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种小动物作文450字:闻一多的性格特征是什么

闻一多的性格特征是：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大无畏,视死如归。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 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他和当时许多诗书传世封建家庭里的孩子一样，从小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但受维新思潮影响，思想比较开放，因此在北京清华学校刚刚建立的第二年，即1912年冬，就送13岁的闻一多报考了这所留美预备学校。

　　清华学校是美国用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专门进行留美前期教育的学校。它的学制为8年，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二年级或三年级。因此，清华学校无论是教学还是课外活动，均实行美国教育制度。清华学校采取淘汰制，大约一半人中途被淘汰，能在清华读满8年就不容易了。而闻一多由于入校时英文跟不上，自动留级一年；1921年毕业时又因参加学生运动受到留级一年的处分。这样，他就在这所学校生活了整整十年，这在清华学生中大概只有他一个。

　　1919年，闻一多和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一起，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他被选为全校学生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的成员，分工负责文书工作，参与起草了许多文件，其中包括清华在这次运动中的最早实录——《清华学生代表团开会记录》。这年7月，他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会议期间，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讲演。

　　五四运动也是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时的闻一多受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观点影响，相信文化改造可以提高民众的素质。为此，他与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等，联合发起了研究具形艺术的团体“美司斯”，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生命底艺化”进行社会改良。他的新诗创作，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第一部新诗集《红烛》，大部分作品便写于此时。

　　1921年6月，闻一多正要参加毕业放洋前的最后一次考试之际，北京城里爆发的国立八校教师索薪斗争，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北京学联宣布罢课以示声援。清华是学联成员，也宣布举行“同情罢考”。然而，清华当局决定大考如期举行，声称不参加者以自动退学论处。在这次关系到个人前途的斗争中，闻一多与罗隆基、何浩若、吴泽霖、萨本栋等28人（大约占毕业生的三分之一）拒绝走入考场，结果被取消学籍。后来，董事会中的美国人觉得这对于美国损失太大，才把处分该为留级一年。

　　1922年8月，闻一多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当时，许多清华毕业生都选择了实业，而他却选择了对将来生活不能说确有保障的西洋美术，目的就是实践他那“生命艺化”的抱负。1923年，他转学到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1924年，又到了纽约艺术学院。

　　在美国，明显的国力反差加强了他的爱国情绪，赴美之初写下的《孤雁》、《太阳吟》、《忆菊》等诗篇，都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题。1924年秋，他还和罗隆基、何浩若、吴景超、潘光旦、吴文藻、梁实秋等清华留美学生发起了一个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其宗旨是“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以谋取中华人民的政治自由发展、经济自由抉择、文化自由演进。

　　闻一多不是政治家，但他相信中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而且“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在这种“文化的国家主义”推动下，他不仅创作了《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洗衣歌》等反帝爱国诗歌，还参加了传播中国文化的戏剧编演工作。1924年年底，他和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共同排练的中文古装剧《杨贵妃》在纽约正式演出，这是中国戏剧第一次登上美国舞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波士顿的梁实秋、谢冰心、顾毓秀等，正是受此启发，才演出了另一出中文古装剧《琵琶记》。这两次演出，在美国掀起了一次传播中国文化的小高潮。受这些成功的鼓舞，闻一多决心投入中国戏剧的振兴事业，于是在他与赵太侔、熊佛西、余上沅、梁实秋、顾毓秀、林徽音、梁思成等成立“中华戏剧改进社”之后不久，便于1925年5月抱着从戏剧改革入手改良中华文化的目的，提前两年回国了。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国戏剧界重要活动家的赵太侔、余上沅。

　　回国后，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筹备创建，闻一多被聘为教务长，赵太侔、余上沅也被聘为教授。在他们三人的多方奔走努力下，艺专终于增添了戏剧系。中国著名戏剧家洪深说：艺专戏剧系的建立，是中国“视为卑鄙不堪之戏剧与国家教育机关发生关系之第一朝”。

　　不过，闻一多最不能忘怀的还是诗歌。1926年4月，他与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以《晨报·诗镌》为阵地开展新诗格律化试验。给闻一多带来众多称赞，也带来不少批评的《死水》，就发表在这个副刊上。而他总结的新诗创作“三美”理论，也是这时公开提出来的。

　　1926年，北洋政府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造成民国以来北京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大迁移。这年秋天，闻一多离开北京，到上海吴淞政治大学担任训导长。1927年初，他一度到武昌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艺术股股长。当时，南下的朋友除了清华校友胡适、梁实秋、潘光旦、饶孟侃、余上沅、张嘉铸等外，还有徐志摩、叶公超、丁西林、刘英士等，他们一起创办在中国文学史和政治史上很有名的“新月书店”。新月书店编辑出版的《新月月刊》在当时就颇有影响，闻一多是该刊最初的三位编辑之一。

　　1927年国民党举行“清党”之后，闻一多看到大批青年受到株连，心情十分压抑。在他的《心跳》、《荒村》等诗中，可以感受到对军阀混战的憎恶；在《发现》、《一句话》、《口供》、《你指着太阳起誓》等诗中，则表现了他的愤慨。这些现实性很强的作品，组成了他爱国诗歌创作的又一个新阶段。

　　也在1927年的秋天，国民政府实行教育改革，模仿法国成立大学区。在首都南京，将一些大学合并，建立了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不久改为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闻一多被聘为外国文学系主任。1928年夏，武汉大学筹备成立，闻一多受桑梓之情的感召，就任了武汉大学文学院长。1930年夏，青岛大学创建，他又被聘为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2年，青岛大学发生学潮，矛头对准闻一多和图书馆长梁实秋，闻一多一气之下离开青岛大学，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闻一多的定位是：诗人、学者、斗士。这种评价，即可以说是他的三种不同身份，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三个阶段。如果说“新月”以前，是他的诗人阶段，那么从武汉大学开始，便进入了学者阶段。

　　在武汉大学，由于教学需要，闻一多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方面。回到清华后，他的研究触角已广涉上古文学、金文考古、诗经、楚辞、周易、诸子百家、乐府、唐代文学等诸多领域。他有旧学功底，又了解西方治学方法，因此他在学术研究上走的完全是一条新路。他一方面重视考据，一方面用文化人类学方法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从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的《楚辞校补》出版后，第二年就获得了教育部学术二等奖。郭沫若评价闻一多时说，他的一些研究，不但是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闻一多牺牲后，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学术界的大损失”。现在出版的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绝大部分都是学术成果。闻一多曾说，他的理想是写一部“诗的史”或“史的诗”，他希望通过文学这个窗口，来反映灿烂的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南迁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仍致力于教学与研究。但是，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促使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走出象牙塔，开始过问政治。1943年春，他读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后，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说这部书“公开的向五四挑战”，使自己“无论如何受不了”。这年秋天，他在朱自清那儿看到解放区的诗歌，其中田间的街头诗给他很大震动。于是开学后第一堂课，他就介绍起田间的诗歌，说自己一直非常惭愧地生活在古书堆里，而田间则是“时代的鼓手”。这堂课的声音立刻传遍了联大，人们说“这听鼓的诗人要变成擂鼓的诗人了”。

　　不久，中共西南局宣传部长华岗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统战工作，华岗是位学者型的职业革命家，很懂得争取高级知识分子，特地登门拜访了闻一多。在华岗影响下，闻一多参加了由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楚图南、尚钺、冯素陶、闻家驷、吴晗等进步教授组成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开始，大家侧重学术交流，后来渐渐转移到分折形势和学习方面；再往后，得到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和《新华日报》、《群众》等中共文献和报刊。于是，有一天闻一多宣布：“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

　　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出现自武汉失守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危机。短短几个月内失地千里，大西南门户大开，形势岌岌可危。一年前，吴晗曾劝闻一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但闻一多受“君子群而不党”观念影响，没有答应。这时，他觉得“火上房了，不管什么人都应该救火”，这才加入了民盟。这时起，他便从一个学者，转变成为斗士。

　　过问政治后的闻一多，仍然不失诗人气质，说起话来非常坦率。这年8月，他在国民党第五军军部的座谈会上，公开宣称“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在12月的云南纪念护国起义大会上，他高喊“袁世凯没有死”，“要民主就必须打倒独裁”。这种无畏性格，很容易与青年人沟通，他很快被誉为“昆明的鲁迅”，被青年人当成导师。1945年10月，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战结束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成为新时期民主运动的中心任务。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调动军队，包围西南联大，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害了四位青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面对屠杀，闻一多利用联大教授会议书记身份，力促教授会通过了有利于学生要求的决议。他还与潘光旦、向达、尚钺、楚图南、费孝通、吴富恒等教授联名发表的罢教宣言，开创了学生运动中前所未有先例。

　　闻一多虽然参加了政治活动，但还是由于对现实看不下去才拍案而起的，实际上他的愿望仍然是从事学术研究。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他对吴晗说，一旦政治走上轨道自己便要回到书房继续学术工作。可是，时局的发展，使他无法回到书斋。

　　这年5月4日，西南联大结束，师生相继复员北上。7月11日，闻一多送走最后一批同学的当天夜里，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便在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

　　李公朴死后，社会上盛传黑名单上第二个就是闻一多。那几天，闻一多居住的联大宿舍门口整日都有特务监视，有的还跑进院子打听他穿什么衣服。一个女特务还闯进他家，说闻一多的“多”是两个“夕”字，将“命在旦夕”。当时的形势十分恐怖，但时，作为云南民盟主要负责人，要领导抗议活动，要料理李公朴的后事。同时，他也不相信国民党敢杀害自己，因为自己毕竟是受过美国教育的学者，而不是共产党。

　　7月15日，李公朴殉难报告会在云南大学召开。会上，特务起哄捣乱，闻一多十分气愤，即席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他表示他要像李公朴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下午5点多，他就在家门口被数名特务前后狙击，后脑、胸部、手腕连中十余弹，当即倒在血泊中。陪同他的长子、西南联大学生闻立鹤，也身中五枪，肺被击中，腿被打断。

闻一多文化观的发展轨迹

作者：闻黎明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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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黎 明

闻一多是位为繁荣中华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多年来，学术界在闻一多研究中取得了相当可喜的进展，特别是八十年代以降，随着文化反省热的兴起，他的文化观更是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本文之旨，即在于通过对闻一多各个时期文化主张的必要追踪，就其文化观的演变轨迹做以初步勾勒。

一、面向西方文化的开放意识

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论战。论战的内容，是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组织到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无所不包的“大文化”，分歧的焦点为中西两种文化孰优孰劣，核心则紧紧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

这场论战展开之时，闻一多还是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的学生，其文化观尚处于形成阶段。不过，就他的认同倾向来说，已表现出十分明确的开放意识。一九一六年岁末，他在《新君子广义》中把“君子”分为新与旧两种，认为：“旧君子之旨主静，静则尚保守，其弊不外徒言道义，而鲜实践”；而“新君子之旨主动，动则尚进取，其学以博爱为本，而体诸人群日用之间”。他还以童子军为例，证明“泰西之治，治于多新君子也”[1]。

这种把“静”冠以“旧”、把“动”赞为“新”的说法，显然接受了《东方杂志》记者伧父（即杜亚泉）与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区分中西文化差异的“动静观”。不过，伧父虽然承认西方“动”的文明存在多种弊端，却同时认为它必须靠东方文明来救济，因为“静”的文明不主张竞争与战争，对人类牺牲效少，故无需求助“动”的文明。李大钊的重心与伧父不同，而是主张接受西洋运的文明之特长，以济中国静止文明之穷困。从闻一多的理解和对其后活动的观察来看，可以断定他接受的是李大钊的观点，吸取了其中积极的开放意识。唯有如此，六年后他才能在评论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时对“动”进行了新的解释与发挥，称赞“二十世纪是个动的世纪”，“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正因为这种精神最明显地映射于《女神》诗集，所以方使郭沫若“根本上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2]。这些对进取的“动”的极高礼赞，已经不是出于论战的需要，而是真诚地对开放、进取意识的呼唤。

闻一多开放意识的最初萌动，可以追寻到他的家庭和所受的教育。闻一多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来到人世间的，在他幼小的那些年里，两湖总督张之洞正起劲地在闻一多的家乡湖北境内大办洋务、大兴学堂，这股风很快吹到他的家乡，并促使祖父对家塾也进行了改良。就学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大哥闻展民，常与政学系进步党人往来，并将《东方杂志》、《新民丛报》一类时潮书刊带回家中，以致闻一多很小就能读到梁启超等人的文章。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对闻一多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美国式的教育与生活，使闻一多成为从对外开放中最早受益的一代，这种经历对他的文化观形成不能不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九一五年十一月，闻一多参才编写并演出了一个名叫《两仆计》的文明戏，其剧情描写一个守旧的老夫子拒绝接受儿子从欧洲带回来的洋媳妇，结果险些让他人瓜分了家产，最终老夫子明白过来，将儿子和洋媳妇接回了家[3]。这个剧谈不上多么深刻的思想性， 却对转型时期社会生活中是允许开放还是坚持守旧，做出了明白无误的褒贬。一九一六年，闻一多还发表过一篇《美国学校毕业典礼之一斑》。他在文中称赞欧美国各国学校的毕业典礼具有“朋友丽泽之益”和“明良翼赞之功”，是“常日黄卷青灯，株守牖下，与古人相对，与世人无缘”的中国传统士子无法与之相比的[4]。 所有这些，均说明尽管五四前夕闻一多的文化观尚未定型，但他立足于文化开放的立场则已大体确立。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包括着两个层次。其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一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无论何者，都促使闻一多对文化问题不断进行着深入思考。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对物质文明的后果产生怀疑，一种反抗陋劣生活、向往精神文明的运动在欧美各国旋风般兴起。这股风吹入中国，并经过中国思想家的借鉴与引伸，派生出诸种学说与主张，其中梁启超的“精神文明代替物质文明观”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替宗教说”，对闻一多的影响最为显著。

一九一九年九月，闻一多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谈到美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问题，表示赞成从广义上界定“美术”这一概念。他说：“世界本是一间天然的博物馆”，“凡属人类所有的东西，例如文字、音乐、戏剧、雕刻、图画、建筑、工艺，都是美感的结晶”，“就是政治、实业、教育、宗教，也都含着几层美术的意味”。在他看来，“世界文明的进步同美术的进步成一正比例”，因此中国“腐败的教育非讲求美术决不能挽救”[5]。其后，闻一多甚至还疾呼“艺术确是改造社会底急务”，主张“从科学界里至少分出三分之一的人才到艺术界来”，“才能操社会改造底左券”[6]。 在这种“艺术救国”的感染下，闻一多与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等人于一九二○年年底发起了旨在研究具形艺术的组织“美司斯”（Muses）。他们的触角延伸到音乐、绘画（包括雕刻、建筑）、文学、美学诸具体领域，其目的是“研究艺术与人生底关系”。闻一多参与起草的《美司斯宣言》，开宗明义便申明他们“深信人类底进化是由物质至于精神，即由量进于质的。生命底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发展”。他们断言，“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底唯一方法”，所以要对艺术原理“加以精细的剖析”，对它的精神“加以深邃的体会”，并决心用“自己的生命作试验品”[7]。这种对美术概念的诠释和对艺术功能的理解，与正在流行的西方文化学说如出一辙。

作为社会意识表层反映的文化从来不是抽象的，闻一多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也没有停留在单纯的逻辑演绎上，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身体力行。一九二二年，闻一多赴美留学时，毅然选择了一般人认为难有生活保证而不肯轻意涉足的西洋美术。在美国，他积极提倡“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8]， 热情从芝加哥文艺复兴运动中汲取营养，创作了大量诗歌与评论。后来，他的努力又扩大到戏剧领域，与梁实秋、顾毓琇、梁思成、林徽音、瞿士英、张嘉铸、熊佛西、熊正瑾等共同发起“中华戏剧改进社”。一九二五年五月，为了推动戏剧改革，闻一多不惜放弃未完成的学业提前回国。回国后，他利用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身份，创办了国立大学中的第一个戏剧系。这样，闻一多不但用自己的行动履行了以“自己的生命作试验品”的诺言，而且在文化开放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践的步伐。

二、立足“本位精神”的文化认同

三十年代上半叶，中国思想界及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的论战，其中心仍然围绕“中国向何处去”。闻一多没有公开参加这次论战，却也借着悼念青年诗人方玮德逝世之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技术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他在文中说：

时贤所提出的“本位文化”这名词，我不知道能否用到物质建设上，但谈到文学艺术，则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可惜在目前这西化的狂热中，大家正为着摹仿某国或某派的作风而忙得不可开交，文艺作家似乎还没有对这问题深切的注意过。即令注意到了，恐怕因为素养的限制一时也无从解决它。因为我所指的不是掇拾一两个旧诗词的语句来妆点门面便可了事的。事情没有那样简单。我甚至于可以说这事与诗词一类的东西无大关系。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拿前人的语句来说，便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9]

出于这种认识，闻一多方能在积极构建新文化的同时，又能对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给以宽大与谅解。甚至到了抗战后期他公开抨击复古倾向时，仍认为某些主张复古的人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自卫”，而这种自卫“说坏了，这是‘鱼处于陆，相濡以湿，相嘘以沫’的自慰的办法。说好了，人就全靠这点不肯绝望的刚强性，才能够活下去，活着奋斗下去”[10]。

这种文化观带有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印痕，闻一多并不否认这一点。其实，他力欲维护民族文化的精神，早在二十年代初就形成了。他在评论郭沫若诗集《女神》时，一面肯定了诗集体现的时代精神，但也毫不掩饰地指出它在形式和精神上都“十分欧化”。闻一多认为：完善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成的一匹锦”，可是《女神》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泰戈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洋名词，有的是西方典故及洋文，那么我们四千年的华胄、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三百篇、楚辞、李杜苏陆在哪里？闻一多憾慨地说：我要做的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我的作品是翻译的西洋诗”。他还明确指出：中国的新诗应迳直是“新”的，它“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它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这里，“地方”二字实际是民族文化的同义语，“时代”二字则是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代名词。闻一多用“结婚”来比喻彼此间的关系，认为这样产生出的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固有诗的“宁馨儿”才能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精品，而“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的原则，就是要使“各国文化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11]。

上述议论不仅针对《女神》，其实也针对当时新诗创作所存在的“全盘西化”倾向，故尔闻一多进一步指出：

夫文学诚当因时代而变体；且处此二十世纪，文学尤当含有世界的气味；故今之参借西法以改革诗体者，吾不得不许为卓见。但改来改去，你总改革，不是揎弃中诗而代以西诗。所以当改革者则改之，其当存之中国艺术之特质则不可没。今之新诗体格气味日西，如《女神》之艺术吾诚当见之五体投地；然谓为输入西方艺术以为创倡中国新诗之资料则可，认为正式的新体中国诗，则未敢附合。[12]

这则没有公开发表过的笔记可以使我们清楚地了解闻一多的文化理念。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他的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进一步了解他在此理念指导下进行的探索。

一九二六年五月《诗的格律》发表，闻一多在文中说：

新诗采用了西文诗分行写的办法，的确是很有关系的一件事。姑无论开端的人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我们都应该感谢他。因为这一来，我们才觉悟了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这一来，诗的实力上又添了一支生力军，诗的声势更加浩大了。”[13]

闻一多在这里正式提出“三美”理论时，着眼的是如何使西洋诗歌的形式与中国古诗的格律兼而容之，想的是新诗不能一味散文化下去，而应继承中国古诗的韵律、节奏、幻象。他也许没有料到，“三美”理论很快被人接受，并作为新诗创作的圭臬和衡量新诗的标尺；他更没有料到，他与饶孟侃、朱湘、杨世恩、刘梦苇等人以《晨报·诗镌》为阵地进行的格律诗试验，竟开辟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第二块里程碑。而闻一多自己的诗集《死水》，也一直被公认为格律诗派的杰出代表，其音节、词藻、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造成了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艺术之美，从它诞生的之时起就受到文学界的极大关注。[14]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闻一多的文化观中除了理性认识外，还包含着一个鲜明感情特点——强烈的爱国主义。闻一多曾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渐防微，舍我辈其谁堪任之！”[15]著名的《洗衣歌》、《醒呀！》、《七子之歌》、《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等，就是在这种激情驱使下诞生的，怪不得朱自清说：在抗战以前闻一多“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16]。在分析为什么他既积极提倡新文化又强调“文化的本位精神”时，这种爱国精神所起的作用不应忽略。

当然，我们不否认三十年代流行的“本位文化论”与闻一多主张的“文化本位精神”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这就是它们都没有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失去重建民族文化的信心。但是，两者的区别更为重要，那便是“本位文化论”隐藏着对西方文化的恐惧感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缺乏足够认识；而闻一多则是在文化本位精神的鼓舞下，大胆地在学术研究上引进西方科学方法。

一九二七年，闻一多在《诗经的性欲观》一文中运用文化人类学的“人的生物本能”学说揭示了中国原始社会人们对情欲的崇拜。这种态度与方法在当时相当大胆，须知千余年来《诗经》一直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数不清的解颐者曾对这部文学作品附会了许多政治内容。可是，在闻一多笔下，则将《诗经》中有关情欲的诗句分门另类摘录出来，归成“明言性交”、“隐喻性交”、“暗示性交”、“联想性交”、“象征性交”五类，从而撩开了它的面纱，还原了中国早期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由于利用了西方学说与科学方法，闻一多能够给予中国传统经典许多前人未发之新解，其中对《诗经·苤苡篇》的解释就是很好一例。“苤苡”本是多籽的草木植物车前草，每逢秋季，田间道旁边处处可见，生命力极强。闻一多从清代朴学的训诂法入手，借助现代生物学观点，发现“苤苡”的本意是“胚胎”，因有“宜子的功用”，方被初民社会作为“性本能的演出”。接着，他又运用社会学方法，指出《苤苡篇》实际上是隐喻了妇女在种族繁衍上的作用。闻一多说：在宗法社会中是没有个人的，“一个女人是在为各族传递并繁衍微型机的功能是而存在着的，如果她不能证实这功能，就得被她的侪类贱视，被她的男人诅咒以致驱逐，而尤其令人胆颤的是据说还得遭神——祖宗的谴责”。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认识“采苤苡的风俗所含的意义是何等严重与神圣”，也才“有了充分的资格读这首诗”[17]。类似之例不胜枚举，如对“风”、“鱼”、“梅”等等的新解，都颇有创见，为世人称道。

闻一多曾计划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碰到的一个困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问题，为中国没有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传世史诗，零散的材料都分散在浩翰的古籍之中。这时，又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帮助他打开了神话的宝库，使他发现代表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原是以蛇为主干，融汇了马、狗、鹿、鱼等动物的混合式图腾。根据研究结果，闻一多证实了华夏民族在远古时代就是一个大家庭，他感慨地说：“人类学可供给我们的材料，似乎是无限度的。”[18]。这个结论表面上看是学术性的，但它包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它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闻一多文化观之核心始终凝聚着一种民族“自力”。传统文化的孤芳自赏者们无法认识这一点，只有时刻面向世界文化的人才能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视野上对待民族文化。由此可见，闻一多所提倡的“文化本位精神”无论从内容还是到实质，对世界各国都不失其普遍意义。

三、坚持文化融合的历史方向

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不同的文化，假如说三十年代的闻一多比较偏重于民族化的继承的话，那么四十年代他便偏重于批判传统文化了。这一变化，直接来源于政治环境与闻一多自身政治观的演变。

一九四三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走出艰苦岁月的年代，当人们准备以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斗争时，社会上却掀起了一股复古思潮。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也于这年三月出版，该书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一律排斥，这对闻一多震动颇大。此后的闻一多涣然一变，他不再是“何妨一下楼主人”[19]，不再以疏远政治而自视清高。于是，他参加了西南文化研究会，接着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很快成为大西南民主运动的积极领导者。

立场的转变迅速反映到思想上来。闻一多以学者身份首先对封建社会支柱的儒家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说“儒”是“寄食于贵族的智识分子”，“儒家是一个居于矛盾的两极之间的缓冲阶层的后备军”，因为他们担心主奴之分被取消，因此最忌怕矛盾的统一，也就不能不讲“中庸之道”，可是“中庸决不是公平，公平是从是非观点出发的，而中庸只是在利害中打算盘”[20]。为了揭露儒家文化的腐朽，闻一多将其与西方文化做了比较。他指出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中庸之道，实在是要“虚伪的活”下去，虽然儒家有套美丽的名词，“还是掩不住那渺小、平庸、怯懦、虚伪，掩饰不住你的小算盘，你的偷偷摸摸、自私自利，和一切丑态。而西洋人的爱国思想、恋爱哲学、科学精神，都表现了“一种不折不扣的、不是你死我活便是我死你活的彻底的、认真的活”。这种“失败在今生，成功在来世的永不认输、永不屈服的精神”，闻一多称之为“西洋人的性格”[21]，他愤愤地说儒家根本不配跟人家相比，这话虽有些过分，却表现出闻一多对它的憎恶。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指出家族主义的群体本位观念和封闭性的防御排斥同化机制是把杀人的软刀子，闻一多对家族主义的批判，在新形势下又赋以了新的内容。他把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说前者“以治家之道治天下”，几度扼杀了后者的发展。明初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民族主义似乎走上了路，但由于它侵占了家族主义的路面，势必要发生冲突。闻一多说，尽管民族主义本来就是西洋的产物，但“我们现在除了民族主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所以要“逼得家族主义非大大步不可”[22]。

在上述批判中，闻一多特别强调中西文化必然走向融合的历史大趋势。一九四三年年底，他在《文学历史的方向》中总结了文化如果停滞不前就只有死亡的历史规律。他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不同遭遇为例，说：中国、印度、希腊、以色列都是文明最早的古国，而且开宗的第一声都表现在文学上。在悠久的年代里，四种文化始终“一个个胳膊碰上胳膊，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对这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闻一多认为谁也改变不了。可是他又看到，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三国文化，都转给了近邻，自己反倒衰落下去。究其原因，是它们只肯“予”而不肯“受”，结果花盛而衰，不能逃脱自然的规律。中国则不然，佛教、基督教文化的相继传入，带来了印度与欧洲文明，中国不断吸收外来影响，这才保住了自己文化主人的地位。在总结了世界四大文化的兴衰之后，闻一多给中国文化开出一个药方，那就是不但要继续勇于“受”，而且还要善于“取”。换句话说，那就是不能被动地等着人家文化的输入，而应主动地去采掘。他反问道：“为文化的主人自己着想，‘取’不比‘予’还重要吗？”[23]。两个月后，他又在《复古的空气》中呐喊到：“我们民族和文化所以能存在到今天”，不是因为它“能保存古的，而是正相反，在能吸收新的”，因为“文化史上每一次光，都是受了外来的刺激，而不是因为死抓着自己固有的东西”，更何况“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像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要取消它的‘古’的成分并不太容易，难的倒是怎样学习新的”[24]。一九四四年五月初，他更是在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的五四纪念座谈会上更是号召“里应外合”打倒孔家店；五月八日，他复在联大国文学会组织的五四文艺晚会上疾呼“要建设新文学，破坏的工作不能停止。所谓文学遗产，就是五四以前的‘国粹’，五四时的‘死文学’、‘古典文学’或‘贵族文学’，都是几千年来君主制度下产生的东西，有人要利用这个新名词来复古，来排外，这是必得清算的”[25]。

闻一多在四十年代对复古思潮的批判，不妨可以理解为是对自己三十年代提倡“文化本位精神”的某种否定。但是，这种自我否定不是感情的冲动，而是认识经过沉淀后所形成的新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既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也具有强烈的战斗意识。勿庸赘言，一个人的文化理念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才能永葆活力，闻一多文化观正是在这个轨迹上运行着。

综上所述，闻一多的文化观是随着社会环境与时代的改变而逐渐深化与丰富起来的。五四运动之前，他主要受时代潮流影响，初步建立起面向世界文化的观念。民族的危机与留学美国的切肤感受，加强了他维护民族独立与民族尊严的信念，于是顺理成章成为文化本位精神的拥护者，然其本意毕竟是力欲在中西文化融合中寻找一个认同的支点。正因如此，他才能吸取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大胆输入到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且在学术园地中取得一系列为人注目的创造性成果。到了晚年，严酷的现实促使他开始政治觉醒，当复古排外还是创新进步的矛盾发展到关系国家命运的时刻，他便无畏地张扬起建立世界文化的旗帜。此时，闻一多已经超越了民族文化自卫的心理，其文化观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不息的境界。这个过程折射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追求与探索，至今对人们仍有许多启迪。

刻苦，一丝不苟，严谨，具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

闻一多不仅爱诗喜画，在他风华正茂之时尤热衷於戏剧，入清华学堂后甚至有一个时期「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闻一多是个能编能导能演的多面手。他入清华学堂自编自演的第一个新剧是《革命军》，自饰「革命党人」，头角初露，成为清华园内有名的编导和演员。一九一四年，他在《打城隍》一剧中饰差役，翌年在《两仆计》中饰律师，后又在《兰言》中扮演老母亲，戏路甚广。一九一六年十月清华园举行全校汇演，闻一多这个班表演《蓬莱会》，其中他扮演一头驴，那驴「振耳长鸣，众皆失笑」。

浪漫诗意 富有革命激情

闻一多简介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原名闻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 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赶美留学。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具有唯美倾向。1925年5月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6年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1927年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同年秋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深秋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同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此后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1944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著有：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