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贸新闻广告部:1969年11月10日的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

除非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不然没什么大事。

“你要把这些克格勃分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不能让他们插手你的工作。”这是盛怒之际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在一个少见的坦率时刻给自己的手下出的主意。
致使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心脏病发作的正是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肃反人员。前苏共中央工作人员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别尔诺夫讲述了这一经历：
“我在安德罗波夫的会客室里就已感觉到出了什么事，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药味，几名医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给他打了几针。我进到安德罗波夫的办公室，他正躺在沙发上，气色非常不好。”
尽管当时呼吸十分困难，安德罗波夫仍给出了对付克格勃的这样一个实际建议。如果是在较为寻常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更加含蓄一些。
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尔虞我诈的生活。在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是苏共中央书记，负责与社会主义兄弟政党之间的关系事宜。当时莫斯科有一位来自布拉格的贵宾。根据党内的级别，送他去机场的这一光荣使命落到了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的身上。这是一个谁都不会用迷人和可爱这两个词来形容的人。
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多半是克格勃第九局负责警卫工作的军官弄错了专机起飞的时间，基里连科因此断定他来不及去机场了。据尤里·别尔诺夫回忆说，于是，他以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被破坏为由“粗暴”地申斥了安德罗波夫一顿。倒霉的安德罗波夫坐在自己位于老广场的办公室里，怎么也搞不清楚飞机从政府机场起飞的准确时间，而怒气冲冲的基里连科时不时地打来电话，脾气一次比一次大。
对于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来说，安德罗波夫是一个今后要成为国家最高领导的人，是一个将令人嫉妒的人，在他面前必须小心翼翼。但对基里连科来说，他当时不过是一名手下罢了。就是同级别更高的中央书记的这番谈话害得安德罗波夫心脏病发作。
可以想象，身材矮小、块头如同拿破仑的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是多么地蛮横无礼和刚愎自用，凭借勃列日涅夫的赏识，在严重的脑部病变尚未导致人格全面崩溃之时，他一步步地爬上了国家第二把手的位置。
但就这件事来说，充满传奇色彩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又是多么地胆怯和不幸，政治局委员的一声吆喝，而且还是小事一桩，竟使他一病不起！就这样一个人竟被认为是杰出的有着钢铁般意志的改革家？这件事多半只能说明尤里·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没有主见、容易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并且非常不自信的人，他习惯于躲避冲突，本能上就不会违拗上级的旨意。
基里连科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82年11月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个辞退的人。基里连科当时病得很重，当然不可能工作。但勃列日涅夫没有打发他退休，这是他的习惯，他不愿委屈自己的老朋友。安德罗波夫却要求基里连科写辞职申请。由于基里连科担心自己无力写好如此重要的文件，安德罗波夫就亲自代他写了一份。基里连科只是用颤抖的手誊抄了一遍……

向水手长看齐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14年6月15日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纳古茨卡亚车站的一个铁路电报员的家庭。当他才只有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是位音乐教师，也死得相当早，死于1927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不得不自谋生路，勉强过活。
安德罗波夫的母亲叶夫根尼娅·卡尔洛夫娜·法因施泰国的姓不是俄罗斯人的姓，因此有人说他有犹太人的血统。见过尤里·安德罗波夫的人甚至觉得他的外貌有闪米特人的特征。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发现这些特征……
曾当过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写道，安德罗波夫的声望激怒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次，他在气头上对博尔金说：“安德罗波夫为国家做了什么特别的贡献？你想想，他当过克格勃主席，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了监狱和精神病院，把许多人赶出了国门，可是为什么我国和外国的媒体却并没将他生吞活剥呢？因为他是个混血儿，他们当然不会欺负自己人。”
戈尔巴乔夫关于全世界犹太人惺惺相借的观点与活跃的第一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怀疑不谋而合，这些人似乎还派人去过安德罗波夫的故乡，调查他的族谱。就算安德罗波夫知道同志们认为他的履历表不太清白，那么他已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在克格勃工作期间，安德罗波夫大力打击“犹太复国主义”，这实际上是指禁止犹太人出国，千方百计地压制人们学习犹太人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兴趣，严密监视，以免“非土著人士” 占据过于显赫的职位。克格勃第五局曾成立了一个处，专门同敌对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作斗争……
安德罗波夫是在北奥塞梯的莫兹多克市上的学，就是目前因高加索的事态而经常见诸报端的那个城市。后来安德罗波夫又读完了雷宾斯克水运中等技术学校。
在任克格勃主席时，他作为校外考生参加了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考试。他觉得没有高等教育文凭不太合适。高级党校就是为官居高位、既没文凭又没时间（更常见的是没有能力）接受教育的实际工作领导者而设立的。
后来有人传说他学识渊博，精通英语。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事实。他是想过学英语，但那时他已是克格勃主席，而且以他当时的年龄，又那么忙，这是不可能的。不过，驻外工作的经历，阅读书籍和材料，同知识分子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系统教育的不足。
安德罗波夫在莫兹多克当过电报员、电影放映员的学徒，在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到沃洛达尔斯基造船厂工作，在伏尔加河上航行。当一名海员的愿望看来并不是很强烈。到了岸上以后，他成为一名专职的共青团干部。在自己的这段水上工作经历中，只有一位水手长令他念念不忘，这位水手长牢牢地控制着全体船员，是他心目中的领导者典范。
从22岁起，安德罗波夫一直在共青团和党的机关工作，中间当过大使和克格勃主席。他从未领导过任何一个实际生产部门或任何地区。他在工业、农业和财政方面既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从这一点来说，他的仕途经历同谢列平相似：从团到党，从党到克格勃。这种生活道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国家机构、控制国家的那股神秘力量了解得一清二楚，善于发挥权力杠杆的作用。美中不足的是，关于国家的所有知识都是间接获得的，这些知识来自别人的谈话、材料和部下的分析报告。每天放到中央书记和克格勃主席桌上的数百页秘密文件肯定会使人觉得，对国家发生的事已有了全面的了解。这实际上多半是一种错觉。
在克格勃内部公文对一切情况都不隐瞒的情况下，一些根深蒂固的教条没有受到怀疑。大概正因为如此，安德罗波夫确实以为，国家所需要的主要是整顿秩序、严肃纪律和反对腐败，而不是改革。
在清洗年代，只要能做到明哲保身，团干部很容易飞黄腾达。1937年，安德罗波夫当选为雅罗斯拉夫尔州团委第二书记，翌年升为第一书记。1940年，他被调到彼得罗扎沃茨克，任卡累利阿一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团中央第一书记。
在20-30年代，这块土地就是俄罗斯联邦版图内的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但是，在向芬兰宣战后，斯大林有了长远的谋划。如果这些谋划得以实现，芬兰投降，那芬兰的国土面积大概就会大幅度缩小，而卡累利阿的面积反倒将会扩大。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被预先更名为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其地位被提高到加盟共和国。
领导这一新共和国的是芬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的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他后来成为了安德罗波夫的靠山。库西宁是个有学问、有头脑、性格温和的人，同他交往令年轻的共青团书记获益匪浅。
1935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第一次结婚，妻子是与他同一个技校毕业的尼娜·伊万诺夫娜·延加雷切娃。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儿（1937年生），一个儿子（1940年生）。
女儿叶夫根尼姬成了一名医生，住在雅罗斯拉夫尔。为了纪念爷爷而起名为弗
拉基米尔的儿子两次坐牢，后来在蒂拉斯波尔工作，是个酒鬼，年纪轻轻就死了。
儿子出生后不久，安德罗波夫就去了彼得罗扎沃茨克，他是一人去的，没有带家属。他同尼娜·伊万诺夫娜离婚后又第二次结婚，这次结婚也生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
安德罗波夫对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孩子并不关心。对过去的回忆令他感到不快，他本人几乎从不提起，也不喜欢别人提起他想忘却的事情。
安德罗波夫没有上过前线，他当了4年的共和国团领导。1944年，他被调去搞党务工作，任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党委第二书记，对于一个30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战后他已是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在这一期间，他间接地受到过1949年开始的“列宁格勒案件”的波及。
当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和政府第一副首脑沃兹涅先斯基等主要人物被捕之后，国家安全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出身于列宁格勒的干部。从列宁格勒发迹的党的干部纷纷被撤职，逮捕。彼得罗扎沃茨克也未能躲过这场风暴。当时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知情者的看法莫衷一是。一些人说，在清洗期间，吓坏了的安德罗波夫为了保全自己不惜陷害党内的同志。还有一些人说，安德罗波夫本人也是清洗对象，是那个库西宁又一次挽救了他。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写道，安德罗波夫不是爱记仇的人。有一次，已是克格勃主席的他想知道“列宁格勒案件”期间负责他的问题并差点使他遭到逮捕的那个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不仅没有惩罚这个人，甚至都没打发他退休
不爱记仇和心胸宽阔是值得称道的品质。但是，国家安全机关为什么要留下一个捏造如此卑鄙下流事情的侦查员呢？即使这件事是真的，就能说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内心并没有谴责过自己在卢比扬卡的前任吗？
1952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安德罗波夫从彼得罗扎沃茨克调到莫斯科中央机关工作，1953年调外交部工作，任第四欧洲司司长。斯大林去世后，中央决定派遣富有经验的党的干部去社会主义国家工作。没多久他便被派往布达佩斯，任大使馆的参赞。第二年，也就是1954年，他被任命为驻匈牙利大使。
前国家安全部负责人事问题的副部长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叶皮谢夫去罗马尼亚任大使。曾任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格奥尔基咪哈伊洛维奇·波波夫被派往波兰。
波波夫是个有名的刚愎自用的人，他在波兰的表现仿佛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的政委，一有借口就对党和政府的首脑博莱斯瓦夫·贝鲁特指手画脚，就连波兰农民该怎样耕地，该怎样播种他都要管，到头来还说，就算贝鲁特给他当莫斯科州的一个区委书记，他都不要。
愤怒的贝鲁特忍无可忍，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说，如果他连一个区委书记都胜任不了，那他该考虑自己的辞职问题了。赫鲁晓夫赶紧安慰他。把波波夫从华沙召了回来，花了很长时间给他找工作，最后他被派到弗拉基米尔任一个航空仪表厂的厂长。
由于性格和气质的原因，安德罗波夫大使的表现要明智得多。但他在匈牙利的作用也类似一种钦差大臣。

30辆坦克把大使馆团团围住

内容详尽的文件汇编《苏联和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是学者和档案专家的一项重大成果，这本书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评价苏联大使在那些悲剧性事件中的作用。
3年的大使生活使安德罗波夫学到了很多东西，开阔了视野。他看到，生活可以不单单是雅罗斯拉夫尔或彼得罗扎沃茨克那种样子。布达佩斯向来是一座欧洲城市。即便是在那个年代，大使生活本身也还是能带给人某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况且，新大使才只有4O岁。
但安德罗波夫当大使的时候，正值匈牙利的经济形势由于工业化加快而更加严峻，农民们对农村合作社的思想义愤填膺。令匈牙利人不满的是，苏共20大之后他们连苏联的那种换班都没有发生，于是他们要求更换领导，首先是独裁的国家领导人拉科西·马加斯，并且为所有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斯大林派去的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曾帮助匈牙利同志发动了一场血腥清洗……
安德罗波夫大使坚定地支持拉科西，他疑心重重地关注着早先遭到惩处的卡达尔·亚诺什重返政坛，认为他在政治局的复出是“对右派和蛊惑分子作出的重大让步”。卡达尔战后曾任共产党副总书记和内务部长。起先他参加了政治运动的组织工作，后来却因莫须有的指控而被判终生监禁。虽说后来为他恢复了名誉，但他身上已贴上了不信任的标签。莫斯科害怕对惩处怀恨在心会导致卡达尔加入反对派。
通过对一些文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布达佩斯大使馆所接触的只是一小部分遵循教条主义路线的人，并依据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情报作出结论，向莫斯科通报。赫鲁晓夫当政时，克格勃的意见是无法同大使馆相提并论的。
匈牙利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向安德罗波夫详细讲述政治局和政府的会议内容以及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一些非正式谈话，并不失时机地猛说自己的政治对手和反对派的坏话。
如果阅读一下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发回的密码电报，你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匈牙利的惟一问题在于一小撮“右翼”分子在妨碍国家正常工作，只要处理了这几个人，就能使政治局达到团结一致。可到后来才突然发现，人民起义了……
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为什么电报中反复出现纳吉·伊姆雷这个名字，为什么所有人都害怕他重返政坛，可他终究还是回来了？大使馆似乎因纳吉回来而吓得瘫痪了。到后来才明白，他是匈牙利最受欢迎的一位政治家，人们希望他能上台执政。
纳吉·伊姆雷并非等闲之辈。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俄国人俘虏。他拥护革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到匈牙利从事地下工作。
1930年他回到了莫斯科，在这里生活了15年，在共产国际的国际农业研究所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1945年后他当过部长，领导过匈牙利政府，后来被打成“右倾分子”，所有职务都被解除，并被开除出党。
1989年夏，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把自己部门档案中的一叠文件交给戈尔巴乔夫。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纳吉·伊姆雷战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员。他是1933年被招募的，向情报机关报告过在苏联避难的匈牙利同胞的活动。
这使纳吉免去了牢狱之苦。1938年3月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局的肃反人员逮捕，但他在监牢里总共只呆了4天。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四处（特别处）站出来为他说话，于是这位匈牙利未来的总理获释。
为什么克留奇科夫要把文件从档案中取出？他在给戈尔巴乔夫的附函中说到了这一点：
“纳吉的头上笼罩着一个光环，他被说成是一个受难者，一个不贪私利的人，一个特别诚实而又恪守原则的人。在所有关于纳吉的颂词中，说的最多的就是他是一名‘彻底的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战士’，是‘民主和彻底改革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匈牙利媒体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直截了当地表示，是迫于苏联的压力，纳吉才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并被处决。”
克留奇科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在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工作过，看来他极其仇恨纳吉·伊姆雷，为此不惜打破特工的神圣规则，泄露了秘密工作者的姓名。克留奇科夫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容易激动的人，但他却未能忍住不告诉匈牙利人：瞧，你们的民族英雄是何等货色！
收到这些文件后，匈牙利的历史学家们愤怒了，说这是赝品，文件是伪造的。但文件多半是正本，因为当年所有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都要被迫报告关于敌人的情况。如果你不揭露人民的敌人，你算什么共产党员？如果你不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你算什么布尔什维克？
纳吉·伊姆雷的改革思想是一整套的经济改造构想，匈牙利人想把这一构想付诸实施。匈牙利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反对派，他们看到，南斯拉夫人在按另一种方式建设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波兰人也开始在没有莫斯科指示的情况下解决内部问题。
1956年10月，纳吉·伊姆雷在党内的地位得到恢复。波兰的例子使纳吉深受鼓舞：1949年被指责为右倾民族主义并遭到逮捕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波兰得到了平反，并官复原职。哥穆尔卡成为波兰的首脑。既然莫斯科同意了波兰的那种变革，那么它可能也会允许匈牙利步其后尘？
波兰当时的事态同样非常严峻。工人们走上街头，高喊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口号。科涅夫元帅接到了向华沙调集苏联军队的指示。波兰的将军们，尤其是苏联傀儡较少的内务部队中的将军们警告说，他们将向苏军开火。
不顾莫斯科的意志，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被选举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认识到，最好不要干涉。
被斯大林在1949年派到兄弟国家波兰工作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被赶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失去了国防部长职位。他回到莫斯科后痛苦地说：“在俄罗斯我向来被看作波兰人，而在波兰我又被看作俄罗斯人。”
匈牙利代表团被邀请到莫斯科讨论波兰形势，但没曾想匈牙利事态反倒跃居首要地位。布达佩斯发生了交火事件，游行示威者推翻了斯大林的巨大雕像。
安德罗波夫大使仍坚持认为，全部症结在于匈牙利政治局的优柔寡断，在于毫无原则的让步。大使馆所倚重的是没有得到人民拥护的人。就连共产党人也说，他们希望建设匈牙利式的，而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大使馆知道匈牙利最高领导层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微小的细节，相互之间的微妙关系，甚至连一些迹象也一清二楚。但反对派领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大使馆一无所知。
10月23日，先是被禁止，后又得到允许的大学生游行示威变成了大规模的抗议当局的行动。
安德罗波夫大使直截了当地要求苏军驻匈牙利特种军军长把部队开进布达佩斯。但对方回答说，他需要有国防部的命令。
安德罗波夫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总参谋长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通过高频通信线路给军长打电话，下达了命令。原以为只要苏联坦克一出现，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就像1953年6月17日苏联干涉柏林后的那种情况一样。
但匈牙利人开始抵抗。他们向苏军射击，向坦克投掷装有可燃混合物的瓶子。苏军无法使城市平静下来。匈牙利军队不帮他们，抵抗战士越来越多，人数达到了数千。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开枪，用坦克炮和机枪扫射民宅，这些行为使反苏情绪进一步高涨。
应民众的要求，纳吉·伊姆雷成为政府的首脑。他请求苏联军队撤出首都布达佩斯。
在莫斯科发生了意见分歧。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是生活在共产国际年代，不应该向兄弟党发号施令。在波兰，赫鲁晓夫冒着风险指靠哥穆尔卡：尽管他不太听莫斯科的话，但他控制住了国家。而在匈牙利，他决定支持纳吉的政府，把军队撤出布达佩斯。坦克撤走了。这不是诡计。赫鲁晓夫已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必须重新修订过去的原则。
但军队刚一撤走，布达佩斯就发生了流血事件：一群人对首都市党委的工作人员进行惩罚。匈牙利安全机构的军官因穿着总务处统一发放的黄色靴子而被认出。他们被头朝下吊在树上。
这使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这期间正好爆发了中东战争。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向前不久刚同苏联建立亲密关系的埃及发动进攻。莫斯科不希望在埃及必然失败的背景下在匈牙利又一次遭受失败。况且已弄清美国和西方不会出面保护匈牙利。
克里姆林宫决定再次出兵，而且这一次要果断行动。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首先提议，既然现政府表现“不好”，那就在布达佩斯建立一个可靠的政府。开始寻找政府首脑的候选人。有两个人选--卡达尔·亚诺什和内务部长明尼赫·费伦茨。两人被转移到苏军驻地，又被送至莫斯科面试。卡达尔更受欢迎，在稍许犹豫之后他同意领导政府。
当安德罗波夫大使在布达佩斯愤怒地对纳吉·伊姆雷说，他同明尼赫和卡达尔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时，他俩已随同苏军一起回来了。他们呆在负责指挥行动的科涅夫元帅的大本营里。卡达尔是被苏联的装甲运兵车送回来的。
赫鲁晓夫后来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一次秘密谈话中解释说：我们不能允许匈牙利复辟资本主义，因为在我们苏联，人们会说，斯大林当政时没发生这种事，而这些批判斯大林的人却丢掉了一切……
在中央主席团成员彼此间坦率的谈话中，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没想过要说匈牙利事件有西方插手，是西方间谍策划的。他们清楚地知道，起来反抗他们的是人民，匈牙利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他们推一可以指望的就是苏联军队和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一小撮人。
入侵的苏军人数为6万人。
大部分匈牙利军人都没有抵抗，知道这无益于事。但有些部队选择了战斗，数千名起义者加入了他们队伍。他们有几辆坦克，一些大炮。他们甚至使用防空武器打下了一架苏联飞机。
苏联大使馆安然无恙，因为有30辆坦克保卫着大楼。在布达佩斯经历的恐惧永远地留在了安德罗波夫的记忆中，据说他妻子所受的打击尤其沉重。
11月1日，纳吉·伊姆雷总理声明废除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
他发表广播讲话，通报了苏联的武装干涉：“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开始向我们的首都发动进攻，明目张胆地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政府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抵抗力量在苏军大炮和坦克的密集火力下逐一被消灭。
在匈牙利事件中，苏军总共有640人被打死，1251人受伤。匈牙利人的损失共计为2652人被打死，19226人受伤。
卡达尔政府向矿工游行队伍开枪，禁止工人委员会的活动，逮捕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解散作家协会和新闻工作者协会。批准成立了战地军事法庭，并赋予其快速作出死刑判决的权力。卡达尔得不到国内的支持，在苏联同志的影响下越来越残酷无情，这让莫斯科感到说不出来的高兴。
被推翻的纳吉·伊姆雷和几名仍忠实于他的部长及其家属躲进了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卡达尔表示将保证他们不受侵犯，并允诺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于是纳吉和其他一些人同意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
在汽车上，一名苏联军官紧挨着他们坐下，似乎是为了把他们所有人各自送回家。车上有两名南斯拉夫外交官。但汽车出人意料地停在苏军代表处的楼前，苏联军官迫使南斯拉夫外交官下了车。随后苏联装甲车团团围住这辆汽车，纳吉和他的同事及家属被送到罗马尼亚。起先他们处于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监督之下，后来他们被投进了监狱，1957年4月17日，他们被送回匈牙利。卡达尔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
纳吉·伊姆雷、其国防部长毛莱戴尔·巴尔及另外几人被判死刑，其余的人被判处年头不等的监禁。纳吉拒绝请求赦免。据说行刑时卡达尔在场，事后他给赫鲁晓夫打了电话。这件事还牵扯到某些个人因素：卡达尔坐牢时曾受到痛苦的折磨，他认为纳吉·伊姆雷是造成自己痛苦的元凶……
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所得到的主要教训简单而又明了。他看到，如果党疏于意识形态的监督，那它会轻而易举地丧失国家政权。其他任何东西，无论经济困难，还是敌人的间谍，都不能断送党的政权。
社会主义制度生存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
教训的严酷性还在于，在害怕失去权力的同时，安德罗波夫还体验到了一种纯粹的生理上的恐惧。他亲眼目睹匈牙利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如何遭到私刑拷打。他不希望这种事也发生在他的身上。
据说，在布达佩斯经历的事对安德罗波夫的妻子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她开始经常闹些小病，而他则逐渐失去了完整的家庭生活，只好一味地工作……
外科医生普拉斯科维妞·尼古拉耶夫娜’莫申采娃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秘密》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在苏联卫生部所属第四局30多年的工作经历，她在书中也谈到了安德罗波夫的妻子：“她不止一次地住进神经科，不住地要求给她打针……她只不过是疑心自己这里有病或那里有病，要求使用麻醉药。她对镇静剂不屑一顾。看来，从年轻时她就已对麻醉药习以为常。现在我觉得，这是医生的过错。只要听到她丈夫的名字，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害怕，对她的任性要求作出让步。是医生使她对麻醉品上了瘾。”