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内膜薄有什么危害:中国古代没有拼音，人们是如何学习语言的？

在中国古代，由于没有拼音字母，所以古人要认识汉字、读出汉字，只好用汉字来注音。这样便先后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注音方式。
　　首先是直音法。直音法盛于汉代。这一点在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后代的经学家把这种方法说成“音某”，也是同一个意思。比如唐代陆德明编写的《经典释文》有“拾，音十”。直音法虽然简单易懂，但是它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候会出现某个汉字没有同音字的情况，比如“丢”字，我们找不到同音字来注直音；有时候这个字虽然有直音，但是那些注直音的汉字比被注音的字更难懂、难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用生僻字注常用字，这是违反学习原则的。
　　另一种注音法和直音法很相似，那就是用同音不同调的字来注音。例如“刀”字，《康熙字典》注“到平声”。“刀”是平声字，“到”是去声字，单用“到”来对“刀”字注音是不准确的，因此必须法“到”字的声调改变了，才能得到“刀”字的读音。同样的，这种注音法虽然比直音法有所进步，但是由于需要改变声调，然后才能读出字音，所以不是很方便。
　　还有一种注音法，就是我们熟知的反切法，又称反音、切。反切法自东汉到清末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对汉字标音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反切法就是用两个字拼出一个音。如“昌”字，音“尺良反”，就是说“尺”和“良”相拼，得出“昌”字的读音。到了唐代，把“反”字去掉，称为某某切，例如“昌，尺良切”。由此可见，反切是一种拼音方法，但是它和现代的汉语拼音不一样。现代的汉语拼音是一种音素拼音，即每个音素用一个或两个字母表示，因此，用汉语拼音注音，既可以用一个字母，如“哦”，也可以用两个字母，如“四”，也可以用三个、四个字母来标注一个汉字的读音。反切是根据声韵原则来进行拼音的，它其实是一种双拼法，总是用两个字来拼音的。
　　反切中第一个字（上字）代表声母，第二个字（下字）表示韵母以及声调。即使是“零声母”，也必须要有反切上字。例如“安”就是“乌寒切”。同样的，即使既有韵头又有韵尾的韵母，也只能用一个反切下字。比如“香”就是“许良切”。
　　由此可见，反切比起上述两种注音方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不可避免的，反切法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反切的上字既然代表声母，就应该只表示辅音，但是实际上每一个汉字都代表一个完整的音节，单纯表示辅音的汉字是不存在的。反切的下字既然是表示韵母的，就应该只表示元音，但是同样的，以元音开头的汉字又是很少的，因此常常必须借用带有辅音的汉字来作为反切用的下字；其次，在音韵学中，反切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反切的上字不一定和它所切的字同“呼”（所谓的“呼”是音韵学中的一个概念，现代汉语中有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以及撮口呼，而中古时期则只有开口呼与合口呼两种）。例如，“乌，哀都切”，其中“乌”是合口呼，“哀”是开口呼。
　　在以后历代中，反切被不断改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广韵》和《集韵》。虽然都是宋代的韵书，相差只有几十年，但是《集韵》的反切已经有了很多的改进。明代的吕坤所写的《交泰韵》，清代的潘耒所写的《类音》，设计出了新的反切方法。
　　但是无论怎么样，用汉字注音都会带有局限性。因此在明朝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了用字母注音的方法。这是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发明的。最早的是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它的出现引发了中国几百年以后用字母拼音的潮流。到了清末民初，出现了切音法，经过改进之后就是我们现在在字典的最后几页上经常看到的注音字母（拼音字母旁边的那种）。

小时候私塾通过记忆，也就是背诵四书五经、千家诗、千字文，私塾先生拿一个尖利的锥子，向书上狠狠一扎，扎多厚，就要背多厚。随着文字难度的加大，单靠记忆就不行了，时间长了容易忘，就要发明一种标音的方法。中国古人的标音方法是：用简单的字标注难度大的字。比如嗣，标音是：音四；种田的种，标音是：音朱用反，也就是zhū，yòng，合成zhòng。

是通过私塾里的先生教的,孩子们要死记硬背的,为什么古代有句"熟读诗书百遍"之说,就是这个原因吧.

先生教什么就是什么了 读音和先生一样

古代没有拼音,人们识字是靠死记硬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