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方肝素钠尿囊凝胶: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谁?

ldzgmh朋友，你好。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南非女作家内丁·戈迪默（1923～）她在1991年的作品《七月的人民》获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
她的主要作品有寓言故事《追求看得见的黄金》；短篇小说集《面对面》、《星期五的足迹》、《不宜发表》等；长篇小说《缥缈岁月》、《陌生人的世界》、《恋爱时节》、《贵宾、《伯格的女儿》、《朱利的族人》等。
以下是内丁·戈迪默的相关资料：
一、内丁·戈迪默生平

内丁·戈迪默（1923年—— ），南非英语小说家。

1923年11月20日，内丁·戈迪默出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业小镇斯普林斯。父亲是立陶宛人，母亲是英国人，均系犹太裔。戈迪默先后在一所修道院学校和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书。她从小个性独立，9岁就开始学习写作，15岁时便在南非的一家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10年之后，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1949年)问世。几年之后，首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1953年)亦出版。迄今为止，戈迪默已经有10部长篇小说和10部短篇小说集问世，此外她还创作和编写了3部评论文集《黑人解释者》(1973年)、《基本姿态》(1988年)和《今日南非创作》(合编，1967年)。

戈迪默生来敏感正直，加之南非的动荡现实激发了她的责任感，这使她几乎在受到缪斯女神召唤的同时，便勇敢地投身于南非黑人的解放事业中。纵观戈迪默的创作轨迹，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与南非的现实密切相关。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种族主义的种种罪恶，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在南非的黑人与白人的种种苦恼，以及他们为种族歧视制度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戈迪默不仅善于描写受压抑的白人心态、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写黑人战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斗争，歌颂为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她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

戈迪默优秀的创作风格还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从50年代起，她就被评论界称为“一颗最明亮的彗星”；数本优秀短篇小说集的问世则使她赢得“短篇小说大师”的称号。她的短篇小说结构精巧严谨，语言简洁凝重，叙述风格丰富多彩，描写角度多变，加之笔触细腻和善于烘托气氛，使她的优秀短篇作品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的出色范例。戈迪默的长篇小说亦令人称道。80年代中已有评论宣称，其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已超乎短篇之上。正是由于戈迪默的创作以其高超的技巧深刻地表现了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她才得以“因为史诗般壮丽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而荣获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二、内丁·戈迪默的文学历程：

戈迪默的早期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但是1970年问世的长篇小说《贵客》则使评论界对她刮目相看，发现她的创作才能不仅限于短篇小说。《贵客》是戈迪默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也是她早期创作中最优秀的长篇代表作。主人公布雷是个生长在非洲的白人。他应邀回到刚刚独立的祖国参加庆典。布雷是10年前被驱逐出境的。当时他担任地区行政官员，因涉嫌参与革命活动而被逐。此次回国令他感慨万分。昔日的战友慕韦塔已经担任总统，其他人也担任了高级官员。但是，当他回到乡村盖拉时，他遇见了老友施因扎。施因扎是革命的功臣，却几乎被新政权遗忘，现在只是一个劳工组织者。不久，布雷便发现，慕韦塔和施因扎之间存在着极深的政治成见。施因扎认为慕韦塔已经背离了初衷，成为与过去的白人政权一样腐败的领导人；慕韦塔则把施因扎看成危险人物和不安定因素，并让布雷向他汇报施因扎的行动。果然，施因扎发动了全国总罢工，慕韦塔派兵镇压。布雷这位被请回国的贵客则在混乱之中被打死。

戈迪默将视角放在权力的腐蚀性上，因此她的细致笔触所揭示的便不仅仅是简单的是与非，而是同人性相关的根本问题。《贵客》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黑人在建立政权、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出现的激烈冲突，表现了人类实现美好的理想的艰难。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年)是又一部以经典的现代小说技巧写成的优秀长篇。小说情节很简单：白人工业巨子梅林买下了一个方圆400英亩的农场。每逢周末和假日，他就来农场巡视一番。梅林认为他有必要将保护自然资源的观念传授给当地黑人，并不厌其烦地发号施令：不许小孩掏野鸟蛋，不许大人乱扔烟头，甚至不许黑人在他的农场穿行。事实上，在梅林刻意保护所谓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他已经同当地的黑人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他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同黑人交往的，因此他成为黑人故土的掠夺者；他以保护土地原有状况的姿态自居，因此成为保护旧秩序、阻碍黑人独立的绊脚石；他无法应付大自然的变化，在暴风雨袭击时不得不逃走，又证明了他原本就是无力去保护自然的。梅林最后的出逃以及不得不将土地交给黑人的结局说明，他的存在和南非的白人政权一样，是违反自然的，不合时宜的。

戈迪默在小说的每一个章节前均引用一段黑人的神话传说，使叙述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这就使故事从平面的描写变为立体的叙述，而读者则可以从神话与现实、历史与现在等多个层面上去寻求作品的意义，强化了内容的张力。

《伯格的女儿》(1979年)是作者受索韦托事件启发而创作出来的一部长篇小说。血淋淋的事件带给作者的思考是深刻而严峻的。伯格的女儿叫罗莎，她的父母因参加反种族歧视的斗争而先后入狱。从14岁时起，罗莎就开始漫长的探监生活，这使她身不由己地卷入了黑人的解放斗争中。她的家庭和经历给予她巨大的影响，使她认识到她不属于欧洲，她必须为黑人服务。但是，罗莎的这一认识并非仅仅显得悲壮和富有诗意，同时也充满着痛苦。正是在描写这种精神的痛苦方面，戈迪默显示了深刻的洞察力。作者通过罗莎的经历说明，白人革命者在参与黑人解放运动时，要同时承受来自白人和黑人两个方面的不理解；而这种不理解又是由这场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必然的、不可逃避的。因此，白人革命者若要投身这场黑人的革命，必须具有双重的牺牲精神。罗莎勇敢地承受了这一切，因此她能够接受“斗争的领导权必须坚定地掌握在黑人手中”的观点，能够理解对“不幸的是白人有篡夺领导权并作出重要决策的习惯”的批评。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表现了她对这场革命中白人与黑人关系的深刻思考。

《朱利的族人》(1981年)将故事情节置于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中，通过处在重大变化中的黑人一白人关系，表现了作者对南非未来的估计。书中的主人公是白人斯梅尔斯夫妇及其三个孩子。他们在国家爆发内战时，由黑人男佣朱利护送着，逃到朱利的家乡。那是个穷乡僻壤，其贫穷程度已超出斯梅尔斯夫妇的想象。他们虽有朱利的悉心照顾，却无法适应贫穷的生活。他们与同住一处的黑人无法沟通，黑人也不能理解这些拥有一切的白人何以无处可去。斯梅尔斯一家生活在恐惧和忧虑之中，最后同救过他们的朱利也闹起了矛盾，爆发了争吵。最后斯梅尔斯一家不得已寄希望于美国人，希望离开南非。

这是一部基于现实的想象之作。它是悲剧性的，但却不悲观。因为斯梅尔斯的三个孩子很快就对村中的现实产生了认同感，和黑人孩子相处和睦。这不仅同成年白人的举止形成强烈反差，同时也饱含寓意。南非确实是充满了病症的国家，对许多人来说，它的现实也许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再严峻的现实也无法压倒人类的未来。南非未来的希望就存在于孩子们身上。戈迪默的许多短篇都是极其出色的。她的早期短篇写得精巧、细腻，已经显露了“惊人的才华”。后期的短篇则以日趋成熟的技巧和冷峻深刻的思想而广受赞誉。《士兵的拥抱》(1980年)就是她后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以书名为题的这篇小说，描写一对同情并帮助黑人革命者的白人夫妇在欢庆革命胜利和随后的时日里，对自己和黑人乃至革命的反思。他们一旦从单纯的兴奋和愉快情感转入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时，就从中发现了种种不合理的存在，这使他们惶惑，也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它通过白人一时无法正确对待黑人领导层在独立后必然面临的种种新问题而与其产生的微妙关系，反映了革命在轰轰烈烈的外表下，还存在着与人性密切相关的数个复杂层面。收入集子中的另一个短篇《城市和乡下的恋人们》也颇有代表性。它继承了作者早期爱情故事的主题，并赋予一种冷峻的气质。小说上篇讲城市里白人男子与黑人女子之间的悲剧性爱情故事，下篇讲发生在乡下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悲剧。上篇中的法庭审理不了了之，却使恋人无法再次相逢；在下篇中，白人男子却因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将自己与黑人女子生下的孩子亲手活活扼杀。法院的处理则证明，扼杀人类爱情与希望的制度必定是罪恶的、应当粉碎的。

三、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学院：

瑞典学院已经决定将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内丁·戈迪默。她是南非人，她的母亲是英国人，她的父亲是立陶宛人。她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种族隔离的种种后果构成了这些作品的重要主题。她生于1923年。

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长篇小说《贵客》(1970年)是她前期创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这部作品结构严谨，简洁含蓄，文体高雅。她极其热切地成功表达了在一个国家诞生时各种事件的纷繁复杂。回国来的前殖民地官员被卷进冲突当中，忠诚感又使他无所适从。事件的进展通过平行发展的主人公的恋爱事件得到反映。他那毫无英雄气概的偶然死亡则对个人在追求未来的伟大游戏中的作用提出了反思。

70年代中期以来，戈迪默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长篇小说技巧。这个创作阶段产生了3部杰作：《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年)，《伯格的女儿》(1979年)和《朱利的族人》(1981年)。每部作品均以其独到的方式刻画了在黑人意识日益增长、精神与物质环境均为复杂的非洲的令人可信的个人立场。戈迪默还以最大的限度提出了白人——即使是仁慈的白人——的特权是否正当的问题。

在这几部强有力的长篇小说中，《朱利的族人》尤其值得一提。索韦托事件为小说的故事提供了背景。白人斯梅尔斯一家遇到了武装暴动，他们在男佣朱利的帮助下逃到了朱利的村子里，他们不得不在腾空了的原始小棚屋中勉强生存。随着时间的流逝，主仆关系由于这一家人越来越依靠朱利而颠倒。小说题目的模糊性则迅速地鲜明起来：朱利的族人就是他服侍的那家白人，但也是他的部落的成员。对于环境所造成的文化与物质上的粗俗化描写得很出色。夫妻之间的交流枯竭了。他试图不用古老的措辞表述新的境遇，“但是词儿就是出不来”。提到妻子时用的是代词：“她。不是‘莫琳’。不是‘他的妻子’”。那些在语言和社交方面均感觉最易适应的人是孩子们。作者在作品中用孩子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成人间的关系是自有原因的。

戈迪默的最新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于1990年出版。它的主题是在一个难以容忍的社会中的爱情，以及存在于通往变化的道路上的复杂情况与种种障碍。情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极为微妙的描述。与此同时，顽固的政治现实则不断地进行干扰。双重的叙述视角使人物描写丰富而多面化，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成份就是妻子在最后所表现的英雄主义。这部小说颇具独创性与启示性，同时又因其富有诗意而迷人。

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不应使我们忘记那些短篇作品。它们简洁紧凑，极为生动，显示了处于创作能力高峰的戈迪默。《短篇小说选》(1975年)提供了一个概况。在短篇集《士兵的拥抱》(1980年)中，正如同名短篇所示，基本主题成功地得到再现。戈迪默的独特的女性经历，她的同情心和出色的文体同样使她的短篇小说具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