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召唤人物模型:《渡黄河》的写作背景是什么？

颜一烟，1912年生，北京人。中国电影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
　　1930年至1933年先后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北京大学等校中文系学习。1934年至1937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学习。曾任中华留日戏剧学会干事、留日左翼文化团体联合会执委等职。抗战爆发后回国，在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任秘书、编剧等，创作了《渡黄河》等独幕剧本。1938年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五大队学习，后任抗大文工团编剧组长。1939年至1945年任狃艺术文学院艺术指导科教员，编译处翻译。1945年任东北文艺工作团编辑部长、编剧，创作了《东北人民大翻身》等多部剧作。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保江山》。
　　  抗日战争揭开了中华民族空前雄伟悲壮的一页，它以博大的气势力和深刻的内涵，彪炳于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史册。在这场战争中，文学和艺术忠实地履行了表现中华民族新的崛起的天职，文艺工作者们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形式，史诗般地记录下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恢宏画卷。人们从大量的文艺作品中，不仅看到了一个民族在血泊和烈火中傲然屹立起来的英雄形象，并且从中感受历史性转折的伟大契机。 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最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这种宝贵的精神，在文艺家笔下展现为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描写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歌颂英雄业绩、批判妥协投降等多姿多态的辉煌作品。它们有的怒斥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有的在血与火的交融中化作必胜的豪雄之气，时而塑造战场上身手不凡的具体人物，时而描绘战时寻常生活中的一个侧面。笔触所及，无一不体现了在强敌面前威武不屈的民族韧性，从而使民族精神得到有力的张扬。
　　抗日战争不是单纯的卫国战争，也是一场民族复兴运动，抗战文艺同样肩负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双重史命。人民的力量在战争中不断壮大，它首先体现在民族意识获得前所有过的觉醒之中。这种觉醒过程，在文艺作品中初期表现为对侵略行为的无比仇恨，进而融入与封建和落后意识的抗争，相持阶段以后则集中在呼吁团结抗战、争取民主自由方面。这种思想意识觉醒的客观记录，真实反映了人民进步的轨迹，加深了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坚持抗日斗争，坚持统一战线，使人民力量迅猛发展。大量作品较好地反映了这一事实，人们从中真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全民抗战寄寓着民族新生的历史要求，而抗战怒潮更造成了近百年来民族积郁的总爆发。综观抗战时期的文艺作品，大多在历史命运和现实土壤的交错中诞生的。它们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精神与现实社会的有机结合，记录了历史转折关头民族的情绪与变化，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积极进取精神，勾勒出中华民族英勇迈进的时代轮廓。于是，谱写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敌历史篇章的文艺作品，获得了“信史”荣誉，成为映射抗战社会发展的镜子。 
　　中国人民率先举起反对法西斯侵略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成为一体，同一营垒中的各个国家加强联系，互相支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抗战文艺在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等方面，与各反法西斯国家彼此补充、遥相呼应，成为反法西斯文艺运动的重要一翼。 沟通各国人民互相了解是文学艺术的重要使命之一。全国文协诞生之初，即发布《告世界文学家书》和《致日本被压迫作家公开信》，它在成立宣言中呼吁“全世界中国之友的文艺家给予我们更多的力量”，“为争取远东的真正和平、自由发展”，“携手共同前进”。介绍中国人民的战时生活，在抗战初期对外宣传中尤为迫切。抗战开始不久，上海就出版了第一种专门对外发行的《中国吼声》。随后，广州、武汉相继出现《新阶段》和《东方呼声》。不久，面向欧美的《远东使者》于 1938年5月在香港创刊，创刊号上《我们控诉》一文， 以大量事实痛斥日本为侵略中国所散布的谎言，被人称为“恐怖时代的文献”。全国文协曾与英国《众生》杂志成出版翻译合作协定，后又增设“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并提出与“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并重的“文章出国”口号。1940年文协香港分会出版的英文月刊《中国作家》，成为香港沦陷前西方人民了解中国战时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一些文艺工作者这时走出国门宣传抗战。武汉失守前，一些大学师生组成的“武汉合唱团”，曾前往新加坡、印度、英国、美国义演了《打回东北去》、《长城谣》、《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歌曲。1940年，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战时流动演剧二队、厦门儿童剧团从桂林出发到东亚、南洋一带，演出了《保卫卢沟桥》、《民族万岁》、《台儿庄之春》等剧目。1944年，抗敌演剧五队还将《国家至上》、《渡黄河》送到缅甸战场。与此同时，苏联许多杂志也发表了一批中国战时小说、戏剧，其《国际文学》1940年7月开辟了“中国抗战文学专辑”， 出版界也翻译了老舍的《被占领的城市中》、萧三的《不可征服的中国》、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此外，丁玲的《给孩子们》、刘白羽的《满洲的俘虏》、碧野的《北方的原野》等作品，也出现在英文刊物上。这些作品在国外产生了相当影响，正如南斯拉夫《南星》月报评论所说， 它们“反映了中国的现实”，表现出“不愿意作牛马”与“争取自由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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