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a5远景:机床的发展历史

我国机床发展历史（机床与国防工业息息相关）看到的……！（ZT）

数控机床在亚洲除日本外，南韩、台湾的制造能力也比我们强，不过水平差不多。他们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引进日本技术发展的。韩国应该好一点，它有自己自己制造的、已经商业化了的数控系统，但进口到中国的机床，应我们的要求，也换成了日本系统。我们对他们的系统信不过。韩国数控机床主要有两家：大宇和现代。大宇目前在我国设有合资企业。台湾机床和我们大体一样，自己造机械部分，系统采购日本的。但他们的机床质量差，寿命短，惹恼了一些大陆顾客，弯弯的机床目前在大陆影响很坏。其实他们比我们国产的要好一点。但我们自己的差，我们还能容忍，弯弯的机床是用美金买来的，也算“进口”了，用的不好，那火就大了。台湾最主要的几家机床厂已打算把工厂迁往大陆，据我所知，大部分都在上海。

这些厂目前在国内的竞争中，也打着“国产“的旗号，呵呵，他们是最先接受统一的。

近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引起了世界一些主要机床厂商的注意，2000年，日本最大的机床制造商“马扎克”在中国银川设立了一家数控机床合资厂，据说制造水平相当高，号称“智能化、网络化”工厂，和世界同步。今年日本另外一家大机床厂大隈公司在北京设立了一家能年产1000台数控机床的控股公司，德国的一家很有名的企业也在上海设立了工厂。

现在，国家也制定了一些政策，鼓励大家用国产数控机床，各厂家也在努力追赶。但直到目前，我还没听说谁制造出了交流伺服电机和与之相适应的系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有些朋友会问，国产机床如此差，那末，我们的国防工业肯定就不好了，这只对了一部分。我们的国防部门比较清醒，每年都大量进口高精度数控机床，有些是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机床，据说叫什么“不扩散协议”，对这个协议，日本、美国执行的比较好，但欧洲国家基本上不执行，只要你有钱就卖给你。就是美国、日本的高级机床，我们近来也搞来了不少，呵呵，资本主义天生就是追求利润的。

前几天和以往的一个同事聊天，他讲，目前，国内买机床最多的是军工企业，一个购买计划里，80％是进口，他很气愤但也没法，国产机床满足不了需要。今后五年内，这个趋势不会改变。不过就目前国内的需要来讲，一些低档产品订货，只要能拿来，也很不错了。唉，没办法，我们的数控机床目前只能满足“低档”要求。

一个国家由盛转衰而甚至没落，历史的例子有的是。但这些不是小国，就是那些在文化上不可以大书特书的。中国是一个例外。这不是我个人之见。老外学者朋友，一提到中国的历史，都为我们从极盛下降至极衰的这一千年摇头叹息，感到奇哉怪也。

任何国家都有上有落，就是美国也曾经有经济大衰退。但这些都不像中国的例子：从雄视天下到民不聊生；从道德伦理到腐化入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炎黄子孙受到了什么诅咒？

维持一个民族的尊严，文化是极为重要的。英国本土算是小邦，但因为文化有厚度，其尊严历久不衰。我们的文化曾经高不可攀，但尊严也曾跌到无影无踪。这悲剧之悲，应该破了世界纪录。

说中国有优良的文化传统，老生常谈，但还是把我们的文化低估了。近二十年来，神州大兴土木，推土机第一次普及运作，出土文物多如天上星。这些文物，好些是博物馆的专家从来没有见过的。为了好奇，我曾经在这些新的古文物上下过功夫，所得的结论有二。其一，中国古代的文化，比我们历来自吹自捧的高得多。其二，不管骚人韵士怎样哭呀哭的，我们曾经相对地很富有。

然而，今天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在那光芒不可方物的日子中，我们缺少了一个科学传统。零零碎碎的近于科学家的人物是出现过的，但一个传统就谈不上。在欧洲，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牛顿（一六四二？？一七二七）、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等科学天才的崛起，其传统可上追公元前二百多年的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二一二）等人。而本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科学发现？？半导体与基因DNA）？？又可上追牛顿及达尔文。为了应用科学，训练工程师的学院在二百年前已在法国开始了。

我们今天肯定地知道，中国人的数学天分非常高，而就是没有连结队，近数十年来我们拿得科学诺贝尔奖的也有好几个。科学天分我们有的是，但为什么我们没有科学的传统呢？

这个老问题不是我发明的。我个人发明的答案，是历史上我们没有司法制度（JudicialSystem），从来不论法理（Jurisprudence）。而律师这个行业，在二十世纪之前我们是没有的。在欧洲，法律学院始于罗马帝国，那是二千年前的事了。

神州在皇帝之下，治国之道是讲伦理（不是法理），论风俗（不是前案例）。我们试行孔夫子的理想：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我们论孝，也高举儒家学说。不要低贬这些事。以论理、风俗治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费用低廉。昔日包公审案或郑板桥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师、法庭，其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郑板桥是个诗人，精于书画；只因为读过书，就可以大判其案了。

伦理治国费用低廉，在一个不变、安定或缓进的社会中，大有可取。但说到日新月异，风起云涌，伦理治国在三方面要付出大代价。第一方面，在伦理治国的制度下，以读书识字来考什么进士的，求的是一官半职。历史上，从陶渊明到苏东坡到郑板桥，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算是有学之士是没有做过官的。那是说，求学是求官，求生计及一点“治”权。伦理学问可治，科学学问不可治也。读书识字的，或多或少要向伦理那方面下功夫，论什么君子、小人，科学的兴趣也就不容易培养出来。要是我们昔日有司法，法治由律师专业处理，懂得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苏东坡，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是的，我们历来科学人材的缺少，不是没有天分，而是有天分的都讲伦理，谈诗论词去也。

第二方面的代价，是伦理治国会造成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历史上，我们从商的可能富有，为官的学者生活挺不错。余下来务农或工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用不读书识字。以学问治国就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没有一个纯以学问生产而谋生的空间。

第三方面的代价，是伦理治国没有弹性。伦理、风俗、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事，不可以像欧西法律那样要改就改。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与戴维德（A．Director）论法律，他的高见是英国始创的普遍法的费用，比欧洲大陆的成文法为高，但较有弹性。相比之下，我们的伦理治国费用最低，但弹性最少。

弹性不足的伦理，遇到日新月异的发展，风起云涌的演变，就应付不了。我们要搞一个革命才能把辫子割下来！历史上，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家。要是伦理治国有足够的弹性，好些革命是可以避免的。

惊回首，俱往矣！我要再说一次：二百年来，我们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领导人要放弃成见，大胆地引进老外可取的法门，用之于炎黄子孙的天才上。这样，昔日的光芒指日可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