40多个来自世界各大洲的的著名大学的校长和科学院院长；还接待过日本从政府官员到青年学生各阶层的代表团，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教授、学生，特别是华裔学者更是数不胜数。--仅北京大学一处的不完全统计，1972年一年中，北大就接待了300多批来自5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共2500多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父亲当时的工作量。”

1975年9月，周老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美，受到美国科技界的热烈欢迎。美国总统福特亲自会见了周老。

1978年4月25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活动

1978年9月，周老率友好代表团访日，参观了日本各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并受到日本首相福田的接见。9月29日返回北京，10月6日，就又率中国教育代表团访美，谈判互派留学生问题，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友好的接待，许多学校领导人不约而同地表示愿意接纳中国留学生和研究生，并接受周老的建议，双方派出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可用访问学者的名义，从而排除了当时中国学者还未评审学衔的障碍，达成了在”1978～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学习费用由派出一方支付，但对于可能提供的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等口头谅解。中美正式建议后，邓小平同志率团访美，在1979年1月31日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这一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的一部分加以签署，从而载入中美史册。

改革开放后，周老的出访就更加频繁。他多次以不同身份率团访问美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希腊、英国、新加坡、丹麦、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或参加学术会议，或考察访问并做学术报告，或进行双边会谈，签定合作协议。从1979年到1988年，每年少则一两次，多则三五次。接待的外国客人更是数不胜数，为我国科教界走向世界、广交朋友和登上国际科技舞台，打开了一扇扇大门。

为创立、发展、捍卫和复兴我国的科技团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周培源是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力学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并分别担任这两个学会理事长和副理事长，与物理学会副理事长钱三强、力学会理事长钱学森等共同主持这两个学会的会务长达30多年，为推进这两门学科的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付出了许多心血。更为可贵的是，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待人诚恳，与学会秘书长和专职干部都相处得十分融洽，只要学会有事找他，无论事情大小，他都从不拒绝；每届学术年会他都以普通会员身份提交一篇学术论文；当社会上极”左”思潮泛滥，一些人视学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力主取消时，他都挺身而出，据理反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科协和学会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大本营，”牛鬼蛇神”的俱乐部，从上到下地给”砸烂”了。也就在这最为艰难的岁月里，因国家开展人民外交的需要，惟一可以中国科协副主席身份出面接待外宾的周老，给科协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周总理说，科协不是撤消单位，还要开展工作。”这是周总理在接见英国前国防大臣的外事活动时说的，从而促使有关领导方面于1973年春在中国科学院内设立了一个”科协办公室”，从原”三科”（科委、科协、科学院）干部中抽调了一名部级干部、两名局级干部、七名处、科级干部组成。

但由于”四人帮”及其爪牙要砸烂科协、学会--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袭领地”，不准恢复。这个办公室刚刚组建，就又被迫停止工作。对我们这些刚过不惑之年，还能有作为的人来说，困守在一间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真是度日如年。在这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岁月里，周老多次到科协办公室看望大家，勉励大家要有信心。他说，科技团体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科技，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是人们凭空想出来的。搞社会主义怎能不要科技团体呢？他每次代表科协、学会出访归来，总要到科学院一楼28号去看看，给我们讲述一些国际会议情况。他多次表示，科协和学会的国际活动，一家要有国内的工作做基础，只用个牌子对外是不行的。他的态度和关怀，不仅给我们送来了温暖，还使我们增强了信心和力量。我们深深感到，关心科协和学会命运的决不仅仅是我们这几个专职工作人员，还有许许多多的著名科学家和数以百万计的科技工作者，周老就是他们的代表。在那极”左”路线的压制下，他们不便说话，说了也没有人听，但是大家的心是相通的。我们守卫的是一个社会需要、国家需要、人类未来需要的科学家之家，一面团结、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大旗。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一切被颠倒了的将被重新颠倒过来，但由于当时”左”的一套说法还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有关领导方面仍在按”既定方针”办事。我们要求恢复科协和学会的呼声如泥牛入海。在这种情况下，周老不再沉默，在上述的那次大型报告会上，他庄严指出：”科协和学会是发展我国科技事业不可缺少的组织。多年来，它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我国科学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应当继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立即摘掉'四人帮'一伙强加给它们的莫须有罪名，恢复科协和学会的活动。”听众群情激昂，报以热烈的掌声。之后，他又与钱学森共商恢复科协和学会的大计，积极支持科协和学会开展活动，并与高老士其、沈老其益等一起不断地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意见，促使科协和学会比其他群众团体更早的得到恢复，并很快地走向了全面复兴。

热心倡导并积极参与、支持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普及活动。

早在五十年代，周老就应邀为一些报刊写稿，宣传介绍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等物理知识，并担任了全国职工科普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以后他虽然分管外事工作，致力于国际科技交流和世界和平事业，但仍然关心、支持我国的科普事业。特别是他担当起全面复兴科协和学会的光荣使命之后，不仅率先倡导和推动多项科普工作，而且亲自参与其中的一些重大活动，使我们的科普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77年8月，他率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主持”科学家、劳动模范与首都中学生的大型谈话会”，语重心长地勉励中学生们要用功读书，刻苦学习，”为攀登科技高峰打好基础，为建设四个现代化贡献聪明才智”，并提出了”祖国在期待你们，人民在期待你们”的热切期望。数、理、化学家和劳动模范们分别谈了学好数理化等科学文化知识的意义和方法。高士其同志还专为这次谈话写了一首诗，题为《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在会上朗诵。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和当时的教育部长、北京市委书记等有关方面领导同志和全体科学家出度了最后一次谈话会，并来到青少年中间，青少年们纷纷上前和他们热情握手，请他们签名留念。首都各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头版和新闻联播节目中做了长篇报道。有的还发表了短评。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闻记录片。这一切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几天时间，我们就收到了上千封的群众来信，一致赞扬这个谈话会开得好，开得及时，讲出了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话，使人们从思想上打破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读书无用论”的枷锁。教师敢教了，学生肯学了，家长也就放心了。此后，有19个省市也相继举办了这样的活动。这次谈话会的讲稿编成《科学家谈数理化》一书，出版后发行159万多册。随后，周老又亲自参加中国科协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有6000名科学家和12000名青少年科技爱好者参加的春节联欢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进一步在青少年中掀起了科学热。

1978年3月30日，周老代表中国科协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做了题为《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发言。他就科协和学会的主要工作讲了四点意见，其中有两点都是关于加强科普工作的。即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做出贡献和积极开展青少年科学技术活动，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这几点意见成为一个时期科协和学会工作的主要指导方针。

1979年，《科普创作》创刊，他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主办的这家杂志撰写了”迎接科普创作的春天”一文，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文教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繁荣科普创作的行列中来，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战略任务作出更多的贡献！此后，他又多次出席中国科协和中国科普作协主办的优秀科普作品发奖大会和中国科协每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农村科普工作会议，鼓励科教文工作者积极参与科普活动。

1981年，中央批准由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联合成立”全国青少年科技活动领导小组”。周老亲自兼任了这个小组的组长，满腔热情地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曾多次兴致勃勃地亲自参与一些学会、地方和基层组织举办的青少年科技竞赛、表演和观测活动。每一次都是聚精会神地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专注，并不时地向孩子们提出一些问题。当得到满意的回答或看到精彩之处时，常为孩子们的激情和机智所感染，激动得兴奋不已，连连称赞道：”后生可畏！后生可畏！”1986年，中国科协”三大”之后，周老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科协主席，并辞退了大部分科协职务，但这个领导小组组长却一直保留着。可见他对我国青少年一代的成长，是多么的关心、爱护和寄予殷切的希望。

1985年，周老和他的两个妹妹将他们在宜兴芳桥乡后村的祖居--26间600多平方米房屋，无偿赠送家乡人民作为科普文化活动场所，并把自己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金作为添置部分设施之用。在宜兴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县科协的具体操办下，周老的这所祖居已在1987年建成为具有”十室二厅”的村科普文化活动站，再一次体现了他对科普工作和家乡人民的赤诚之心。

1985年，周老又和他的夫人王蒂澄将他们夫妇多年来省吃俭用收藏的100多幅十分珍贵的古代字画，全部无偿捐赠给他的家乡无锡市博物馆。为此，国家发给他俩一笔巨额奖金，他们二老又将这笔奖金分赠给他们工作和学习过的大、中、小学，作为科学与教育奖励基金。周老的无私奉献精神，真是完全、彻底，为世人和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1993年11月24日，这位为发展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奋斗了近70个春秋，并为维护世界和平战斗了近半个世纪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溘然长逝，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周培源先生简介

周培源先生1902年8月28日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市，1993年11月24日在北京逝世。周培源先生1924年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毕业后即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1926年春获学士学位，同年底获硕士学位。1928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完成博士学业。其后，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和瑞士苏黎士高等工业学校继续进行量子力学研究，完成了博士后的训练。1929年秋，受聘于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最年轻的教授。

周培源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他教授生涯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国际知名科学家。1947年到1952年周先生除担任物理系教授外，还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至1981年周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周培源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的科学成就，一是表现在力学研究领域中，于40年代提出了用逐级近似法解决湍流方程不封闭的难题，他是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80年代末期，他又提出了用逐级迭代法解决湍流方程不封闭的新方法。二是在相对论的研究中，30年代，他已是知名相对论专家，并曾参加由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教授主持的相对论研讨班，亲聆爱因斯坦先生教诲。在晚年，他又提出了谐和条件应当作为严格的物理条件与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同时并用的理论，还亲自设计了试验，实验结果对澄清广义相对论理解上的混乱有极大的帮助。周培源先生在湍流和相对论研究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为世人瞩目。周培源先生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当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等等重要职务。他常年往来于世界各国之间，积极支持开展国际间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合作与交流，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倡导世界和平这一伟大事业，他是中国科学家最早一位参与世界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国际科学与和平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有“和平老人”的美誉。周培源先生将毕生无私的奉献给了全人类的科学、教育、人民外交以及和平事业。他以其正派、诚恳、正直和忠厚著称，他也因此而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和尊敬

　　周培源，著名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主要从事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标有关”的重要论点。培养了几代知名的力学家和物理学家。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中，一贯重视基础理论，同时关怀和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在组织领导我国的学术界活动、推进国内外交流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今属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周文伯是清朝秀才。母亲冯瑛生有一子三女，周培源排行第二。
　　1919年，他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学习期间，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表了论文《三等分角法二则》，受到当时数学教授郑之蕃的赞许。1924年，他由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同年秋天，由于他成绩优秀，被清华学校派送去美国继续完成大学课程，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二年级学习。周培源于1926年春、夏两季分别获学士和硕士学位。
　　1927年，周培源入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他先从师贝德曼，后改从E．T．贝尔做相对论方面的研究，次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得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
　　1928年秋，他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在W．K．海森伯（Heisenberg）教授领导下工作；1929年，又赴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在S．泡利（Pauli）教授领导下从事量子力学研究。同年回国，被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以下简称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年仅27岁。
　　1932年，周培源与王蒂澄女士结婚，生有四个女儿。王蒂澄退休前，一直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书。
　　1936年至1937年，根据清华大学休假规定，周培源再赴美国，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其间他参加了A．爱因斯坦（Einstein）教授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并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美国国内急需科技人员，周培源一家刚入境，就收到移民局的正式邀请，给予全家永久居留权，周培源对此一笑了之。1937年，他假满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7月底，平津沦陷；8月，侵华日军开进了清华园。周培源受校长梅贻奇之托，安排学校南迁，曾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在这期间，他抱着科学家应为反战服务，以科学拯救祖国危亡的志向，毅然转向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
　　1943年至1946年，周培源再次利用休假赴美国。他先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从事湍流理论研究，随后参加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海军军工试验站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的战事科学研究。
　　1945年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鱼雷空投入水研究组的大部分人员被美国海军部留用，成立海军军工试验站，周培源也被应邀留下。由于该试验站是美国政府的研究机构，应聘人员要有美国国籍。当时，周培源明确提出：不做美国公民，只担任临时性职务；次年即离美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去欧洲参加国际会议。在美国有关方面接受了上述这些条件后，他在美国继续工作不到一年，于1946年7月离职去欧洲参加牛顿诞生300周年纪念会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他还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并被这次大会以及会后新成立的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选为理事。
　　1946年10月，周培源由欧洲重返美国，并于1947年2月与夫人携三个女儿全家返回上海。1947年4月回到北平（今北京），继续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培源除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外，还兼任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周培源转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此后还相继担任过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副书记。1981年因年事已高，周培源主动辞去了校长职务。
　　1952年，他在北京大学领导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即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此外，他还领导建造了北京大学直径2．25米的三元低速风洞。
　　1958年，周培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培源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兼任过许多重要的社会职务：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曾任数理化学部的常务委员；1978至1981年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8至1986年间，先后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代主席、主席，现为名誉主席；1951至1982年间，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现为名誉理事长；1957至1986年间，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名誉理事长；自1954年以来，先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第五届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第五届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第四届全国常委会委员和第五至第七届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波兰友好协会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九三学社主席等。
　　由于周培源在科学研究、教学和社会活动中取得的成就，他受到国内外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尊敬。1980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80年和1985年，他曾两次获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奖。

周培源，著名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主要从事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标有关”的重要论点。培养了几代知名的力学家和物理学家。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中，一贯重视基础理论，同时关怀和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在组织领导我国的学术界活动、推进国内外交流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今属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周文伯是清朝秀才。母亲冯瑛生有一子三女，周培源排行第二。
1919年，他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学习期间，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表了论文《三等分角法二则》，受到当时数学教授郑之蕃的赞许。1924年，他由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同年秋天，由于他成绩优秀，被清华学校派送去美国继续完成大学课程，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二年级学习。周培源于1926年春、夏两季分别获学士和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