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2粉装材料: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应通过提高环境成本来调整产业结构，摈弃短视的发展战略，

20多年来，我国传统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利弊参半，在这场进出口贸易交换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资本大量增加，但自然资本损失惨重。目前全国已形成几大块生态危区，南水北调便是一例，华北地区水资源的匮乏已成定局，我国不得不通过花费上千亿元的水利工程来调整资源配置。东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经过几亿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层地表黑土，在世界上也只有乌克兰和美国的中部各有一块。但经过近几十年里毁灭性的开发，我国的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如果不加大这一地区的生态保护成本，一味追求廉价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几十年后这片黑土地便将岩石裸露。我国的羊毛羊绒产品生产对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北地区的生态恶化正在越来越严重。

至于说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更是巨大，每年一两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总起来看，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的贸易成本是巨大的。从比较优势来讲，我国许多出口产品都是在一种比较劣势下生产的。为了更廉价地出口，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

提高中国的环境成本已经迫在眉睫，国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保护措施，例如，对于某些产品不实行出口退税，通过税收政策降低这些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加这一类产品的环境成本。目前，我国要认真检查一些出口行业的真实成本，譬如丝绸、皮革、农产品等，把漏掉的环境成本找回来。通过关税调节，来合理利用国际资源。通过比较优势来淘汰中国那些不具竞争力的产品，剔除那些赔本赚吆喝的出口产品，最后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的目的，这样做，从表面和时间上看，可能影响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利益，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久生存与发展。

总起来看，我国目前还未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特征，即靠资源来换取技术和服务产品。这种贸易的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移山添海式的出口，目前我国的大理石、水泥、生铁等出口已经位列世界前茅。这种贸易的另一种特点是：初级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存在着价格的不平等，初级产品国家要以更多的劳动和资源换回所需的产品。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及时扭转这种贸易结构，最后的结果便资源枯竭，贸易后继无力。目前，这种资源型的出口已经使非洲一些国家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我国近些年来工业产品的出口比例不断上升，加工贸易比例已经较大，但还要注意环境和资源方面的代价。

二、古今重商主义的比较----正视外汇追求的代价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其本质是节衣缩食，其目的是富国强兵，但君主们眼中所盯住的主要目标是黄金。通过出口，赚得国外的黄金。有了黄金，便可以招募和雇佣士兵，进行战争。不过，一味猎取黄金，即使在重金属货币时期，重商主义也具有极大风险。因为当黄金多了的时候，金价也会贬值。当西班牙把拉美的黄金大量输入欧洲时，黄金便大幅贬值。

如果一个经济体在从事出口贸易的同时，相应地进口必需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出口对于任何经济体都是有益的。但如果出口仅仅是为了积储黄金或美元，那么这种追求就极其危险。

今天我国的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以美元为目标的重商主义。在80年代，创汇还是为了进口，但到了90年代下半期，创汇更多地是为了抵御风险。西方金融“大鳄”制造的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为了防范和抵御西方的金融狙击，发展中国家要额外地积储外汇，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国资源的输出和浪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大国的“进贡经济”做了贡献。

如此来看，古今重商主义存在的风险是一致的，那就是目标货币---黄金或美元的贬值。美元在今天是明显被高估的。一旦贬值，发展中国家所储存的美元财富部分将化为乌有。特别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和重金属货币的使用，在这样一个汇率浮动的货币体系下实施重商主义，危险较大。所以传统重商主义的目标必须改变，那就是从紧盯黄金和美元变为重视实物进口，尽可能掌握实物财富，而非货币财富。重视进口的实质是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加快国内的经济建设，但这必须增加国内的需求，也必须有人民币升值的配合。

加大国内需求的途径除了大上国债项目、增大投资外，还有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消费能力，通过减税和增大货币供给等手段，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国内消费适当提高几个百分点。2003年以后，中国的国债投资内容应当向人力资源转移，即加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提高中国的“软力量”。要适当纠正过去见物不见人的投资思想。没有国内需求的启动，中国就难以改变历时已久的外向型经济。但是要想真正启动国内的需求，没有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是难以完成的。因此今天我们要在认识上进行一场彻底的反思。

中国极待均衡发展，中国极待对内发展。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越来越难以靠出口来拉动经济。中国必须通过对内发展来拉动内需。为此，中央应认真考虑对农业税的减免，考虑对农民的补偿。借助外部资源发展内部是中国今后的唯一出路。

特别是要尽可能地避免分割发展，反对奢侈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结果将是贫富分化和两极分化，贫富分化的结果将出现奢侈消费。中国极待重新审视自己的外部需求，哪些外部需求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两极分化和新的贫富分化导致的？如何通过国内调整收入分配来调整对国外的进口需求。

清朝洋务运动时期，清廷为了进口一艘德国的铁甲舰，不惜花费几十万农民的劳动，付出堆积如山的农产品，去换回一条军舰。按当时的物价计算，几百个德国造船工人的劳动相当于中国10万多农民的劳动。这种贸易是以大量资源输出为代价的。但由于买舰是国防需要，尽管代价极其高昂，清政府也要购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这种进口需求。我们把这一类进口需求归结于发展或国防需求。这种需求尽管代价极大，有时也必须付出。

但今天我们要避免另一种需求，那就是奢侈需求。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便要消耗西方的高档产品。为了进口这些高代价的奢侈品而付出通过大量资源和劳动输出换回的外汇，这种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比较严重的中国，尤其要警惕这种贸易目标和外部需求。

总起来说，任何贸易战略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决定的。如果其发展目标是扩军备战，那么，所有的资源最后必然向军备方面聚集。如果目标是高科技、某些工业部门或沿海大城市，那么资源必然向这一领域聚集。如果是以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减少城乡差别、破除二元结构为目标，资源的配置又是一个样。中国今天要深刻检查自己的追求目标。

三、认识“进贡经济”的事实----中国应当平衡进出口贸易

当前，人们把美国的消费当作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贡献，我国出口的增加要感谢美国人的大量消费。但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美国利用美元和强势美元，廉价地赚取世界资源和劳动。

国外有研究表明，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70%，但是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增长仅在0.1%之间。这也就是说，除去进口国的贡献，美国生产率增长并不大。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却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

在重商主义和金本位制下，不断积累贸易剩余的国家积累大量的黄金，从而可以用来支付未来的进口。然而，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体系下，外贸盈余积累的是美元这种未来具有不确定价值的不可兑换货币。而且，这些美元标价的贸易盈余不能转换为出口国自己的通货，因为它们需要储备起来以防止全球金融市场上对该出口国通货的投机性攻击。

当出口国将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美元金融资产时，由于出口的货物多于进口，该国经济从出口中得不到好处。该国将真正的财富拿去换取的是一堆货币符号。除非该国进口等量的货物来平衡贸易，这笔外汇储备才有价值。如果出口国不能平衡贸易，就必须把贸易盈余投资到美国的债券上。如今，我国的外汇储备大约有1000多亿美元投资在美国国债上，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世界经济的一荣共荣。

90年代，美联储巧妙地利用强势美元和高利率来吸引国外资金，回笼大量美元。美元霸权可以使美国通过印刷美元钞票来反通货膨胀，但却导致了美元债务的泡沫化。目前，随着局势的变化，美元泡沫正在破灭，美元贬值的趋势已经显现。中国必须早做防范，及早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

由于贸易不平衡是由过高估价的进口国货币和过低估价的出口国货币所推动的，因此，这种不平衡的单向流动贸易可能由于两种结果而结束，一种是出口国耗尽了它的资源，难以继续，另一种是进口国的贸易赤字水平已经达到过高的程度，出口国不愿意再接受进口国的债务。如果持续实行这种不平衡贸易，那么，出口国便要承担环境污染、低工资、低福利以及日益增长的贫困这些恶果。

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元铸币收入的事实。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占到60%以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1998年，美国发行的现钞有2/3在境外流通，在新增发的美元中，大约3/4被外国人所持有，有7个国家的美元存款占货币供应量的比例超过50%，有12个国家这一比例超过30%－50%。至于说比例在15-20%之间的国家更多。目前中国的美元存款已达1300多亿，约占总货币量的10%。

美元作为载体货币的事实，使美国获得了可观的造币收入，即纸币的面值与印制成本之间的差额。据估计，美国每年获得的铸币收入能占到其GDP的2.5%，那就是两三千亿美元。美国在获得铸币收入的同时，还得到了其他国家为了获得美元而出口的廉价商品。

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进口的急剧增长。新兴经济体不断使自己货币贬值以补贴和扩大出口，从而偿还以美元标记的外债，这样就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美国廉价地进口商品缓和了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尽管美国的货币总量在不断扩大。在这一活动的背后，是美国人以较少的劳动成本换回了较多的商品货物。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巴西前所未有的300亿美元货款，其实质是为了挽救持有巴西债务的美国跨国银行。这将迫使巴西在货币贬值40%的情况下，出口更多的%

人民币升值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应通过提高环境成本来调整产业结构，摈弃短视的发展战略，

20多年来，我国传统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利弊参半，在这场进出口贸易交换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资本大量增加，但自然资本损失惨重。目前全国已形成几大块生态危区，南水北调便是一例，华北地区水资源的匮乏已成定局，我国不得不通过花费上千亿元的水利工程来调整资源配置。东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经过几亿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层地表黑土，在世界上也只有乌克兰和美国的中部各有一块。但经过近几十年里毁灭性的开发，我国的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如果不加大这一地区的生态保护成本，一味追求廉价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几十年后这片黑土地便将岩石裸露。我国的羊毛羊绒产品生产对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北地区的生态恶化正在越来越严重。

至于说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更是巨大，每年一两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总起来看，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的贸易成本是巨大的。从比较优势来讲，我国许多出口产品都是在一种比较劣势下生产的。为了更廉价地出口，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

提高中国的环境成本已经迫在眉睫，国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保护措施，例如，对于某些产品不实行出口退税，通过税收政策降低这些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加这一类产品的环境成本。目前，我国要认真检查一些出口行业的真实成本，譬如丝绸、皮革、农产品等，把漏掉的环境成本找回来。通过关税调节，来合理利用国际资源。通过比较优势来淘汰中国那些不具竞争力的产品，剔除那些赔本赚吆喝的出口产品，最后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的目的，这样做，从表面和时间上看，可能影响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利益，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久生存与发展。

总起来看，我国目前还未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特征，即靠资源来换取技术和服务产品。这种贸易的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移山添海式的出口，目前我国的大理石、水泥、生铁等出口已经位列世界前茅。这种贸易的另一种特点是：初级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存在着价格的不平等，初级产品国家要以更多的劳动和资源换回所需的产品。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及时扭转这种贸易结构，最后的结果便资源枯竭，贸易后继无力。目前，这种资源型的出口已经使非洲一些国家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我国近些年来工业产品的出口比例不断上升，加工贸易比例已经较大，但还要注意环境和资源方面的代价。

二、古今重商主义的比较----正视外汇追求的代价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其本质是节衣缩食，其目的是富国强兵，但君主们眼中所盯住的主要目标是黄金。通过出口，赚得国外的黄金。有了黄金，便可以招募和雇佣士兵，进行战争。不过，一味猎取黄金，即使在重金属货币时期，重商主义也具有极大风险。因为当黄金多了的时候，金价也会贬值。当西班牙把拉美的黄金大量输入欧洲时，黄金便大幅贬值。

如果一个经济体在从事出口贸易的同时，相应地进口必需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出口对于任何经济体都是有益的。但如果出口仅仅是为了积储黄金或美元，那么这种追求就极其危险。

今天我国的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以美元为目标的重商主义。在80年代，创汇还是为了进口，但到了90年代下半期，创汇更多地是为了抵御风险。西方金融“大鳄”制造的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为了防范和抵御西方的金融狙击，发展中国家要额外地积储外汇，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国资源的输出和浪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大国的“进贡经济”做了贡献。

如此来看，古今重商主义存在的风险是一致的，那就是目标货币---黄金或美元的贬值。美元在今天是明显被高估的。一旦贬值，发展中国家所储存的美元财富部分将化为乌有。特别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和重金属货币的使用，在这样一个汇率浮动的货币体系下实施重商主义，危险较大。所以传统重商主义的目标必须改变，那就是从紧盯黄金和美元变为重视实物进口，尽可能掌握实物财富，而非货币财富。重视进口的实质是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加快国内的经济建设，但这必须增加国内的需求，也必须有人民币升值的配合。

加大国内需求的途径除了大上国债项目、增大投资外，还有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消费能力，通过减税和增大货币供给等手段，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国内消费适当提高几个百分点。2003年以后，中国的国债投资内容应当向人力资源转移，即加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提高中国的“软力量”。要适当纠正过去见物不见人的投资思想。没有国内需求的启动，中国就难以改变历时已久的外向型经济。但是要想真正启动国内的需求，没有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是难以完成的。因此今天我们要在认识上进行一场彻底的反思。

中国极待均衡发展，中国极待对内发展。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越来越难以靠出口来拉动经济。中国必须通过对内发展来拉动内需。为此，中央应认真考虑对农业税的减免，考虑对农民的补偿。借助外部资源发展内部是中国今后的唯一出路。

特别是要尽可能地避免分割发展，反对奢侈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结果将是贫富分化和两极分化，贫富分化的结果将出现奢侈消费。中国极待重新审视自己的外部需求，哪些外部需求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两极分化和新的贫富分化导致的？如何通过国内调整收入分配来调整对国外的进口需求。

清朝洋务运动时期，清廷为了进口一艘德国的铁甲舰，不惜花费几十万农民的劳动，付出堆积如山的农产品，去换回一条军舰。按当时的物价计算，几百个德国造船工人的劳动相当于中国10万多农民的劳动。这种贸易是以大量资源输出为代价的。但由于买舰是国防需要，尽管代价极其高昂，清政府也要购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这种进口需求。我们把这一类进口需求归结于发展或国防需求。这种需求尽管代价极大，有时也必须付出。

但今天我们要避免另一种需求，那就是奢侈需求。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便要消耗西方的高档产品。为了进口这些高代价的奢侈品而付出通过大量资源和劳动输出换回的外汇，这种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比较严重的中国，尤其要警惕这种贸易目标和外部需求。

总起来说，任何贸易战略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决定的。如果其发展目标是扩军备战，那么，所有的资源最后必然向军备方面聚集。如果目标是高科技、某些工业部门或沿海大城市，那么资源必然向这一领域聚集。如果是以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减少城乡差别、破除二元结构为目标，资源的配置又是一个样。中国今天要深刻检查自己的追求目标。

三、认识“进贡经济”的事实----中国应当平衡进出口贸易

当前，人们把美国的消费当作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贡献，我国出口的增加要感谢美国人的大量消费。但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美国利用美元和强势美元，廉价地赚取世界资源和劳动。

国外有研究表明，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70%，但是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增长仅在0.1%之间。这也就是说，除去进口国的贡献，美国生产率增长并不大。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却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

在重商主义和金本位制下，不断积累贸易剩余的国家积累大量的黄金，从而可以用来支付未来的进口。然而，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体系下，外贸盈余积累的是美元这种未来具有不确定价值的不可兑换货币。而且，这些美元标价的贸易盈余不能转换为出口国自己的通货，因为它们需要储备起来以防止全球金融市场上对该出口国通货的投机性攻击。

当出口国将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美元金融资产时，由于出口的货物多于进口，该国经济从出口中得不到好处。该国将真正的财富拿去换取的是一堆货币符号。除非该国进口等量的货物来平衡贸易，这笔外汇储备才有价值。如果出口国不能平衡贸易，就必须把贸易盈余投资到美国的债券上。如今，我国的外汇储备大约有1000多亿美元投资在美国国债上，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世界经济的一荣共荣。

90年代，美联储巧妙地利用强势美元和高利率来吸引国外资金，回笼大量美元。美元霸权可以使美国通过印刷美元钞票来反通货膨胀，但却导致了美元债务的泡沫化。目前，随着局势的变化，美元泡沫正在破灭，美元贬值的趋势已经显现。中国必须早做防范，及早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

由于贸易不平衡是由过高估价的进口国货币和过低估价的出口国货币所推动的，因此，这种不平衡的单向流动贸易可能由于两种结果而结束，一种是出口国耗尽了它的资源，难以继续，另一种是进口国的贸易赤字水平已经达到过高的程度，出口国不愿意再接受进口国的债务。如果持续实行这种不平衡贸易，那么，出口国便要承担环境污染、低工资、低福利以及日益增长的贫困这些恶果。

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元铸币收入的事实。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占到60%以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1998年，美国发行的现钞有2/3在境外流通，在新增发的美元中，大约3/4被外国人所持有，有7个国家的美元存款占货币供应量的比例超过50%，有12个国家这一比例超过30%－50%。至于说比例在15-20%之间的国家更多。目前中国的美元存款已达1300多亿，约占总货币量的10%。

美元作为载体货币的事实，使美国获得了可观的造币收入，即纸币的面值与印制成本之间的差额。据估计，美国每年获得的铸币收入能占到其GDP的2.5%，那就是两三千亿美元。美国在获得铸币收入的同时，还得到了其他国家为了获得美元而出口的廉价商品。

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进口的急剧增长。新兴经济体不断使自己货币贬值以补贴和扩大出口，从而偿还以美元标记的外债，这样就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美国廉价地进口商品缓和了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尽管美国的货币总量在不断扩大。在这一活动的背后，是美国人以较少的劳动成本换回了较多的商品货物。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巴西前所未有的300亿美元货款，其实质是为了挽救持有巴西债务的美国跨国银行。这将迫使巴西在货币贬值40%的情况下，出口更多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对于我国广大中小传统出口加工企业在结汇上的损失

http://www.businessweekchina.com/article_p.php?BusinessweekID=831&Colum=中国报道

参考《商业周刊》上面的这一文章

2005年最大胆、最富有创意，也最具争议的一个商业构想是买下“沃尔玛”。“买下沃尔玛，这个做法对中国是有战略意义的——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的渠道问题可以解决很多，品牌和价值也可以提升很多，”分析一下，长江商学院院长的这一大胆构想不仅仅是个商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即未来流通资源的主导权对全球制造业大国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同样的问题：如果中国买不下“沃尔玛”，那么后果将会如何呢？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步步高企业老总王填，正是出于保护中小企业发展的目的，联合全国若干家流通企业，提出了《大店法》提案，以此来抗衡国际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家乐福”在中国市场上的扩张势头。但是，这种担忧还不是中国零售业缺乏像“沃尔玛”这样巨鳄的全部后果，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程度很高的今天，一国驾驭和控制全球经济的能力到底反映在哪些方面。

东亚金融危机使我们认识到了金融控制力比制造业的控制力更为重要
上个世纪70-80年代，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从美国开始向亚洲国家转移，在美国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同时，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则凭借外向型制造业的发展而创造了2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80年代，日本凭借着巨大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资本积累而大肆购买美国的不动产，美国成为日本的投资天堂。正当美日经济差距已达到相当有限的程度时，美国联合西方诸国的财政首脑与日本签署了迫使日元大幅升值的“广场协议”，待到由日元升值所引发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衰退的十年。与日本几乎同样的经历在十年后的东亚经济体再次出现，尽管东亚金融危机并非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所要求的货币升值，但是，在外向型制造业长足发展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向东亚提出了金融体系自由化的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的要求，并由此给国际游资提供了可乘之机。由汇率制度的巨变所导致的金融危机，给东亚经济体带来的后果同样也是拉大了与全球经济中心国家的经济差距。
实际上，作为全球经济中心国家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控制着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的市场标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并不在意世界制造业基地处于何方，由谁来控制。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完成了金融自由化调整之后，美国更能够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来实现全球的金融统治，这种金融统治的实质是利用金融危机将全球制造业发展所积累的物质财富，以金融资本作为载体流向美国。全球中心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有三个，即技术垄断、金融控制和市场资源的占有。
从东亚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充分感受到了美国的金融控制对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力主要源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深化，国际金融自由化使得制造业中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国际金融市场都有相应的衍生金融产品与其对应，因此，中心国家只要控制了全球的金融市场，那么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全球经济福利的分配结果。
东亚金融危机使人们看到了金融控制力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反思金融自由化的不利后果，并试图通过对金融主权的控制来保护制造业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成果。

市场资源的占有及突破
对于以外向型制造业发展为主的经济体来说，要真正实现通过维护金融主权来保障制造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也存在着种种困难，原因在于其外部市场主要集中在全球中心国家，而如果后者不能通过金融控制来实现物质财富的转移的话，国际贸易领域的摩擦和纷争就会频繁出现。
对于东亚国家来说，要想突破全球中心国家对市场资源的占有优势，途径主要有两个，其一，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产生出贸易创造效应，这种努力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处于深度阶段，但是收效并不显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现实市场资源的吸引力远大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参与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总是难以避免。例如，2000年后美国与东亚地区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增加充分说明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其二，通过国内需求的增加来调整一国的外部不平衡，以此来减少对全球中心国家市场资源的依赖。然而，这一点对于东亚多数国家来说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人口规模有限，市场开发潜力不大。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则具有一定的内需开发的潜力。

中国零售业所面临的潜在冲击及其后果
东亚金融危机使我们认识到了金融控制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对金融自由化采取了审慎态度之后，市场资源占有的重要性便又凸现出来。如果说中国的内需发展是一项既对调整中国的外部失衡有利，又对调整世界经济结构有益的举措，那么中国零售业的市场竞争秩序就会成为关系到保护中国制造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对待家乐福、沃尔玛这样的零售业巨头就不仅仅是个商业问题了。购买“沃尔玛”的构想就是要用全球最先进的业态形式和经营模式来掌控中国自身的市场资源。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的民族零售企业在经营管理能力、规模经济、成本控制方面与沃尔玛这样的世界巨头之间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管理技术手段的角度来看，IT技术的运用是沃尔玛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沃尔玛在每轮零售IT系统的投资中，都比竞争对手下手更早，力度更大。沃尔玛是最早采用计算机跟踪库存的零售企业之一（1969年），也是最早使用条形码（1980年）、利用EDI与供货商进行更好地协调（1985年）、发射自己的通信卫星（1986年）和使用无线扫描枪（20世纪80年代末）的零售企业之一。现在，沃尔玛又是全世界最不遗余力推行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的公司，技术上的创新使沃尔玛能够不断突破零售企业的规模极限，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与中国企业简单的成本控制方式相比，沃尔玛的成本控制更多强调的是业务模式的创新、流程的优化、员工技能的提高以及能动性增强。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中国无法买下“沃尔玛”的情况下，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市场资源占有权的丧失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后果。这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随着WTO后过渡期的到来，国际零售巨头在中国市场上的扩展势头将会进一步加速，剧烈的市场竞争态势将愈演愈烈。如果中国不能通过对沃尔玛这一全球零售业巨头股权的收购，来解决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力方面所遇到的核心技术、全球销售网络以及发达国家反倾销策略的制约，那么在中国零售业市场的中外企业的竞争很可能出现如下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中国零售企业在面对外资低成本的竞争面前，完全放弃商业零售利润，通过网点规模超常规扩张来追求流通领域的现金流，将商业运作转化为资本运作，即将流通领域的现金流用于其他投资领域，并反过来用其他投资领域的收益来弥补和维持商业运营。如果这种运营成为了中国零售企业，特别是连锁零售企业的普遍模式时，那么中国零售商业企业的资金链会处于一种“紧”运行状态，这种紧运行的资金链一旦出现中断，将会对中国的制造业产生巨大的冲击。第二种可能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国的零售业全面败下阵来，这种结果正好与“中国购买沃尔玛”的构想相反，成了沃尔玛、家乐福等公司收购中国零售企业的网点，这种结果一旦出现，国际零售巨头对中国零售业的控制将会直接导致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物质财富的流失。
2. 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如果中国的流通领域为外资企业所垄断，那么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中心国家利用金融资本统治所实现的吸纳制造业国家积累的物质财富的现象同样也会通过流通渠道来实现，家乐福在中国所收取的进场费，沃尔玛依赖大额订单对中国制造企业的产品压价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作为国际零售企业，家乐福、沃尔玛完全可以利用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中的转移价格来实现利润流向母国的目标，这一潜在的可能性已经从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零售业巨头的全球战略调整的动向中可见一斑。为什么沃尔玛在中国的盈利目标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仍然加快了其营业网点扩张的步伐，这是因为沃尔玛中国公司采取了向其全球配售中心二次采购的方式，沃尔玛在中国每年的订单高达100亿美元，这100亿美元让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在与沃尔玛的交易活动中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沃尔玛中国公司向其全球配售中心的订货则采取的是公司内部价格，这很容易改变沃尔玛中国公司的账面财务状况，避免了沃尔玛在中国的税收负担，而这一点是中国零售企业很难效仿的。另外，为什么家乐福放弃了香港市场而专注于对中国大陆市场的拓展，这是因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的制造业已经开始向大陆转移，香港已不再是东亚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因此，零售业对制造业的控制和操纵的潜力有限。而中国大陆制造业的发展为国际零售业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商品资源，一旦中国的市场资源也被掌握在其鼓掌之间的话，这些企业的商业利润是能够得到充分保证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中国应该对零售企业所面对的外部冲击予以足够的重视，否则，我们从东亚金融危机中认识到的对外部金融冲击的防范经验，就很容易因为忽视了流通领域的防范而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