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怎么利用地下室:人民币升值为什么回引起资金的大量外流呢？

人民币升值，国内的产品的美元价格就等于上涨了，所以很多原来在中国采购的公司就会选择和中国原来价格相同的地区的该类产品，而不再在中国采购，当然就引起资金的外流。还有一种理解，就是外汇的收入减少，也可以理解成资金外流。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使得国内出口产品的国际成本相对升高，降低了我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造成出口减少。创汇的减少，也等同于资金的向外流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人民币升值，相同美元所换取的人民币减少，很多投资就转向了汇率更好的地区进行投资，这也引起了资金的大量流出。

有吗？应该是资金大量涌入才是吧？

升值了嘛，以人民币计价的东东都更值钱啦，所以大家都来买呀。否则哪里来那么多热钱呢？

2005年最大胆、最富有创意，也最具争议的一个商业构想是买下“沃尔玛”。“买下沃尔玛，这个做法对中国是有战略意义的——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的渠道问题可以解决很多，品牌和价值也可以提升很多，”分析一下，长江商学院院长的这一大胆构想不仅仅是个商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即未来流通资源的主导权对全球制造业大国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同样的问题：如果中国买不下“沃尔玛”，那么后果将会如何呢？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步步高企业老总王填，正是出于保护中小企业发展的目的，联合全国若干家流通企业，提出了《大店法》提案，以此来抗衡国际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家乐福”在中国市场上的扩张势头。但是，这种担忧还不是中国零售业缺乏像“沃尔玛”这样巨鳄的全部后果，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程度很高的今天，一国驾驭和控制全球经济的能力到底反映在哪些方面。

东亚金融危机使我们认识到了金融控制力比制造业的控制力更为重要
上个世纪70-80年代，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从美国开始向亚洲国家转移，在美国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同时，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则凭借外向型制造业的发展而创造了2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80年代，日本凭借着巨大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资本积累而大肆购买美国的不动产，美国成为日本的投资天堂。正当美日经济差距已达到相当有限的程度时，美国联合西方诸国的财政首脑与日本签署了迫使日元大幅升值的“广场协议”，待到由日元升值所引发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衰退的十年。与日本几乎同样的经历在十年后的东亚经济体再次出现，尽管东亚金融危机并非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所要求的货币升值，但是，在外向型制造业长足发展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向东亚提出了金融体系自由化的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的要求，并由此给国际游资提供了可乘之机。由汇率制度的巨变所导致的金融危机，给东亚经济体带来的后果同样也是拉大了与全球经济中心国家的经济差距。
实际上，作为全球经济中心国家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控制着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的市场标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并不在意世界制造业基地处于何方，由谁来控制。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完成了金融自由化调整之后，美国更能够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来实现全球的金融统治，这种金融统治的实质是利用金融危机将全球制造业发展所积累的物质财富，以金融资本作为载体流向美国。全球中心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有三个，即技术垄断、金融控制和市场资源的占有。
从东亚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充分感受到了美国的金融控制对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力主要源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深化，国际金融自由化使得制造业中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国际金融市场都有相应的衍生金融产品与其对应，因此，中心国家只要控制了全球的金融市场，那么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全球经济福利的分配结果。
东亚金融危机使人们看到了金融控制力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反思金融自由化的不利后果，并试图通过对金融主权的控制来保护制造业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成果。

市场资源的占有及突破
对于以外向型制造业发展为主的经济体来说，要真正实现通过维护金融主权来保障制造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也存在着种种困难，原因在于其外部市场主要集中在全球中心国家，而如果后者不能通过金融控制来实现物质财富的转移的话，国际贸易领域的摩擦和纷争就会频繁出现。
对于东亚国家来说，要想突破全球中心国家对市场资源的占有优势，途径主要有两个，其一，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产生出贸易创造效应，这种努力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处于深度阶段，但是收效并不显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现实市场资源的吸引力远大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参与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总是难以避免。例如，2000年后美国与东亚地区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增加充分说明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其二，通过国内需求的增加来调整一国的外部不平衡，以此来减少对全球中心国家市场资源的依赖。然而，这一点对于东亚多数国家来说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人口规模有限，市场开发潜力不大。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则具有一定的内需开发的潜力。

中国零售业所面临的潜在冲击及其后果
东亚金融危机使我们认识到了金融控制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对金融自由化采取了审慎态度之后，市场资源占有的重要性便又凸现出来。如果说中国的内需发展是一项既对调整中国的外部失衡有利，又对调整世界经济结构有益的举措，那么中国零售业的市场竞争秩序就会成为关系到保护中国制造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对待家乐福、沃尔玛这样的零售业巨头就不仅仅是个商业问题了。购买“沃尔玛”的构想就是要用全球最先进的业态形式和经营模式来掌控中国自身的市场资源。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的民族零售企业在经营管理能力、规模经济、成本控制方面与沃尔玛这样的世界巨头之间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管理技术手段的角度来看，IT技术的运用是沃尔玛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沃尔玛在每轮零售IT系统的投资中，都比竞争对手下手更早，力度更大。沃尔玛是最早采用计算机跟踪库存的零售企业之一（1969年），也是最早使用条形码（1980年）、利用EDI与供货商进行更好地协调（1985年）、发射自己的通信卫星（1986年）和使用无线扫描枪（20世纪80年代末）的零售企业之一。现在，沃尔玛又是全世界最不遗余力推行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的公司，技术上的创新使沃尔玛能够不断突破零售企业的规模极限，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与中国企业简单的成本控制方式相比，沃尔玛的成本控制更多强调的是业务模式的创新、流程的优化、员工技能的提高以及能动性增强。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中国无法买下“沃尔玛”的情况下，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市场资源占有权的丧失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后果。这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随着WTO后过渡期的到来，国际零售巨头在中国市场上的扩展势头将会进一步加速，剧烈的市场竞争态势将愈演愈烈。如果中国不能通过对沃尔玛这一全球零售业巨头股权的收购，来解决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力方面所遇到的核心技术、全球销售网络以及发达国家反倾销策略的制约，那么在中国零售业市场的中外企业的竞争很可能出现如下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中国零售企业在面对外资低成本的竞争面前，完全放弃商业零售利润，通过网点规模超常规扩张来追求流通领域的现金流，将商业运作转化为资本运作，即将流通领域的现金流用于其他投资领域，并反过来用其他投资领域的收益来弥补和维持商业运营。如果这种运营成为了中国零售企业，特别是连锁零售企业的普遍模式时，那么中国零售商业企业的资金链会处于一种“紧”运行状态，这种紧运行的资金链一旦出现中断，将会对中国的制造业产生巨大的冲击。第二种可能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国的零售业全面败下阵来，这种结果正好与“中国购买沃尔玛”的构想相反，成了沃尔玛、家乐福等公司收购中国零售企业的网点，这种结果一旦出现，国际零售巨头对中国零售业的控制将会直接导致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物质财富的流失。
2. 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如果中国的流通领域为外资企业所垄断，那么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中心国家利用金融资本统治所实现的吸纳制造业国家积累的物质财富的现象同样也会通过流通渠道来实现，家乐福在中国所收取的进场费，沃尔玛依赖大额订单对中国制造企业的产品压价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作为国际零售企业，家乐福、沃尔玛完全可以利用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中的转移价格来实现利润流向母国的目标，这一潜在的可能性已经从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零售业巨头的全球战略调整的动向中可见一斑。为什么沃尔玛在中国的盈利目标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仍然加快了其营业网点扩张的步伐，这是因为沃尔玛中国公司采取了向其全球配售中心二次采购的方式，沃尔玛在中国每年的订单高达100亿美元，这100亿美元让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在与沃尔玛的交易活动中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沃尔玛中国公司向其全球配售中心的订货则采取的是公司内部价格，这很容易改变沃尔玛中国公司的账面财务状况，避免了沃尔玛在中国的税收负担，而这一点是中国零售企业很难效仿的。另外，为什么家乐福放弃了香港市场而专注于对中国大陆市场的拓展，这是因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的制造业已经开始向大陆转移，香港已不再是东亚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因此，零售业对制造业的控制和操纵的潜力有限。而中国大陆制造业的发展为国际零售业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商品资源，一旦中国的市场资源也被掌握在其鼓掌之间的话，这些企业的商业利润是能够得到充分保证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中国应该对零售企业所面对的外部冲击予以足够的重视，否则，我们从东亚金融危机中认识到的对外部金融冲击的防范经验，就很容易因为忽视了流通领域的防范而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