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ron 5944:关于两弹一星科学家的介绍`` 帮帮忙``

邓稼先,1950年8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1986年7月16日,死于晚期血癌。
神舟一号飞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载人航天计划中发射的第一艘无人实验飞船，飞船于1999年11月20日凌晨6点在酒泉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承担发射任务的是在长征2号捆绑式火箭的基上改进研制的长征2号F载人航天火箭。在发射点火十分钟后，船箭分离，并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邓稼先——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

邓稼先是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多年来，他为我国的国防事业默默地工作着，不计名利，堪称典范。

学成归国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邓以蜇从事艺术美学研究，执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邓稼先从小就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家庭的熏陶为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 基础。

邓稼先儿童时期由于家与杨振宁家相邻，所以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情同手足。杨振宁早两年进入中学，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是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机灵鬼”，邓稼先同样很聪明，但性格较为沉稳，待人忠实厚道，真诚可靠。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视对方的优点，并看做自己性格的补充。在课余时间，两个人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模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两个好朋友当时或许并没有想到，他们一生研究的课题都是探索微观物理世界的奥秘，而且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杨振宁荣获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邓稼先则成为了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

1941年，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在这里他步入了神圣的物理世界之门，从此开始了在物理世界的遨游。从西南联大毕业后，邓稼先到北京大学当了助教。194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到美国进行深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核物理成为世界性的热门学科。邓稼先意识到，掌握好这个学科是到达科学前沿的必经之道，所以他选择了粒子物理方面的研究作博士论文。

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之后，邓稼先的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决定学成后归国报效祖国。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仅用两年的时间便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8月29日，他毅然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归国的 路程。

回国后，邓稼先参加了正在进行的创建中国近代物理所工作。他在祖国的怀抱中迅速地成长，被聘为年轻的研究员，并在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担当重任

1958年的一天，邓稼先意外地得到一张京剧戏票，送票的同志悄声告诉他钱三强所长要和他聊一聊，邓稼先想不到，这一聊竟会决定他三分之二的生命路程，一副历史的重担压在了他还显稚嫩的肩膀上：他被选为研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此后，邓稼先的名字从公开出版物上消失了，群众性的场合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许多亲朋好友都无法寻觅他的踪迹，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清楚他的具体去向，只知道他在执行一项异常重要的任务。

除邓稼先外，上级还从几所名牌大学里调来20多个应届毕业生，共同组织研究队伍，他们在邓稼先的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工作。当时正值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荒遍及全国，邓稼先他们也不例外，有时连饭也不能保证，夜晚还得加班加点工作，肚子饿了，他们就用酱油充饥。生活上的苦还好克服，苦在科技攻关上。因为没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直接参加，也没有国际专家指点，有的只是青年人的朝气蓬勃、执著追求。没有充足的资料，邓稼先就费尽心机地搞到了三本俄文原版书，柯朗特的《超音速与冲击波》，泽尔多维奇的《爆震物理》和戴维森的《中子输出原理》，然而这支队伍中除了邓稼先之外都没有学过核物理，幸好都有俄文基础，因此不得不采取边读边译边讨论的方式。大家围着长桌，逐章逐节地读，读一句，译一句，为译得准确，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译文的句式，直到弄清楚原文的意思为止。邓稼先除了带领大家读书译书外，还要讲课、备课，为同事们指出正确的研究途径。他睡觉睡得很少，常常是讲完课，站在黑板前就打起瞌睡来。如此这般，像吃烤苞米，一粒一粒地嚼，吃过寒冬，到了春节，他们终于消化了这些书。在他们的心里，也多出了几双慧眼，隐约辨识出了通往核武器库秘宫的通道。

接下来的却是最为困难的数据计算，当时的计算机是每秒仅百次的乌拉尔，还得用手摇，算个除法，得分几步走，要是算个开方，还要查巴罗表。八个小时算，八个小时捉摸方案，一个月才能算出一个结果。大冷天里，手冻肿了，击键不便，肚子饿了，难转摇把，不得不趁做工间操时，跑到附近的邮电所里抱煤炉取暖。由于只有一台手摇式计算机和一台电动计算机，不得不三班倒，上机轮空的，邓稼先就让他们用计算尺和算盘辅助计算。可是，忙了大半年，九次运算得到的结果与顾问给出的数据却大相径庭。邓稼先纳闷了，究竟是计算方法失误，还是运算不到家？他苦苦地思索着，食不甘味，夜难成眠，像个疲惫至极的向导，明明把队伍带到了目的地，却又怀疑是不是找错了地方。后来，他们找到了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周光召教授，请他帮忙。周光召教授历经数日，潜心验证，最后对他们九次计算的结果做出了肯定的论证。邓稼先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翌日，他郑重地签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设计方案。

1964年10月16日15时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在场的科学家们都听到了那天崩地裂般威猛的轰鸣，只望见那无坚不摧的冲击波奔雷似的卷动沙浪，掀起了漫天尘雾。作为效应物的坚固建筑着火了，坍塌了，炮艇被冲走，列车被推翻，斗石遍地，蘑菇红云不断爆裂，隆隆升腾，如同怒耸而起的巨人，投影30公里。百米高的铁塔早气化了，蜷缩了，只剩下变细了的几条钢轨，弯曲在化为玻璃体的砾石滩上，这是毁灭，也是新生，是战争的演示，也是最有音响效果的和平宣言。

作为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邓稼先为我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功绩将记载史册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