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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提供者：胡瑾 时间：2006-2-20 21:47:33 来源于：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胡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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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以及在本国立法中采纳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国际公约和示范法在协调和统一国际商事仲裁立法方面重要作用，使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不断地趋于协调与统一。
一、有关仲裁协议的国际商事仲裁立法的统一化趋势
由于国际经济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各国都十分重视仲裁的作用，具体在仲裁协议的立法中，法律上对仲裁协议的形式、内容的要求及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等规定，都发生了值得注目的变化。
（一）、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得到普遍承认
当事人依法订立的仲裁协议，受各国法律的保护，除法院认为该协议无效、失效、或不能执行外，法院应强制执行当事人间业已订立的仲裁协议。[1]《纽约公约》确立的倾向于执行仲裁协议的观念，算得上是仲裁协议方面的最大发展。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示范法》第8条在《纽约公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即使就仲裁协议的标的已向法院起诉，仲裁程序仍然可以开始或继续进行，并可作出裁决，同时等待法院对该问题的判决。到目前为止，适用《纽约公约》的国家和地区有126个；全部或部分采纳《示范法》的国家和地区约40个，而没有采纳《示范法》的国家和地区，在制定仲裁时，也非常重视借鉴，参考《示范法》，并以此作为评价其立法质量的标准。[2]
（二）、承认与执行依据有效仲裁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
《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了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各缔约国应当承认与执行依据有效的仲裁协议作出的裁决，除非有公约规定的拒绝承认与执行的理由。[3]截止到2001年《纽约公约》共有缔约国126个。[4]由于许多缔约国在本国的仲裁立法中采纳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示范法》，[5]就使得各国承认与执行依据有效的仲裁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的立法趋于统一。
（三）、“自裁管辖说”得到各国立法的广泛认可
仲裁庭的的管辖权与仲裁协议有效性有直接的关系，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使仲裁庭仲裁庭区的管辖权的最重要的依据。“自裁管辖说”的核心是仲裁庭有权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及其管辖权作出裁定。仲裁庭有权就其管辖权作出决定首先出现在国际商会1955年的《仲裁规则》中，该规则第6条第2款规定：仲裁庭有权就当事人“对仲裁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作出决定”。[6]在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各国法律均规定仲裁机构有权就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及其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定。例如，《示范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可以对其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作出裁决。”其他许多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也都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联合国贸发会1976年《仲裁规则》第21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1994年《仲裁规则》第36条，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仲裁规则》第51条。即便在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也允许仲裁庭就其管辖权及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作出决定。
（四）、有关仲裁协议的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存在的问题
尽管国际仲裁立法在仲裁协议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协调与统一，但在一些各国比较敏感的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有效仲裁协议应当具备的要件
由于各国对此内容的规定有较大的差异，造成了这样的状况：一国法律规定某一特定的事项不能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为此订立的仲裁协议就会依据该国的法律为无效。同样的事项，另一些国家可能并无限制，仲裁协议在这些国家视为有效。由于这一问题涉及一国的公共利益，依据各国的国内法和国际公约，各国有权依据本国法认定仲裁协议项下仲裁事项的可仲裁性，从而导致在仲裁协议有效性上各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7]
2、仲裁裁决的效力及其认定
仲裁裁决的法律上的效力如何？是否应该得到承认与执行？究竟应该有哪国法院作出认定！根据《纽约公约》，裁决地国和执行地国均可以决定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各国法院对此作出认定时，均适用本国的法律。这样就造成了这种状况：仲裁裁决被裁决地国的法院撤销，执行地国法院如果认为该裁决有效，仍然可以对该裁决承认与执行。反之亦然。
二、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新发展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各国一般都要求仲裁协议必须具备书面形式。《纽约公约》专门就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作出规定：“书面协定者，为当事人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契约仲裁条款或仲裁协定。”其条文所称“函电”当时仅仅包括了信件、电报和电传。《示范法》第7条第2款在仲裁协议的“书面”要求方面较之《纽约公约》有新的突破，表现在：第一，书面的仲裁协议包括了通过能够“提供协议记录的其他电讯手段”订立的仲裁协议；第二，双方提交仲裁文件和不对仲裁管辖提出异议的行为可以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书面的仲裁协议的依据。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工作组第32届会议讨论了“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和电子商务的问题，工作组普遍认为为了促进电子商务运用于国际贸易并让当事人自行商定在电子商务领域中使用仲裁手段，《纽约公约》第2条第2款应解释为包括《电子商务示范法》第2条界定的电子通讯手段。[8]于是，在符合公约所确立的支持仲裁的精神的前提下，国际上对“书面形式”作为扩大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签署的书面协议
例如，合同是通过某一经纪人缔结的，经纪人发出了表明双方已同意的内容的合同文本，其中包括了仲裁条款，但当事人双方并没有任何直接的书面联系；又如，载有仲裁条款的合同是在当时一方提议的合同案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另一方并未以书面形式明示接受，但该另一方在后来的通信、发票或信用证上提及该合同；再如，在口头协议中提到一系列书面条款，这些书面条款是标准形式的，其中含有仲裁协议。按照传统的理解，“书面”常常意味着签字。现在的国际仲裁实践已不要求仲裁协议必须经各方当事人签署，一些国家的立法也明确规定此点。如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5条规定，仲裁协议以书面形式达成，无论当事人签字与否。
（二）、通过推定认定仲裁协议的成立
例如，按照《纽约公约》，仲裁协议可由当事人以互换通讯的方式达成。互换往往意味着一来一往，一方要约，另一方承诺。也就是说，默示接受仲裁协议是不可行的。但最近的司法及仲裁实践表明，一方发出了包含仲裁条款的要约，另一方未作答复但履行了合同，视为接受了仲裁协议。又如，相同的当事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订立了一系列的合同，以往的合同成载入有效的仲裁协议，但所涉的合同并没有签字的书面凭证，或没有就该合同交换过书面意见。再如，提单上以提及方式包含该租船合同的条款以及含有仲裁条款的提单没有经过发货人或随后的提单持有人签字。在立法上，受到《示范法》的影响，无论是英美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规定，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对案件的实体问题进行讨论，即可弥补仲裁协议形式上的任何缺陷。也有一些国家这样规定，在诉讼或仲裁程序的文件交换中，一方声称存在仲裁协议，另一方在回复中没有提出异议，仲裁协议即成立。
（三）、只要有书面证据证实，口头形式也可达成仲裁协议
这一变化，使口头形式的仲裁协议与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之间的区别缩小了，有助于《纽约公约》扩大适用范围。英国《1996年仲裁法》，香港《仲裁（修订）条例》（2000年）都规定，仲裁协议有书面证据证实，即被视为具备书面形式。
（四）、“书面形式”的其他表现
基于技术的最新发展，国际上对“书面”的解释也相应扩大，即“书面”不等于“书写”，刻录于有形介质或储存在电子或其它介质上，能以可感知的形式重新恢复的信息，都被认为具备书面形式，不但是电子邮件，甚至录音，都可能被认为具备书面形式。英国《1996年仲裁法》，香港《仲裁（修订）条例》（2000年）及美国2000年《统一仲裁法》等。都是如此，另外，包括1996年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在内，一些立法虽然不是专门的仲裁立法，但对“书面形式”也作了扩大解释，电子讯息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纸质文书功能等同。仲裁协议也是一种合同，如果解决了普通合同的形式问题，实际上也是解决了仲裁协议的形式问题。
（五）、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时“尽量使其有效原则”得到广泛承认
采用这一原则的典型是瑞士1987年《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该法第178条规定了数种可适用于仲裁协议的法律，只要符合其中之一，仲裁协议即是有效的。司法实践中，在认定仲裁协议效力时，跨国法律观念也得到应用。法国法院在Khoms EI Mergeb v.Dalico一案中认为，仲裁协议受到当事人的共同意愿支配，而没有必要适用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仲裁实践中，也有仲裁员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和需要的客观标准及当事人公平合理的期望与共同意愿等主观标准，作为确定仲裁协议有效的依据。正如一位仲裁法专家所言，仲裁协议的内容可以很简单，只要反映了当事人的仲裁意愿即可，重要的是出现了“仲裁（arbitration）”两个字。[9]
三、仲裁第三人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
仲裁作为一种古老的解决当事人民商事争议的非诉讼方式发展到今日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备。然而，由于国际交往日趋复杂多样，跨国多方当事人合同争议的增多，仲裁中的某些程序性问题引起世界各国仲裁理论界的重视。其中最主要的仲裁第三人问题。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不仅是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仲裁实务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有关仲裁第三人问题的争论
仲裁第三人是指非仲裁协议的表面签订者，由于合同或其他财产关系，对仲裁标的或相关的财产权益有独立的请求权，或虽无独立的请求权，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主动申请参加、或被仲裁当事人要求追加、或被仲裁庭通知，加入到即将开始或已经开始的仲裁程序中的当事人。[10]
无可置疑，“所谓仲裁第三人制度，显然有模仿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的因素。”[11]民事诉讼中设立第三人制度，有利于简化程序，减少诉累，提高审判效率，防止法院对同一问题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仲裁活动中是否应该引入仲裁第三人，一直是各国仲裁理论界争议的焦点。反对者认为在理论上，仲裁第三人的引入，违背了仲裁协议的自愿原则、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仲裁程序的保密性、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以及仲裁的公平效率价值追求等基本规则。[12]赞同者从集团理论[13]、衡平原则、公共政策原则、当事人平等原则及实践角度[14]，对仲裁第三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的了细致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有关国家国内法和仲裁规则对仲裁第三人的规定
对第三人参加仲裁，目前各国很少有明文规定。荷兰是少数在立法中规定仲裁第三人的国家之一。根据《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45条规定，经与仲裁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书面申请，仲裁庭可以允许该第三人参加或介入仲裁程序；如果第三人根据他与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之间的书面协议参加仲裁，其参加、介入、或联合索赔可由仲裁庭在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后许可；一旦获准参与、介入或联合索赔，第三人即成为仲裁程序的一方当事人。比利时的仲裁法与荷兰法有相似的规定。[15]在美国，由于联邦仲裁法未对仲裁第三人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各州有权制定此问题的法律。南卡罗纳州和美国犹他州已经通过了有关第三人参加仲裁的立法。日本商事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第26则也规定了第三人加入仲裁的条件：1、第三人同意；2、当事人同意；仲裁庭同意。只有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按照该仲裁协会的规则，第三人才可能参与仲裁。第三人参加仲裁的观点在我国还没有获得立法支持。
（三）、仲裁第三人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
突破仲裁协议的表面限制，引入仲裁第三人是完善仲裁法律体系，适应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的需要。
首先，意思自治事仲裁制度的基石，国际仲裁的价值在于效益和公正，而且效益是国际商事仲裁的首要价值取向。应该说当事人选择仲裁放弃诉讼的目的也是为了得到体现效益与公正的裁决，而不是单纯的追求“意思自治”。在仲裁中意思自治存在的意义在于保证仲裁庭裁决体现的效益与公正。[16] “优良法律的存在会从整体上节省社会的运作成本，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作成本，而自身存在缺陷的法律却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17]仲裁作为当事人自愿选择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它的运作应该有益于降低当事人的损失减少交易成本。
其次，“国际商事仲裁是兼具契约性与司法性的法律制度，其性质是契约性与司法性两者的有机结合，其中契约性是仲裁制度的本质属性，处于主要地位，司法性是仲裁制度的重要属性，处于从属地位。”[18]契约性表明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司法性表明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两者共同维护着仲裁制度的正常运转。
在诉讼中，法官为了简化诉讼程序，避免对同一案件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可以根据第三人制度依职权将案外人引入已开始的诉讼中，这是一国司法权的体现。仲裁中同样存在着对第三人制度的需要。既然诉讼程序中的第三人制度是诉讼程序中司法权的体现，那么仲裁制度所具有的司法性当然可以构成在仲裁制度中设立第三人制度的理论依据。
再次，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新发展为第三人制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可能性。根据传统的仲裁理论，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协议上签字，就不受仲裁协议的约束。随着仲裁理论的更新以及各国相继改革仲裁立法，许多国家立法与仲裁实践逐步承认仲裁条款对未签字人的效力。这表明仲裁已突破了传统理论的窠臼，更加关注现实的法律关系与实践中的利益冲突。这为第三人：仲裁协议的未签字人，参与仲裁提供了可能性。
最后，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看，各国合同法及其他民商事实体法都有大量的有关第三人权利义务的规定。程序法必须以现存的实体法的内容为依据，以实现实体法中确定的法律关系为己任，实体法中的规定必然要在程序法中得到体现。仲裁作为一种程序性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如果不确立第三人制度，实体法中的有关第三人权利义务的规定就无从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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