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航空网上值机:沈从文和丁玲是因为什么闹翻的？

研究沈从文和丁玲，好象是两个人的问题，牵涉到文化现象、文化人物，把人物考证的特别深入和细致，对我们文学史的描述不会是简单的结论。我在写作过程中，最初的感受要做好做大。
　　关于《记丁玲》及《记丁玲女士》，我们现在看到的《记丁玲》，最早发表是在《国文周报》上的《记丁玲女士》，发表中有很多删节。丁玲晚年79年批评沈从文，她根据的是《记丁玲》这本书，而不是《国文周报》的《记丁玲女士》。
　　为什么当年关系密切的朋友到后来反目，引起沈从文那么大的气愤，还是归到前面讲的，到底这两个作家是一种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被丁玲所说的“低级趣味”的关系，还是在更大意义上文化人物的性格反差和走向。
　　在“五四”时代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在北京沙滩这一带，住在一个院子，三个人是住在一起的。房东的孩子后来写了有的写“同住”，有的叫“同居”，房东的孩子写应该是同住，不应叫同居。在上海租阁楼，三个人也是住在一起，一起在上海办杂志，上海小报也有三个人住一起的报道。
　　从沈从文《记丁玲》，开始一见到丁玲就觉得很可爱，二人都是湘西人，谈的话上有共同语言和乡音，胡也频在追丁玲，沈从文、丁玲二人一讲话就忘了胡也频，胡也频不平，沈从文讲在与丁玲谈话时，从来没有考虑她是一个女性。沈从文这样解释之后，胡也频就比较平静。
　　没发现沈从文和丁玲之间有任何涉及到爱情的记录和文字。他们友谊深到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胡也频被捕之后，包括他去世之后，为了让丁玲母亲不担忧，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写信。后来确实沈从文护送丁玲和她的孩子回湖南，而沈从文的身份是丁玲丈夫的身份。到武汉见到凌淑华，现在能看到的一张照片，丁玲抱着儿子有沈、有凌在武昌的照片。丁玲和沈从文的关系密切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二人在各自写文章里，没有提到二人有什么关系，对历史的考证很难入手，他们的关系不是爱情关系，为什么在胡去世之后，二人关系密切？
　　“五四”男女交往态度比后来是要开明开放，更开放一些。丁玲与沈从文友谊交往比较随便，比较互相帮助。开始丁玲不写小说，做一些杂务，编刊文字是胡也频与沈从文，对那一代人的关系不必太多的从鸳鸯蝴蝶派去想。这样的事，不是我所愿追求和我擅长的。两个作家在各自创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沈从文有性格上的弱点，或是他后来的变化，当年他发表的情歌，因为民歌很多跟性有关系，作家写这个作品、本人的愿望，对方能否引起他的追求，或者热爱，要做个案分析。
　　为什么两个当年关系如此密切的作家后来产生了矛盾，也许是二人之间性格上的矛盾冲突或见解上的矛盾冲突。从大的走向上，二人矛盾是必然的。丁玲是豪放的女性，沈从文是温和细腻的一个作家。从思想倾向上讲，沈从文反对激烈的革命，反对专制，反对把文艺政治化，这是他一生的特点和他的成就所在。丁玲的《沙菲日记》，是最受欢迎、最畅销的女作家。丁玲被捕，软禁在南京，逃跑出来到了延安，后来丁玲追求的是革命的文学，丁玲和“五四”时代的可爱女性作家的面貌已不存在了，而是一个坚定的、热情的、更加粗犷的女作家。沈从文是一个真正艺术性的作家。从他的角度，他认为文学应该写人性，他在《记丁玲》从人性上写丁玲、写胡也频。丁玲在50年代红极一时，55年肃反之时，认为她被捕之后、软禁期间，有自首（？）的历史问题，57年把她打成“右派”。都是周扬在整她，平反之后，她最恨周扬，从当时情况下，周扬控制文化界，各个方面都站上风。丁玲作为一个刚刚平反的作家，被认为有历史问题，不可能对周扬进行批评。《诗刊》找丁玲约稿，丁玲就写了篇《也频与革命》，实际上要向读者向公众表达她是革命的，不是叛徒和右派。文章好像是对沈从文批评得很厉害。谈到性格、两性关系，丁玲用很严厉的“低级趣味”“下流”来批评。
　　丁玲为什么79年不点名的批评指责沈从文，不指责周扬，沈从文给徐迟等好多朋友写信，表示愤慨。意思就是在这个时候，拿沈从文开刀，拿沈从文的不革命映衬她的革命。丁玲这样做和她潜意识或者根本上，她去延安后，她已经是一个革命的作家了，并没有把她当革命作家看待，一再说她是叛徒。沈从文在33年她失踪之后写的《记丁玲》，实在没有必要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提这个事。这个事情值得花精力研究背后的大问题。
　　沈从文在丁玲失踪之后是很愤慨的，胡也频被捕之后也是，为了救胡也频，通过关系去找陈立夫（？）。这种关系无论胡也频去世、丁玲失踪，沈从文从友谊的角度，仗义执言，帮他们的忙，营救他们出来。《记丁玲》完全出于纪念，而不是根据隐私来写畅销书。沈从文是从人性的角度，认为有才华的作家不应该是搞革命。真正的轰轰烈烈的“左联”运动留不下真正的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来批评的。丁玲认为你不是革命者你怎么知道革命者，两个人的矛盾，从根子上讲，是对革命和文学的态度。40年代50年代不可能拿出来谈。当时，丁玲到了延安，沈从文在国统区，完全走的是两条路。
　　丁玲“右派”之后，发生了一件事，象征意义的事件，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之后，被送到北大荒劳改，文代会丁玲作为代表被请参加，沈从文49年到故宫没有从事文学，没受到大的冲击。在冷寂中离开文坛。
　　60年代两人关系有区别的。在文代会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次开完会，丁玲走出会场之后，沈从文在路边等着要跟她打招呼，丁玲走过来，沈从文上去打招呼，丁玲不屑一顾的没有理沈从文就走了。这个细节有什么意义呢？丁玲虽然57年被打成“右派”，她认为自己的革命信念没有丧失，她一直认为她是革命的，被误解。沈从文一直被认为是右翼文人，我也比你右翼文人革命，不愿和你这样的人交往，她依然认为她比沈从文要革命，更是国家的主人。不是两人很具体的个人恩怨造成的。79年之后，平反之后，大家都希望她能对历史有新的认识，有所反思，每个人要正视。寄之厚望的，丁玲后来晚年也让大家感到遗憾。
　　我写丁玲、沈从文这个作品，并不是要站在沈从文的立场，替他辩护。我只想尽量从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叙述两人的恩怨史，解读20世纪知识分子不同的政治走向。这种走向到底政治原因、文化原因、性格原因，哪种因素更大？具体的事物具体的人物上，表现不一样。对这两个人，都起作用。

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作家之间见解上和性格上的性格反差太大，人生志向也不同，矛盾是必然的。
丁玲是豪放的女性，追求的是革命的文学，是一个坚定的、热情的、更加粗犷的女作家。沈从文是温和细腻的一个作家。从思想倾向上讲，沈从文反对激烈的革命，反对专制，反对把文艺政治化，这是他一生的特点和他的成就所在。

沈从文是从人性的角度，认为有才华的作家不应该是搞革命。丁玲认为你不是革命者你怎么知道革命者，两个人的矛盾，从根子上讲，是对革命和文学的态度。丁玲写文章，拿沈从文开刀，拿沈从文的不革命映衬她的革命。

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之后，被送到北大荒劳改，而沈从文49年到故宫没有从事文学，没受到大的冲击，在冷寂中离开文坛。

两个人差距越来越大，就更无法互相理解了。丁玲虽然57年被打成“右派”，她认为自己的革命信念没有丧失，她一直认为她是革命的，被误解。沈从文一直被认为是右翼文人，我也比你右翼文人革命，不愿和你这样的人交往，她依然认为她比沈从文要革命，更是国家的主人。不是两人很具体的个人恩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