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糖指标正常值:历史上，洛阳是不是做过唐朝的国都，我闹不清了，后来才迁到了长安，谁能帮我确定一下。

首先，唐朝拥有天下，李家的关陇军事集团主要依靠的是关东（今天的晋冀鲁豫一带）的豪强武力，如瓦岗军之类，而关东的士人、民众的政治信仰在洛阳，因为自东汉起，魏晋皆建都洛阳，经历五胡乱华，由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现了北方的一统，人心所向在于“天下之中”的洛阳城。从南方讲，南渡的士人多是司马氏西晋朝的达官后裔，他们的政治信仰也在洛阳。
其次，经济上，西安的农耕条件次于洛阳，而且洛阳是大运河的中心，商贸繁华也非西安偏处关西所能比拟的。唐朝天子常常因为漕运不济和关中歉收，而将整个政府机构迁到洛阳，名曰“就食东都”，人称“逐食天子”。
再次，文化上洛阳的地位极其崇高。从语言上看，唐诗的用韵依照《切韵》，而《切韵》正是依据洛阳语音为标准制定的，而不是关西的方言。为了笼络关东的文人学士，唐王朝在东都洛阳设考场，举行全国规模的科举考试。

总的来讲，洛阳在唐代的地位比今天的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

具体的过程是，唐太宗李世民下令修葺洛阳城，号称洛阳宫。曾三次来洛阳处理政务及外事，在洛阳宫居住二年之久。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武则天自立为帝，尊号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以洛阳为都城，将东都改为神都，历时15年。

唐玄宗开元之治29年，以洛阳为都城10年。

公元904年，唐昭宗迁都洛阳，唐哀宗于公元907年被朱温废掉。

关于洛阳的唐都历史（摘自隋唐剑桥史）

武后的统治也不仅仅是搞宫廷阴谋和运用灵活的政治策略去处置反对她的人。她的主宰朝政也包括参与制订新政策。第一个成果是657年末把洛阳定为永久性的东都。②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但在657年，它被正式定为第二个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宫。每个部和每个衙门都在洛阳设分支机构，662年甚至还在那里办起东都国子监。从此，整个朝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长期成为定制。虽然在空荡荡的京师始终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实际上不但整个皇室及其随从，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机构在这几次迁移中也转移一空。
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经之地带来了贫困，他们经过的地区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缴赋税，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所造成的破坏。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七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约有十年在洛阳上朝。682年，朝廷最后一次迁往洛阳，683年后期高宗死后，武后永久性地把朝廷迁往洛阳，一直到701年。
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洛阳需要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时期不断进行。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西北地区的自然中心——当西北贵族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自然政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年前已成为帝国政治势力所在的东部平原附近的另一个中心为新都，这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势力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了。迁都又是一个旨在取悦于许多东北出身的官员的行动，他们在高宗时期当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热心的支持者。
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应洛阳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①
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没提供完整的答案。在朝廷迁往洛阳时期，长安地区有时是繁荣的，而新的东都有时却遭受饥荒灾害。很可能有第三种因素常常决定了迁都，这一因素就是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武后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据说在骇人听闻地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后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因此她感到继续住在长安是不能忍受的。②
她还开始给她自己制造帝王的灵光。庙宇、宫殿和公共工程在洛阳到处出现；在它的中心，宫廷和武后的随从队伍变得越加豪华。唐都长安很快相形失色。武后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主持庄严隆重的礼仪，并且企图在公众的心目中把自己与光荣和经常袭用其礼仪的昌盛的古周朝联系起来。这一过程的高潮发生在689年中国空前辉煌的敬奉宝图的仪式中。
朝廷在706年冬返回长安
当武后迁都洛阳时，帝国的财政已经大有好转。东都靠近中国东部产粮的富饶平原，对它的供应远比长安方便和经济。武后本人于701至703年返回长安之行是出于政治压力；而中宗长期迁都长安也是如此，因为韦后的政治根据地就在关中。政府向西北的这次迁移重新引起了供应京畿这一巨大的后勤问题，因为京畿的人口将近百万，又位于资源比较贫乏、气侯严酷而变化无常的地区；那里的人口逐渐减少，而其中大部分户口又在府兵中服役，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免予纳税。②
向长安运输供应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虽然隋炀帝的运河体系已经为东部平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运输水系，因为它把长江与淮河和黄河连接起来，又接通了黄河与近代天津附近的地区，但溯黄河和渭水而上把粮食和物品送往长安的运输却被黄河河道的淤塞，尤其是被三门峡巨大的激流险滩所阻。在高宗时期，曾打算靠近这些激流险滩筑路，还打算沿峭壁修拉纤的小路，以便船只能被拉过险滩，但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虽然与渭水并行的通往长安码头的运河在672年被疏浚和改善，但从洛阳到长安的运输依然是困难和昂贵的。5000440_0362_2③甚至在高宗统治初期的全盛时期，每年运往长安的税粮似乎只有20万石左右，④657年以后，关中的饥荒总是导致朝廷迁往洛阳，这样做代价很高。
武后把朝廷长期定在洛阳，这样就更加忽视了这一段运输体系，同时使为大平原服务的主要运河体系也日益衰败。到玄宗登基时，在运河与黄河会合地的大坝和水闸闸门已经失修，不能通行。
同时，中宗时期的特征是饥荒连年不断。705年的一次大洪水使河北的17个州受灾，同时淹没了渭水流域。706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旱灾，它从冬季持续至707年夏初，结果造成了关中、河北和河南的饥荒。708和709年又发生严重的饥荒，当时粮食必须通过陆路用大车从大平原和从江淮地区运往长安。①
早在中宗初期，李峤和宋之问已力促他永远迁都洛阳，现在大臣们又重提此议，但韦后利用他对皇帝的影响，加以阻挠。崔湜企图另辟一条跨山区经商州的通往南方的路线，这个尝试是一次灾难性的和劳民伤财的失败。②
中宗之死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睿宗和玄宗的新政权仍很不稳固，所以不可能离开长安，而自然灾害循环反复，不断发生。711年，河东汾水流域发生一次大地震，很多人丧生。712年春长期干旱，另一次在夏初。712至713年渭水流域和长安京畿区发生严重饥荒。714年又有一次严重干旱。
713年玄宗决定迁都洛阳，但他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危机使此行不可能实现。③但是运输体系终于有所改进。陕州刺史李杰被任命为水陆转运使，奉命用陆路拉纤来改造三门峡上游的陕州与洛阳之间的漕运。这一工程大见成效，结果它能每年运粮100万石，此数为高宗时期的五倍。714年，李杰重建汴渠和黄河会合地的水闸，从而恢复了从南方到洛阳的直达交通。④
尽管有李杰的这些成就，对长安的供应问题依然是严重的，部分地是由于关中和西北的军事编制日益庞大，部分地是由于京畿区继续歉收和缺粮，该地在714年遭到破坏性的飓风的袭击，然后又发生严重的旱灾。
但自然灾害的损失不限于关中。在玄宗朝初年，提供国家大部分岁入的大平原也深受打击。715年，河南河北有大的春涝，然后在夏季又发生蝗灾。716年，东部平原甚至遭受更严重的蝗灾，广大地区的粮食全部损失。716和717年，洛水流域有严重的涝灾。在717年，河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被淹，洪水破坏了大片种粮区，并淹没汴渠边的巩县。河南和河北的这些洪水和自然灾害的后果特别严重，因为这两个地区是中国人口最密、生产力最高的区域，政府依赖它们的收入的程度也最大。
717年初，势在必行的事情终于发生，玄宗被迫将朝廷迁往洛阳。与往常一样，此行路途艰难，代价高昂，时间又长；玄宗一行用了24天才抵达洛阳，朝廷留在那里直到718年冬。在以后的20年中玄宗共在洛阳度过9年，朝廷的迁移不下10次，搬动花了很大的代价，并把政务严重打乱。由于规模扩大，管理日趋复杂，这些迁移的费用越来越高，它们必然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资源。①
904年正月，朱温已没有理由留在长安，他便把昭宗迁到由他控制的新近重建的东都洛阳。在旅途中朱温杀害了所有剩下来的皇帝侍从。904年阴历八月，昭宗被朱温谋杀，他的第九子、12岁的李柷嗣位。李柷，按传统称为哀帝或昭宣帝，做了三年有名无实的君主，到907年朱温将他废黜，并建立了自己的梁朝
注：从这部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由英国学者编著的《隋唐剑桥史》来看，洛阳在唐朝的地位是太宗是为行都，高宗时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后，有意转移政治中心，洛阳成为东都，此时是长安洛阳地位相当的两都制，与隋炀帝时近似，此后的一百多年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同为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高宗更偏爱洛阳，后来病死于洛阳贞观殿，高宗死后洛阳成为神都，地位高于长安（长安降为陪都），唐睿宗与唐中宗的登基都是在洛阳，后来武则天在洛阳把唐的国号改为武周，武则天退位近两年后都城迁回长安，但出生于洛阳的唐玄宗因为关中的粮食不够吃，又恢复成两京制，开元年间有十一年皇帝与朝廷在洛阳。安史之乱后，洛阳由于是主要的战场，受到严重的破坏，唐王朝没有力量修复洛阳被毁的宫殿，此时地位与唐朝衰落同时下降成陪都，唐朝末年，长安被朱温毁掉，强迫唐朝的末两代皇帝迁到重建的洛阳共三年。
因此，洛阳的唐都地位是盛唐的一百多年，洛阳有五十多年的是实际首都（唐朝的皇帝与朝廷在洛阳），盛唐时洛阳的地位与长安几乎相当，高宗武则天时政治中心主要在洛阳，唐玄宗时长安地位稍高，但唐朝安史之乱后成了个西域与甘肃的土地全部丢掉，四番不朝，藩镇割据，后来皇帝令出不了长安，宦官可以废立皇帝，朋党相争的极糟糕的朝代后，洛阳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为陪都。唐朝总共有唐高宗、唐睿宗、唐中宗、武则天、唐玄宗.唐昭宗、唐哀帝七位皇帝曾建都洛阳或者移都洛阳，共五十多年（包括武周）。

《浅析武则天定都洛阳的原因》
张美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

英文标题：
摘要： 唐初定都长安，武则天称制后迁都洛阳。武则天定都洛阳有深刻的原因，它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决非仅仅为了避免王、萧二氏阴魂的纠缠，更非单纯出于荒淫逸乐的私欲。
关键字： 武则天，洛阳，政治原因，形势要地

唐初定都长安。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以洛阳为东都。此后高宗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以住洛阳为主，直至在洛阳病死。武则天称制后，于光宅元年（684年）迁都洛阳。她掌权期间，除了长安元年（701年）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年）十月住在长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阳。
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司马光解释说：武则天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1]。《旧唐书》亦载：“后则天频见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如死时状。武后恶之，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复见，故多在东都。”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王、萧两人死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此时距武则天定都洛阳，已近二十年。况且，武则天称帝后，仍然在长安住了两年。因此，仅仅以王、萧两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岑仲勉先生认为，武则天“长期留居东都，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洛阳之取资东南，比关中八百里而近，吾人固不否认，然此实非则天之本意”[2]（P．148）。岑先生对武则天持贬斥态度，其言论并非十分公允。
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3]（P．146）
笔者以为，陈寅恪先生之说很有道理，武则天定都洛阳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就政治原因而言，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近而实现改朝换代的心愿。
武则天尽管贵为天子，但毕竟只是一个女子，她无法扭转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她可以让中宗和睿宗姓武，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李唐王朝媳妇的身份。武则天的这种无奈充分体现在立皇嗣问题上。天授二年（691年），王庆之等人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武则天问王氏：“皇嗣我子，奈何废之？”王氏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1]这种回答不无道理，武氏只好抚慰他离开。后来王氏屡次求见武则天，劝说她立武氏子孙为皇嗣，武则天大怒，命令凤阁侍郎李昭德杖击王氏。李昭德趁势劝谏武则天：“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犤1犦武氏亦以为然。七年后，立嗣风波又起。武承嗣、武三思多次派人劝说武则天立武姓子弟为太子。武氏对此犹豫不决。狄仁杰因谏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纎姑于庙者也。”[1]狄仁杰又借为武则天占梦婉言相劝，吉顼复为武氏具陈利害。至此，武则天才决意立子为嗣。
这种封建正统观念甚至影响了当时的后东突厥汗国。圣历元年（698年）六月，突厥默啜请求与唐和亲，武则天命令武延秀纳默啜女为妃。默啜认为武延秀冒婚，谓人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1]遂囚禁武延秀，并率兵入寇唐地。这虽然只是默啜起兵的一个借口，但却反映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甚大，连正朔观念不强的游牧部族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压力下，武则天不得不在洛阳另起炉灶。这样，既能维持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又能显示出武氏在洛阳的至高无上，可谓一举两得。
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提高洛阳的地位，改东都为神都。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垂拱四年（688年）二月，武则天以僧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天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4]。众所周知，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典、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欲定都洛阳。
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魏思温建议徐敬业：“明公以匡复为辞，宜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1]遗憾的是，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结果兵败身死。陈岳论及此事，叹息道：“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1]由此可见，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
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阳适宜作国都。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5]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6]。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
另一方面，洛阳的地理形势也适宜作国都。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故洛阳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犤7犦的形势要地。这种险要的地理位置使洛阳具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再次，就经济原因而言，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其西端的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为伊、洛、河、济四水交汇处，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经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和经济的繁荣。孝明帝时期（516—528年）洛阳已经成为整个北部中国的心脏。隋炀帝时期长安只存京师之名，洛阳已成为实际上的都城。
反之，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重要性日益不如关东地区。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本来相当发达，故从西周到唐代，长安屡为建都之地。然而自东汉以来，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关中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人口的增殖，统治机构的膨胀，粮食供应成为长安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二是从关东及江南漕运更多的粮食到关中。
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面临着不少问题：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已非秦汉时期可比。关中在遭受几次惨重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以后，水土严重流失，黄土沙化，泾、渭、北洛等河流的含沙量大大增加，灌溉作用日益降低。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1／4[8]（P．178）。二是不断增长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负荷的能力，即所谓“地狭人稠，耕植不博”[4]。高宗武则天时期正处于唐朝人口剧增的时期。据统计，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户数约304万，口数1235万左右①(①目前所见唐初比较完整的户口统计是唐贞观十三年（639年）的数字，保存在《旧唐书·地理志》和《括地志》中，上述户、口数乃各州相加所得的大致数目，并参见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275页。)；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户数约615万，口数约3714万②(②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户数参见《唐会要》卷84《户口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上下两册）；口数参见徐庭云等著：《中国社会通史·隋唐五代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66年间，唐朝户、口数分别超过贞观时期的一倍和三倍。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给京师”[5]。三是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石岂，耗费水量，影响了水利灌溉的效能。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石岂，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9]。高宗后期就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因仓猝出幸洛阳，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
第一个途径行不通，只好转而依靠第二个途径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但亦非易事。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势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运输量却十分有限。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三门天险，隋唐政府都曾进行过改进计划，但效果并不理想。天皇四年（584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今河南孟津县西北）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再达于京师的办法漕运粮食[7]。这样虽然绕过了三门天险，但陆运花费很大，而且小平至陕 州的陆路必需经过险峻的崤、函山谷，风险也很大。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复水运，“诏凿底柱”犤7犦，但仍未能增加漕运量。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褚朗凿三门峡为梁，其后杨务廉又凿三门峡为栈道，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采取分段转输法漕运粮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裴耀卿在黄河、运河和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漕粮先输入东仓，再开山路八十里，陆运到西仓，最后漕运到关中。这样，即缩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运输效率。史载，连续三年，“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5]。三年即省钱三十万缗，漕运费用之高可以想见。“用斗钱运斗米”之言不虚也犤5犦。
另外，唐高宗死后各地的情况更突出了洛阳的优势。当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仅剩关中之地，也“顷遭荒馑，人被荐饥”。惟有洛阳，“鏶、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同时，“太原蓄巨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4]。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定都洛阳，既不存在粮食供应困难，又能节省漕运所需的财政开支，不可不谓明智之举。
综上所述，武则天迁都洛阳，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做出的明智选择，决非仅仅为了避免王氏和萧氏阴魂的纠缠，更非单纯出于荒淫享乐的私欲。武则天迁都洛阳有积极意义，它既适应了政治上改朝换代的需要，又顺应了经济重心东移的历史趋势。
【收稿时间】2002年7月
【作者简介】张美华，女，1974年生，维吾尔族，湖南桃源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1级博士生，专业方向为隋唐史。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参考文献：
[1]《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2]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0年。
[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
[4]《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5]《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6]《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7]《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
[8]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9]《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

武则天改国号武周，迁都到洛阳。隋唐使用两都制。有两个京城，长安和洛阳。

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将洛阳设为陪都，武则天在位时洛阳为国都。

那时的洛阳是陪都，从隋朝延续下来的。真正的政治、经济中心还是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