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储物盒:贾平凹的《猎人》想告诉人们什么？

“结果”和“要义”：干一下

　　像“人变甲虫”（卡夫卡《变形记》）、“坐毯升天”（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一样，贾平凹在他的短篇小说《猎人》（2002年第7期《北京文学》）也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细节：被猎杀者“熊”会说人话，猎人戚子绍在行使“打猎”的过程中，非但屡屡失败，而且被熊给“干”了。对于这一细节的读解，大多数读者的反应是相同的，那就是“看不懂”、“读者被卷进人与兽与自然的迷魂阵”（王童《2002：解读贾平凹》，2002年第7期《北京文学》）。但我们不妨从文化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下去，王童说“我们虽然有文化，上了大学，但就是不懂怎么和自然和兽类和谐相处。”单就征服者的“猎人”与征服对象的“熊”的表层关系来看，熊会说人话，它便具有了替兽类传达“物极必反”的所有可能的声音的权利：破坏有多久，反惩罚就会持续多长，表达的显然不仅是结果而是一种无边无际进行着的状态，无疑超越了“人最终被熊吞掉”的因果报应式结局，也有效地抒写了人类与其对抗物中某种无尽的辨证关系。这样的梳理，不能说作家没有这样的用意，然而，倘仅停留在此，毋庸说《猎人》就是生态小说。对此的争议便会流于政治媒体所倡导的功利主义意义，《猎人》的真正意蕴就会遭到严重遮蔽。当然，也可以从中折射出部分读者尤其年轻读者批判眼光的被割断：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中，一方面拥有着无限可能的知识；一方面对人性内部的历史沿革的深入解剖被突如其来的极端物质主义隔绝在意识以外，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接受历史事实的真相。当你漠视或不忍其存在的时候，你也就丧失了清除它的勇气。
　　细而言之，熊的“干一下”并非只是一个能供人取笑的“活泼”的寓言故事，它负载了作为人的对立面或对抗物的极大耐性：第一次“干”，它拥有着极大爱心和警告：“想活？那让我把你干一下。”这是熊的气息也是人的气息；第二次“干”，它还对人类抱有着希望，但只是这希望不再是把对象当做人的怜悯：“那让我再把你干一下”是熊对熊的说话；第三次“干”，“你问我？”狗熊说：“我正想问你呢，你到底是猎人还是卖屁股的？！”熊想说什么？或许是说像夏青一样，也许是说纯粹就是戚子绍本人那样。人类的缺陷有多少，回答就有多少。站在猎人的立场，我姑且把第一阶段叫“满足的欲望”：戚子绍本来只是要漫不经心地打猎的，但听说居然有会说人话的熊，并且有人被熊抓取了屁股，这使得他猎熊的欲望大增：为猎人经历（言说的狂欢）、为女人、为虚伪；第二阶段“期待的欲望”：为烂尻子复仇也为熊掌；第三阶段“悬置的欲望”：是包含了肯定“我”在内的“你到底是谁”式的发问，是欲望的极限——无止境。如果说熊的会说人话这一细节的设置就是寓言，它的“哲理”和张力的“无限”丰富正是“它转身要走开的时候”才被你发现的，但那必须是你剔除了阅读思维上时不时跑出来索要的“结果”和“要义”后才出现的诗意穿越。
　　在具体的文体分析中，我们当然可以说贾平凹的《猎人》是用荒诞而寓言化的手法来表现的，但人性的弱点它本身不是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而是一种生成和生长，只是一种进行、延伸。贾平凹把这种“现代”用“寓言”的“形式”再现下来了。小说并没有去投合大众读者的接受习惯来讲述一个有着明朗的“结果”的故事、也并非刻意去附和政治气氛所要求的应时的“要义”，虽然只是短篇。如果他以前作品的缺陷，吴炫批判的真有道理的话，象“醉卧传统的贾平凹”、“用经典作家的标准来衡量，贾平凹目前在总体上还处于博尔赫斯所说的‘被传统所遮没的自我’”（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醉卧传统的贾平凹?贾平凹还有什么可能》）（2001年《上海学林》）。那么《猎人》不管在探察人性的深度上，还是在创作形式的诗意处理上，它无疑超越了现实的、政治的、急功近利性内容（生态主题）；穿越了传统文化（猎人“自然而然”被熊吃掉结局）；最终堪破了“虚假的自我”——即走出了贾平凹“知识结构”中对自己“天成”、“无为”等“快感”范畴的“个体误区”，诞生了全新的怀疑性“自我”。

如果小说被解释成这样，那还有什么意思。以后贾平凹不要写小说了，直接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小说在于各人的理解，不能解释成这样。

作者这样写隐喻一个道理：人伤害动物的同时，也会伤害自己。人与自然生态不合理的争斗，也许能取得短暂的胜利，最终人类必将遭到自然的报复。

其实这篇文章没有所谓的逻辑，作者是想通过这种聊斋的方式，讽刺这些把别人赶尽杀绝到疯狂的人，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